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后期以来日常叙事话语突围的三个向度

随着1990年代后期文化语境的变化,部分作家从物质消费、身体经验和性别视野等日常主题中突围出来,重新开掘了新的话语向度:其一是知识分子开始有意识地对现代性进程中出现的新“国民性格”进行省思;其二是对底层人的生存状态表达一种平民化的人道关怀;其三是于故土家园、人情人性以及民情风俗中发掘真诚、善良和美德,意图以此实现对生活庸常性的超越.考察日常叙事话语突围的维度,对把握作家的自我认同变化以及当下小说的精神重建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乡村工业化背景下柳村的底层叙事——兼质疑宏大叙事

笃信农村工业化的宏大叙事,先入为主地将农村和普通农民界定为整体落后及需要工业化去带动和发展。底层叙事关切底层的具体生存遭遇,反对采用经济的、简化的、单一的视角将底层群体进行"数字化"后的"为权势代言"。实地研究表明,在工厂场域,作为农村工业依赖主体的当地兼业农民,隐忍于资本和权力结盟带来的苦难和社会暴力;在社区场域,资本借助权力汲取土地等资源,"扰民"抗争曲消解为"夹缝中的表达",无法彻底维权。在乡村工业化背景下,应抛开主流话语建构的共赢幻象,警惕村庄权势阶层借助"公"话语的合理性掩饰实现"私"获益,重新审视如何保障底层农民实现"安所遂生"。     

新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困境——以反腐小说、底层小说为例

现实主义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发展道路上的"主潮",对新文学起着推进或制约的作用.本文在新世纪文学的背景与视野下进行文本分析,认为反腐小说表面的现实功利性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内部的现实主义追求,主要体现在题材选择、情节设置与人物形象的刻画等方面;而底层小说也因自身命名的争议以及知识分子如何表达底层、采取什么叙事态度表达底层等问题的提出,使得现实主义叙事的广度与深度受到削弱.只有分析与反思当下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困境,才能获得真正具有独立意识、真正写"现实"而非理想化的现实主义.     

“想象的底层”?——“代言人”立场的选择

底层文学创作的主体--知识分子、作家主动选择"代言人"的写作立场,以底层书写的方式呈现底层状态、凸显底层问题、探寻底层困境的解决方向,这既是当前底层写作群体的一种现实要求,也是知识分子、作家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时代要求.     

论底层文学的身体叙事

近年来,身体叙事在底层文学中大量出现,底层身体的受难成为底层文学中的主要景观,创作者借此抒发道德上的同情,探寻新的美学策略.分析近年来底层文学中出现的身体叙事模式,可概括为:强健一冲突一毁灭.在底层小说中,受难的身体作为文本符号,具有一种公共性,成为作者情感体验及个性体验之外的他者.     

底层视阈下鬼子小说的苦难叙事

广西作家鬼子,以底层的苦难叙事为其文学书写的内在核心,他的小说无论于故事设置层面还是在话语讲述层面,在底层叙事中,都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本文从其叙述苦难的方式、追问苦难的根源以及人物承受苦难的方式等方面,探讨了鬼子小说的苦难意识。     

《祝福》中的社会方言、叙事模式与话语权力

本文运用社会学批评和结构语义学相结合的方法 ,通过分析不同的社会方言介入叙述句法的程度 ,对《祝福》作出新的解读 ,认为多种不同的社会方言和意识形态话语的交互压迫是造成祥林嫂的悲剧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 ,从文本叙述者 -作者时分时合的复杂关系来看 ,叙述者 -作者正是在替那些外在于自我的“他者” (OTHERS)建构叙事的过程中 ,建构起自己作为知识分子 -启蒙者的话语权力 ,从而消除了由于社会转型、角色转换而带来的危机感和焦虑感 ,达到某种程度的自我认同     

启蒙与民众崇拜的悖谬——关于民粹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关系的几点思考

民粹主义是知识分子创造的一种精英话语,内含反知识分子的倾向,具有内在的思想张力,使得知识分子面临既要启蒙民众又要对民众顶礼膜拜的尴尬处境。由于中国的社会现实,民粹主义所蕴涵的道德形象极具感召力,使得反智一面得到无限张扬,上升为知识分子的一种人生信念。到了新时期,民粹主义逐渐失去其原初的真诚与激情,蜕变成一种知识分子自我保护的文学策略或迎合世俗的借口。     

论现代文学叙事中的女性历史人物

在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女性历史人物在时代话语的召唤下走进现代文学的叙事领域,成为知识分子谱写国家民族以及个人想象的符码。在20年代,她们是西方科学民主、个性解放话语的派生物,承载着知识分子学习西方,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宏大目标;30、40年代,她们则是民族品格与民族气节的象征,担负着对抗西方,民族救亡的重任。此时,女性历史的重构主要由男性来完成,但是,少数女作家的参与,使女性历史获得了来自女性自我的表达,显示了性别差异对历史叙事的影响。     

十七年文学中的民间叙事

十七年文学具有民间化倾向,运用知识分子承担的民间叙事培养民众的话语主体性。民间叙事还具有改造民众和知识分子的双重功用。赵树理为民间叙事贡献了形式,而按意识形态的要求进行叙事的任务到柳青才完成,使民间叙事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都市民间"与当代叙事的现代性

