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五代湖南文学看古代地域文学的二重性

唐五代时期的湖南文学集中体现了古代地域文学的二重性:既由于区域的封闭性而使自身带有突出的地域性,也因交通的开启而得以与主流文学时时保持着共通性。研究此种二重性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古代地域文学的形成历程及自身特征。     

杨氏家族与中晚唐文学生态

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等方面都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构成了文学发展丰富而复杂的生态环境。中晚唐时期颇盛的杨氏家族,与文学发展的政治背景、社会因缘、地域环境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加以该家族成员文学名家甚多,集中体现了对文学发展颇有影响的多方面因素。以杨氏家族为切入点,以文学发展为指归,关涉地缘、党争、科举、婚姻等诸多方面而考察中晚唐文学的生态环境,是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文学的城市与城市的文学——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研究之二

本文对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历史渊源作了考察,认为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的传统为现代都市文学提供了历史经验和表现模例;古诗赋、唐宋话本、明清市井小说等文学样式中,存在着相当多的城市文化因素的人情世态;由于受封建意识形态的限制,中国古代的城市文学在表现人文景观之时,也融进了一些宗法概念和道德训戒的成分。     

政治文学论

所谓＂政治文学＂,就是反映与政治相关的生活,表达作者的政治意向,或参与政治斗争的文学,其核心就是文学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它包括两种：一是政治倾向文学;二是政治斗争文学。中、西方政治倾向文学存在文化上的差异,而中国和苏联的政治斗争文学也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政治文学具有它特殊的美学意义,当然也有审美上的缺陷。     

政治文学论

所谓"政治文学",就是反映与政治相关的生活,表达作者的政治意向,或参与政治斗争的文学,其核心就是文学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它包括两种:一是政治倾向文学;二是政治斗争文学。中、西方政治倾向文学存在文化上的差异,而中国和苏联的政治斗争文学也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政治文学具有它特殊的美学意义,当然也有审美上的缺陷。     

论古代小说文学地图元素——空间距离

文学地图作为文学地理学的“第二语言”,近年来渐受关注。目前文学地图研究多着眼于空间区域,对地图元素如地名、距离、路线等较少论及。古代小说的地名与距离往往真实准确,故可利用古代小说的空间距离,揭示文本中隐含的文学与文化信息。古代小说文学地图的空间距离根据标示方式,可分为显性距离与隐性距离,后者尤能发挥文学地图的视觉化优势;根据相对位置,可分为遥远距离与邻近距离,分别有间阻叙事或助推叙事的文学功能;根据形成原因,可分为自然距离与人为距离,两者的交替对情节走向产生影响。小说作者对距离的不同选择,则反映出作者的地理经验及时代地域特征。     

论宗教文化对古代东方文学的影响——东方文学比较研究之一

由于历史和地域的原因,东方一些国家的人民笃信宗教,具有浓厚的宗教感情,因而这些国家的文学受宗教文化影响较深,主要表现为原始宗教、印度宗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等对文学的影响,这是古代东方文学的一大特点。这种影响有一个演化过程,我们应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种宗教文化对东方文学的影响。     

论文学需要政治

多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和创作界的一些人,往往只注意了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和制约,而忽视了文学表达和依附政治的需要,因而他们对政治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实际上,文学对于政治的需要,不但是一种普遍的文学现象,同时也是文学发展的一条规律。而文学对于政治,既有内在的需求,也有外在的需要。当然,在"文学需要政治"的命题中,尚有好些具体问题值得人们重新思考,特别是要以文化的眼光来审察政治,使政治不只是"政治",更是一种"文化",这才是对"文学需要政治"的正确理解。     

中国文学中心南北移位原因论

中国文学中心的南北移位,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引起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学中心与经济中心始终保持一致,与政治中心有合有分,与文化中心有同一性。文学中心的移位也要受战争的直接影响,而特定的地理环境又为文学中心移位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外省":一个新的地域文学研究的理论视野——以20世纪河南文学为个案

从外省文化空间的嬗变透视文学的生成是地域文学研究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外省”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处于转型时期的20世纪中国,外省文化界和中心文化界之间的功能和位置随着政治话语的不断变化,各自所代表的文化气质、性格、类型和话语权也在不断转换,它们之间由于地缘文化差别、政治差别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心理差别直接影响着本土文学的特征和审美倾向性。以此为理论基础考察20世纪河南文学及其它地域文学会有许多富于启发性的发现,它避免了静态地域文化研究的纯粹性格论和类型论。以“外省”的角度进入社会学、人类学的领域去考察当代社会、文明、制度,能够衍生出很多有探讨价值的问题。     

中原古代设计文化的变迁和融汇

中原古代的设计文化从史前、夏商周到秦汉唐宋相沿发展,构成了完整的序列,呈现出区域性和流动性的特点。在区域变迁和流动的过程中,设计文化不断融汇,由此铸就了中原古代设计文化有容乃大、厚重坚韧的品格。     

