元代亦集乃路的渠社

在《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里,有关于元代亦集乃路渠社的记载,这是第一次以珍贵的文书资料记录了亦集乃路设立基层组织的情况,而且也是第一次揭示该路基层组织的特殊之处――不是以自然村落为单位,而是以渠道长短为单位建立的渠社制度。同时,关于渠社的记载也证实了甘肃行省确已建立村社制度。也可看出有元一代在农村设立村社的广泛性。本文通过文书材料,探讨亦集乃路渠社制度的相关情况。     

村社赋权何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以四川战旗村村社组织再造过程为例

拥有多维复合型权力的村社组织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关键，而不同来源的村社赋权塑造了乡村治理能力的不同面向。基于村社赋权的分析框架，对四川战旗村村社组织再造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村社组织的权力来源于乡土社会、国家与市场的递进式赋权。首先，乡土赋权是一种内源性的赋权，村社内生的土地资源与社会资源赋予村社组织丰富的实践权力，形塑村社组织的连带式治理能力，促进村庄社会秩序和公共价值的再生产。其次，国家赋权是一种“能促性赋权”，即通过党建、试点、项目赋权赋予了村社组织能动性的政治权力，强化村社组织的统合型治理能力，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一核多元”的乡村治理体系，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最后，市场赋权遵循着一种嵌入性赋权的逻辑，在资本、人才和技术赋权的过程中为村社组织提供可持续运作的市场权能，增强村社组织的经营型治理能力，有利于在维系乡村治理秩序的基础上促进乡村发展与共同富裕。因此，无论是乡土社会，还是国家和市场，都要注重赋予村社组织可支配的资源与权力，在此基础上增强村社组织的治理与发展能力。     

资源赋权、村社再造与乡村共同富裕——基于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经验诠释

乡村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资源赋权-村社再造”的分析框架,对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促进共同富裕的微观运作机制进行解构发现：资源赋权与村社组织再造合塑了乡村共同富裕的资源基础与主体能动性,其中,国家资源的嵌入性赋权以项目、精英、制度等资源理性嵌入性赋权的方式形塑了村社组织的政治统合机制,再造了村社组织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组织轴心,有利于促进乡村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与分配正义;乡土资源的内生性赋权通过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与乡土空间内部的文化网络等赋权方式聚合了村社组织的社会动员机制,重构了村社组织与乡土社会之间的利益、文化维度的关联网络,激活了村社成员参与乡村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市场资源的发展性赋权借由资本与人才赋权方式缔造了村社组织的经营村庄机制,在村企共建与联动式发展的过程中撬动了乡村共同富裕的可持续发展动能。因此,乡村共同富裕既需要国家、乡土社会与市场的协同参与和有效赋权,也需要建构以村社组织为本位、以农民为主体、以乡村公共利益为旨归的发展模式。     

乡村振兴的内源式建设路径研究——基于村社理性的视角

乡村振兴的实质是依靠乡村自组织地深度参与，以产业升级实现村庄整体性变迁。这与村社理性内在逻辑具有一致性。村社理性中反复博弈、完全信息、有效制约等工具功能，不仅可以降低乡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成本，还有助于建立利益结合紧密的合作组织，为乡村振兴打下统的基础。而具有血缘和村落共同体文化认同的村社理性，在治理上具有保护型的特征，有利于乡村深度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村社理性中的熟人社会的特质，模糊化利益，使得乡村可以通过内部化机制化解外部经济风险，对乡村的产业升级具有积极的作用。有效地发挥村社理性在乡村振兴中的功能，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乡村少数民族社区的制度建设研究