“都市民间”理论的提出,表明1990年代以来文学“无名”格局中的知识分子参与中国都市小说叙事的一种新的观照方式。知识分子的审美分析与精神启蒙构成当代都市叙事现代性追求的核心。     

清初传记文人物底层化倾向研究

清初传记文出现传记人物底层化倾向,大量社会底层人物如底层知识分子、底层女性、艺人、异士等入传。其原因与史传文学关注底层杰出人物的传统、社会动乱逼迫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走向下层社会、底层人物的人格力量感染士大夫阶层以及底层人物的自我意识的觉醒等因素有关。     

被言说的祥林嫂——论底层劳动妇女形象与男性自我主体建构

作为被言说的客体和对象,底层劳动妇女在中国现代男作家的文学叙事中,成为他们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工程中建立自我主体、确认性别身份最为便捷、最为有力的"他者".底层劳动妇女的社会价值、精神结构、生存状态都随着国家民族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流动而演变,但是,在其丰富多变的表层形态下,女性被对象化、客体化的传统社会性别身份并没有变.     

角色互视与事业互动：延安时期党的领导集体与知识分子

延安时期,党的领导集体与知识分子都从各自的视角去观照和审视对方角色。互视中的角色定位带来两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事业中的互动：党的领导集体通过确立角色归属与认同,构建新的话语体系,以革命话语与工农话语书写思想文化等路径,使知识分子具备必要的主体资质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基本力量;广大知识分子也在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的形成及其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助推党的领导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不断前进。     

深沉的变奏——中国现代文学中底层叙述的话语方式

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底层叙述存在着四种主要的话语方式,这些不同的话语,各自构造着符合自身想象兴趣和利益需求的底层形象,显示出一系列社会观点和意识形态对底层的观察、想象和叙述的制约。这些话语之间,以及这些丰富的话语与默默生存着的底层本身之间所构成的张力结构,正可为我们当下思考"底层如何被表述"的问题时,提供深刻的借鉴和生动的资源。     

城市与乡村：新世纪的另一幅面孔——新世纪城市文学的底层叙事研究

新世纪中国的都市化使得文学叙事随着对象身份的转变发生了主题的嬗变。随着现代社会经济体制的成熟,城市社会阶层生活的差异性所引发的矛盾、城市外来移民的生存图景成为21世纪城市文学作品底层叙事的主要对象。值得关注的是：新世纪的作家们不仅仅关注底层的苦难,更有意义的是开始重新判断乡村与城市的关系。     

近二十年日常叙事困境突围的理论审思

1990年代的日常叙事在重新审视社会文化及个性心理层面呈示了更高的真实性,文学也得以打开了新的言说空间.但其话语意识形态方面表现出与日常生活“同步”“共谋”甚至低于生活的弊病,亦使得不少日常叙事之作在美学方面又陷入了新的危机.文学作为审美救赎和精神超越的功能性被悬置起来,这一现象必须引起足够的警惕.健全的日常叙事,离不开对日常生活完整的审美观照和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同样也不能摒弃与国家民族、社会人伦等文学传统相通的精神联系.当下的日常叙事,不仅需要在话语主题方面实现个人化与公共性的遇合,其美学构建也要在生活复杂性与艺术创造性的融汇方面用力,同时叙事伦理亦需保有对现实的理性介入与批判超越的自觉态度.     

沉重的回归之旅——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一

文革结束之后,一些作品致力于为知识分子辩护和请命,虽然大都没有获得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但一些作品已经摆脱权威话语的全面笼罩,显示了不同于权威叙述的新特征。当时的文坛存在着知识背景很不相同的三代作家。知识分子话语复苏受益于受过五四新文化影响的老一代作家,同时也受益于50 年代那些“青年右派”作家昙花一现即被扼杀的声音。从不同话语之间的关系看,1980 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三种话语配合最为默契的一个时期。知识分子不仅支持了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而且成功地充当了大众代言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从根本上决定着知识分子话语发展状况的因素已经不在外部,而在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和自觉程度。     

民本传统与社会革命——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双重叙事

五四运动之后的革命话语倾向于否定传统对现代中国的正面影响。然而考察社会主义早期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民本传统叙事和社会革命叙事都有着重要地位。民本的大同理想、平等主义、土地意识等深刻影响了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传统认知。社会革命的话语经由进化论得到强化,并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成为主流。从这一过程看,正是社会革命与民本传统的结合,使得社会革命在当时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具有了历史合法性,使得革命者的视角转向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使得中国广大人民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薄弱时期仍然服膺社会主义,为人民的政治化和无产阶级意识的培育创造了独特的土壤。     

艰难的主体重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开始了一个艰难的主体重建的过程。首先是在批判中寻找失落的主体性。当时的创作虽仍然表现着极强的政治性,但已不是追随权威话语而图解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试图独立地介入,寻求自己的表达。2 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出现了“忏悔”与“反省”的现象,文学开始更多地揭示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它不同于过去对知识分子的诋毁,而是标志着一种独立人格的觉醒,反省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修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不应忘记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积极参与。文学主体性的倡导、“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唤、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资源的重新发现,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知识分子话语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从2 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它不得不面对各种反叛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