基层写作:明清地域性文学社团考察

明清两代文人具有鲜明的群体化倾向,地域性文学社团丛生成为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这些地方文学社团努力守护心中的文学圣地,构建本地文学谱系,形成地方文学话语,光大地方基层的文学地位,留下了大量的作品。我们有必要将地域社团作为明清诗文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把大量的作家和他们的创作放到地方基层写作的语境中去考察,对具体地域空间的文学场景和版图加以还原,由此形成对明清诗文发展的某种特殊机制的认识。这不仅对明清诗文研究,同时对将文学史研究从重视时间维度、重视宏观、重视文本、重视主流发展引向对时间与空间、宏观与地域、文本与经验、主流与支脉并重齐观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女性艺术家散论

中国古代女性艺术家与男性艺术家并肩齐驱,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艺术。毋可讳言,现有的各种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在反映历代女性的艺术创造力以及评价女性的艺术成就方面,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欠缺和偏颇。这一状况既是传统的,又是现实的。认清这一点,是我们发掘和研究古代女性艺术成就的必要前提。     

中国古代名胜景观的生成与传承

中国古代景观游赏经历了从自然景观走向人景合一的名胜景观的过程。名胜景观作为景观之有“名”者,是无数文人士大夫、知名人士共同参与的自然与人共生的结果。“名胜”最初指“人物”,常有交游、赏景、文学、学问等特征,属于名流群体,与山水及景物游赏多是相关的。“景物”之“名胜”,起源于魏晋名士与山水之间的相互作用,伴随着魏晋至唐宋怀古情绪的进一步发酵,山水景物因“名胜”人物的参与,逐渐成为知名景观,宋至明清时期,“前贤”影响下的“胜迹”发展为“景物”之“名胜”,“名胜”具有了“人”与“景”的双重含义,人景合一的“名胜”景观成为士人游赏追寻的目标。中国古代名胜景观的传承集中体现了古代景观文化中的“慕古”与“述古”传统,这是以人及与人相关的故事为核心的传统,具体表现在基于“名人”及“文献”的景观文化传承,具有层累的特征。历代诗文、志书等文献有效传播并保存了古代景观的文化和历史信息。士人游赏名胜,往往根据以往的诗文或志书追溯名胜的历史及相关人物,并以自己的创作或记述继续丰富名胜的文化史。地志类文献亦在前人撰述的基础上考证并记述景观文化的传承脉络,形成丰富的景观记述体系。这一传承模式影响了古代名胜景观物质...     

关中文脉论纲

作为地域文化现象,关中文脉表现出了与中国其它地域文脉不同的特征。它产生一发展的前提,是此地由自然条件所决定而在很长时期内实行的专制。也可把它的结构看成一个“多重互补体”,即经济基底上的“炎黄互补”和“汉唐互补”结构,政治上层的“周秦互补”结构,文化上的“儒道（或佛）互补”结构等。其中包括,周公的“仁道”和“仁政”,是人类在“以人为本”之途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是关中文脉原创性的代表“板品”,应倍加珍视;追求平等、公平等目标,也是应被今日继承发扬的。与地中海文明或中国“关东文明”相比,关中文脉特质的主要方面是“抑商”。关中文脉特质的另一侧面,是由盛唐的“重商”政策及其盛世文明来显型表达的。关中文脉的又一特质,是其早年文明原创性高于国内其它地域;此特质虽在其“抑商”的限制下逐渐向相反方向转化,但至今尚依稀可辨。关中“逆商”特征长期影响了中国发展,也使关中深陷困境,在当代须大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关中文脉主导面也不是一无是处。在平衡市场经济弊端上,首先是周公仁道文化基因在弱化、抵制、减缓市场经济对人的“异化”方面至今有用。     

大同地区石狮子造型艺术初探

石狮是我国古代一种独特的雕刻艺术,是中国古建筑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的宫殿、寺庙、佛塔、桥梁、府邸、园林、陵墓等古建筑群都雕刻有石狮子。山西大同这座千年古城拥有许多古代寺庙等古建筑遗迹,如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善化寺、华严寺、府文庙等都有数量众多的石狮子。从北魏到明清,大同地区可谓集北方石狮艺术之大成,风格自成一体,有着十分显著的大同地方特色。     

类型与范式——关于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的一点思考

中国古代文学的产生发展同地域文化密切相关,学界一直比较重视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这项研究,根据研究思路的不同,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将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作总体观照把握的综合性研究,断代文学的地域性研究,地方文学研究以及专题性研究.各类型中都建立了一定的范式.这些类型和范式是我们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的必要思路与基础,对于研究的推进有着重要的影响.     

论汉代的豪民役使与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

人身依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 ,关系到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 ,也直接影响对不同王朝政权性质的判断。人身依附关系早在战国时期就已产生 ,但由于秦及西汉时期中央集权统治相对强大、户籍管理较为周密、赋役制度重人轻地 ,加之私人蓄奴盛行 ,都使人身依附关系在西汉始终没有取代奴隶制进而上升为阶级剥削的主导形式。西汉末叶以后 ,上述限制条件丧失殆尽 ,从而使人身依附关系迅猛发展 ,“真正的依附农制度”历东汉一朝到魏晋时期最终确立     

昆虫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学影响初探

昆虫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虽然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但二者的关系甚为密切。昆虫文化极大地充实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宝库,也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力和表达技巧。探索昆虫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及作用,能够揭示出学科发展的关联性、互动性和科学性,从而为两种学科的研究插上助推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