乡村少数民族社区制度建设总体上与全国农村的制度建设同步,但在实际运作中的少数民族乡村社区其制度建设发展滞后,主要表现在乡镇与村社关系不同程度的易位：一是乡镇对村社管理越位。表现为乡镇政权习惯用行政化的手段干预村社自治与村社之间的关系带有较强的传统制度色彩。二是乡镇管理缺位。乡村民族社区长期处于封闭的＂二元＂体制下,面对全面开放和乡镇权利回归的大形势,乡村民族社区在制度、思想和能力等方面都缺乏应对准备,致使乡村治理与服务功能出现紊乱和缺失。三是乡镇管理错位。在一些民族社区,特别是资源丰富和发育程度较高的社区,与乡镇的关系呈现出强态势,乡镇的权力被虚置,出现乡村关系倒挂现象。笔者认为,乡村民族社区的制度建设应从三方面入手：一是真正赋权乡镇政府,实现越位＂回归＂;二是发展民间组织,特别重视发挥传统民间组织的作用,三是创建多中心网络结构体制和以农民为中心服务运作机制。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共同富裕:逻辑关联、实践过程与路径选择——基于“战旗道路”的经验观察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与核心载体。基于“组织统筹、制度驱动、市场经营”的三维分析框架,对战旗村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驱动乡村共同富裕的运作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组织统筹维度,基层党组织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组织轴心,承担着政治引领与利益协调的角色,有利于促进实质意义上的分配正义;在制度驱动维度,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股份合作赋予了村社集体与村社成员边界明晰、权责明确的财产权利,有利于促进集体资产的优化配置和保值增值,并从制度和程序上保障资源的分配正义;在市场经营维度,利用管理赋能和产业融合的方式拓展了市场需求,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为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和乡村共同富裕创设了可持续的发展动能。因此,要通过完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体系、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构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机制等方面促进新型集体经济发展,以驱动乡村共同富裕。     

农村公共品的“赋能型供给”：价值内涵、逻辑机理与运作机制——以开镇小微项目的创新实践为例

农民动员缺位和参与性不足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是制约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项目制供给中的政府包揽代建模式内含着行政替代组织的实践逻辑，会由于基层村社组织的失语和脱嵌陷入动员困境，引发项目进村实践梗阻。“赋能型供给”的基层创新实践是对政府包揽代建模式的优化，实现了从“替代组织”到“赋能组织”的逻辑演变。地方政府能够在项目分类基础上，优化项目进村的建管制度，将小微项目下放到村社内部，由行政村和村民小组进行自主治理。“赋能型供给”是政府以村庄对项目的依赖性为基础，通过适度放权和有节制的行政干预，从资源、权力和规则三个层面，以属地化包干、约束型自主和制度化参与实践机制为基层村社组织进行综合赋能，使其成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结中介和动员载体。通过重塑国家—基层村社组织—农民的互动结构，形成一个可以深入农村社会进行强动员的基层组织体系，有效化解“最后一公里”难题，提升公共品供给效率。“赋能型供给”创新实践为项目制背景下如何实现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提供了一个可行思路。     

资本回乡背景下农民合作的内在结构与组织实践——基于鄂中林村美丽乡村建设的案例分析

如何促成农民的联结与合作,是乡村发展与治理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将农民的自组织合作视为一种集体行动,并基于集体行动理论,通过考察鄂中林村美丽乡村建设的案例实践,论述农民开展自组织合作的实践过程,并对促成合作的发生机制和行为逻辑展开具体分析。研究发现,关键群体的成本分担、信任网络的组织建立与村社内部的行动伦理,共同形塑了农户的合作意愿与合作能力,并最终促成了合作的达成。其中,经济精英返乡解决了启动合作的资源提供和制度供给难题,为合作提供了前提基础;资本回乡与能人治理培育了维持合作的信任结构与制度力量,为合作提供了约束保障;村社成员的行动伦理与情感道义塑造了独特的成本 收益分配方式,为合作的达成提供了重要支撑。据此提出,美丽乡村建设应该同样重视村庄内部自组织力量的建设,以保障乡村发展与振兴的持久动力来源。     

村社空心化的形成及其治理逻辑——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范式

乡村社会能否有效运行与村社的内聚程度及其结构功能紧密相关。“村社空心化”即是在村社结构不能有机整合导致对应功能运转不畅所引发的乡村社会整体运转失序的一种状态。在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范式下,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的考察,认为现阶段“村社空心化”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表现形式：集体层面的“权威空心”、精英层面的“人才空心”、个人层面的“合作空心”。研究认为,“共同体”是应对村社“空心化”困境的一种有效路径,可以通过“村社共同体”的重塑和“城乡共同体”的建构,来消弭“村社空心化”的多重困境,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均衡。     

