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一分殊”新释——兼论朱子对“理”的本体地位的论证

“理一分殊”是朱子从哲学本体论上对于“理”的本体地位进行说明与论证的一个命题。考察朱子对于“理一分殊”的解释和论证,对于“理一分殊”可以提出一种新的理解：朱子所谓的“理一”,是指“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谓“分殊”,是指此理随其所处之体不同而其用不同。“理一分殊”在伦理学上的功能,便是为古代儒家的名分制伦理作出论证。因此,朱子所讲“一理”与“万理”的关系,只是普遍的“理”与“理”在万物中的“用”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般的“理”与特殊的“理”、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之间的关系;朱子所讲的“分”,既不能从“分割”的意义来理解,也绝不能从“分有”的意义来理解。     

朱子“天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深度两难

在朱子的形而上学体系中,理是其形上学的终极范畴,理内化于万物就是性,朱子称之为天理之性。人由理和气结合而生成,气有清浊,故人有善恶,此即人的气质之性。然而"气之清浊"又从何而来,朱子并没有追问。一般来说,气既然有"清浊"之别,可见气已经落入经验世界中而成为存在者(物)。既然一切物莫不统摄在其"天理"之下,至善之天理何以开出恶浊之气,这在朱子哲学中显然是一个两难问题。     

西学的融入与贺麟、张荫麟论宋儒太极说之交锋

张荫麟认为,周敦颐的太极是形而下的气,故能动静生阴阳,而朱熹以形而上的理来解释周子之太极,其动静生阴阳就解释不通;两人的太极观有着根本不同,朱子的注解遮蔽甚至扭曲了周子《太极图说》的本义。贺麟坚决批判张荫麟的这一看法,他认为朱子之注使得周子思想更加豁显明朗,两人的太极思想无实质性差别,以“理”诠释太极,是对周子思想的顺势发展。贺麟借助西方哲学亚里士多德、斯多葛学派及布鲁诺的理神论思想来诠释太极动静问题,认为太极、理、神是一体的本体性存在,是至善与价值的源泉。在贺麟的诠释中,太极之理、神是“造物”,为形而上,而阴阳五行为“物造”,为形而下,理、神有能动性,但其动静非经验层面的动静,是“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的“不动的推动者”。贺麟以其深厚的西学素养和理学的内在觉解,对周、朱太极思想作了创造性阐释和创新性发展。贺麟超越了传统上很多儒者对朱子学的理解,也比牟宗三认为朱子之理只是“存有而不活动”的“但理”更为高明。     

朱熹、王阳明哲学进路比较研究--从对《大学》文本的不同解释来看

朱熹、王阳明哲学研究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理学研究的进路上朱子用“心”在事事物物上穷不变之“理”;而阳明则是将“心”上自足之“理”放置于事事物物上。研究进路有差异,但并不在于观点的对立,而在于切入点的选择上。二人的哲学研究从不同侧面都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朱子理气关系的三种不同解读

理气关系是朱子哲学的核心,但如何解读其关系则又是理解朱子哲学的重心。自其哲学形成以来,大体经历了三种不同的解读;这三种不同解读也必然会使朱子哲学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从时空的维度出发,往往会以理与气之不可分割关系来说明其先后关系,这就使其哲学表现出一种宇宙生化论的规模,但对其理先气后关系却无法做出恰切的说明;从形式逻辑的视角出发,无疑会以其理先气后关系对二者的不可分割关系作出说明,这种解读虽然也可以使其哲学呈现为一种本体论建构,但又存在着无法落实的偏弊;从道德理性之超越性视角出发,虽然可以准确地把握其理先气后关系以及其本体论立场,但又会对其本体之遍在性形成一定的偏取。直至目前,这三种不同的解读视角也就代表着人们研究朱子哲学的三种不同进路。     

由朱熹性理学说观“理一分殊”之多重意蕴

“理一分殊”这一命题乃为程颐为其弟子杨时解惑时所始发 ,随后成为理学常常讨论的一个重要范畴。由于其文字的多义性 ,这一个范畴在后来的哲学发展中被演绎成多重意义。本文重点不在于说明朱熹如何运用“理一分殊”这一概念 ,只欲通过朱子的性理学说解读“理一分殊”的微言大义 ,借以折射出这一命题在宋明理学中的重要性与复杂性。     