村社主导:资本下乡推动农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路径

实现资本与农村资源的有效整合是利用资本下乡推动农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前提。调研发现,农村资源及其支配主体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受限于市场交换互动模式的有限适用性,资本主体无法与农村资源主体形成良好互动,因而难以自行整合农村资源。村社组织具有“四位一体”的角色属性,可以灵活对接资本主体与农村资源主体。由村社组织主导农村产业发展时,可以将“资本整合农村资源”的过程转化为“村社组织整合资本与农村资源”的过程。村社组织一方面可以依靠利益互嵌实现与资本主体的有效互动,另一方面可以依靠“四位一体”的角色属性实现与农村资源主体的灵活对接,进而充分整合资本和农村资源,推动农村产业振兴。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村社组织的主导作用。     

基层组织嵌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理论契合、路径选择与改革方向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是农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之生态宜居的客观要求。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国家顶层提出基层组织作为基本单位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结构。研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从优势、治理嵌入以及制度安排方面阐述基层组织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理论契合,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梳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路径选择,提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未来的改革方向,为基层组织有效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驻村帮扶“接棒治理”的逻辑与归宿——基于豫南L行政村的田野调查

有效贫困治理需要强有力的村社集体,然而，废除农业税之后，乡村基层组织越来越“悬浮”于农民。随着国家扶贫政策的实施和大量扶贫资源持续输入农村，软弱涣散的村社集体却失去了与国家资源对接的能力，造成贫困治理的“内卷化”。村社集体的内生活力某种意义上需要外部力量予以激活和再造，以”第一书记”为代表的“驻村帮扶”是贫困治理的一种有益探索。驻村帮扶本身是连续性的，成员通常由同一单位选派，类似于接力赛，故称之为“接棒治理”。“接棒治理”能够为理解驻村帮扶贫困治理实践提供一种可取视角。在“接棒治理”的框架内，由同一单位选派的驻村帮扶成员有着共同的身份认同，在目标上是一致的，都旨在最大限度地为帮扶对象争取更多的资源、多办实事。作为外部嵌入力量，驻村帮扶不可避免地对村庄内部治理秩序产生影响，但由于退出机制的确定和可预期，驻村帮扶下的“接棒治理”不会完全改变村庄内部权力格局，更不会对村庄自治造成破坏，其旨在培育并回归自治，将“接力棒”最终交接给村社集体。     

合作社嵌入乡村社会治理：实践检视、合法性基础及现实启示

多元合作共治下农民合作社日益成为乡村社会中不可忽略的治理主体,不论是在政府强力推动下,抑或自主嵌入乡村社会与其他治理主体联合,均体现出组织形态变迁中新事物的内在生命力。在质性研究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对合作社在农村基层治理存续进行了实践检视、合法性基础的描述以及对现实启示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其集经济实力、组织认同、权威基础于一体,为农村市场转型、农业分工制度建设提供组织动力,对乡村治理新模式构建、村社协作共治具有现实价值。     

漫谈近代以来乡村基层组织的演变逻辑

中国的近代史是充满着屈辱与抗争的历史。为了实现民族国家的崛起,自清末新政以来,中国的历任执政者先后都掀起了国家政权建设的热潮。国家政权建设首先必须解决的是乡村基层组织的制度建构问题,借此保证国家能够有效地从小农经济剩余中提取国家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原始积累资本。本文对近代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乡村基层组织的特点与运作特征进行了描述性演绎,展示了乡村基层组织在不同体制环境下的生存逻辑与运作逻辑,并在本文的最后讨论了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使命与乡村基层组织的变革问题。     

乡贤治村:主体角色、制度契合与实践机制--基于赣南农村乡贤治村实践的考察

基层组织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不同于中农治村、能人治村、富人治村等,乡贤治村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重构了双轨治理的结构和机制,既能够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也能够嵌入乡村社会激活乡村社会内生性活力。通过考察赣南农村的乡贤治村实践,探讨了乡贤治村的制度建设与实践机制。研究发现,村庄熟人社会是乡贤主体角色与乡村治理相适应的内部调适器,以乡贤为首的村庄精英群体结构再生产在村庄治理中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激活乡村社会内部资源。村庄内生需求与乡贤组织建设是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关键因素,村庄公共事务是新时代乡贤参与基层事务的载体,政府积极引导乡贤组织自我建设保证了乡贤治村的正规性和规范性。乡贤参与基层治理是完善基层组织建设,以人才振兴推动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     

“结平衡账”：农户主导型农地确权模式探索

在当前我国农村土地确权工作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来自国家层面的政策供给往往会被农村基层组织创造性地使用,使得确权实践体现出一种村社内部“结平衡账”的现象和功能,即基层组织通过召集村民多次开会研讨、民主协商,兼顾村社内部已经多元化的利益诉求,最终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土地确权方案。如此,不仅完成了国家“自上而下”要求的土地确权任务,而且也实现了农民“自下而上”要求理顺村社内部关系的目标。村社共同体内部成员构成的不断变动与我国农村地权政策的相对稳定性之间的矛盾,是需要进行以土地调整为主要内容的“结平衡账”的关键原因。村社内部“结平衡账”机制是确保农村社会稳定的核心机制,也是解决“三农”问题乃至国家涉农政策下乡过程中的诸多困境的有效方法之一。     

发展型乡村治理模式：基于要素—资产转换的再解读

影响乡村治理的诸多资源要素需要甄别和归纳，如信息、关系、政治要素、组织资源、人情爱心、专业知识、学习能力、环境以及信任等，这些要素产生的收益绝大部分是无形的或非货币化的收益，包括矛盾化解、公共服务、资产建设以及环境保护等，这种无形的收益或价值也是某种“金山银山”。通过在有形、无形的要素和无形的收益之间构建起一种价值生产或创造的资源—资产转换机制，而该链接生产机制通常会伴随着乡村基层社会自治组织的形态或治理结构的变化，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基层组织制度的创新。从“两山”理念的视角来看，乡村治理经验和乡村(产业)发展是相互补充，起到相互融合作用的，即在治理中促进乡村发展，而在发展中来提升乡村社会的治理水平。     

乡村教育发展的内生机制研究

乡村教育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基础性工程。具体言之，乡村教育发展由乡村教育认同、居民深度参与、乡土资源开发、乡村基层组织建设四大核心要素构成，各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托，促成乡村教育的内生型运作。然而，目前乡村教育发展面临乡村教育游离于乡村社会发展之外、乡村文化与校园文化冲突、乡村教育主体积极性低下、乡村基层组织教育功能缺失等困境。实现乡村教育发展由外在性发展向内生性发展的时代转型有赖于提升教育主体对乡村教育的认同、乡土文化向乡村学校的深度渗透、乡村教育的基层组织完善等。     

雨花台区委组织部：凝聚科学发展的“向心力”

自2010年7月起，雨花台区委结合雨花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全面实施“向心力”工程，以村社党组织为重点，进一步加强全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以此为有效载体．将创先争优活动落到实处。     

政府干预转型与乡村产业发展：基于国家农民关系重构的视角

政府在乡村产业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后税费时代,国家农民关系发生重要变化,地方政府亦转变乡村产业干预策略,通过重构农技服务体系、强化党政服务能力引领地域产业发展,其经验在于技术与行政服务机制有机嵌入乡村社会,激活了社群自主发展产业的机制。在这一过程中,由行政部门、科研组织和村社技术精英构成的新农技服务体系,通过示范机制成功地将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扩散到乡村;县域政府通过稳定产业政策、落实服务责任和基层组织动员,顺利地将产业服务资源输入乡村。政府在产业服务中与农民形成互动式治理机制,有效回应了农民的产业发展需求,形塑了以小农户为主体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贡献了地方经验,也为新时代乡村产业发展中的国家农民关系重构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