“天—理”“性—理”与“仁—理”——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

朱子理学的成就之一在于建构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体系。之所以称之为形上学体系,乃是因为其理学背后有一套较为严整的概念结构。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在其毕生钻研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一概念结构由“天—理”“性—理”“仁—理”三个层面依次展开。在“天—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着重强调了“天”—“理”—“天理”的绝对价值、“诚”的基本属性、“人欲”去尽而“天理”流行的基本判断、“圣人”之道的绝佳载体、“理”与“事”的体用架构。在“性—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生动呈现了人之“性”与物之“性”乃“天”之“性”的转化与分有之首要内涵、“天—理”与“人—性”所构成之价值序列、儒家之“性”一般指向“天命之性”而非“气质之性”之义理依据、“性—情”关系之心性论思想与方法论意义、“修”与“教”之工夫修炼路径。在“仁—理”结构层面,朱子集中反映了“仁”之于“人”的主体性确立与道德性挺立的决定作用、“仁”乃人之为人的必然之“理”的题中之义、“仁”乃“心”之枢纽以及“仁”乃人之本性的理论关键、“取舍之分明”与“存养之功密”的“为仁”方法、涵养径路解读“尊德性”与认知径路解读“道问学”的学术走向。从“天—理”到“性...     

宋代新儒教哲学述论

宋儒哲学以“理”为终极关怀,故称之新儒教哲学。理论建设可上溯李翱的“复性”论,它是宋代新儒教哲学分辨理欲、变化气质学说的先导。张载提出“气”本体论,并分别“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将天理人欲之辨植入新儒教哲学系统。程颢、程颐把具有神学目的论的“天”,变成抽象的哲学本体的“理”,建立起“理”本体论,完成了新儒教哲学本体建设的使命。朱熹继承并深化了二程的“天理”论,把“心统性情”的心、性关系肯定为“心统万物”的心、物关系和心性本体,使新儒教哲学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理性与道德理想主义--论朱子学的精神

朱子学的第一原理是确立"理"的本体地位,作为现实世界的存在依据和价值真原.朱子对形上之理的设定旨在为道德人本主义奠定一不证自明的人学公理,所以本体论须通过主体论(心性之辩)贯彻落实.这里牵涉到心统性情、未发已发、天理气质、人心道心诸问题.工夫论是朱子实现道德理想主义的具体途径.     

“气质”与“气质之性”——陈淳对朱子的绍述及其与朱子之异趣

“气质之性”说起于张载、程颐,朱子一方面从“气质”的角度承袭了张、程的“气质之性”说,另一方面又对“气质之性”这一概念的内涵做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正。其论“气质之性”,所着眼的并不在于“气质”,而在于张、程所说“气质之性”的对立面,即本然之性上,认为“气质之性”不过是本然之性夹杂了一些气质而已。而到了朱门高弟陈淳那里,朱子的这一学说亦被悄然修正,朱子在“气质之性”中占主导性的“理”,在陈淳那里再次被转移到了“气”上。     

朱熹和柏拉图:"理学"和"理念论"思想之比较

朱熹是唯心主义理学的集大成者,"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他以"理"作为哲学本体,建立起一整套庞杂的理学本体论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是古希腊哲学发展的产物,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朱子的理学和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进行比较可看出有许多相同和相异之点.     

全球化视野中的朱子学

当前,朱子学的研究已是一种超越国界、超越历史的学术活动,朱子学研究的全球化早已成为一个既成事实。朱子学是行动的哲学,实践的哲学。早在700年前,朱子思想积极参与了东亚思想一体化进程,此时的朱子已经是世界化的朱子。立足于当代与未来,全球化需要什么样的朱子学？朱子学的精神怎样参与人类精神的建构？我们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朱子关于“全体大用”、“理一分殊”、书院教育、身心修炼、家礼、关爱弱势群体、文化谱系的承传等理念仍具有积极的现代意义。只有把朱子学真正落实为一种全球共同遵循的生活方式,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朱子学的全球化。     

朱子美学及其艺术哲学

鉴于朱子美学思想的历史重要性、对朱子美学系统研究的空白性,以及对朱子及其艺术哲学思想的误解性,我们有重视研究朱子美学思想的必要。艺术哲学是朱子美学体系中的主导部分。朱子艺术哲学建立在他的“理本气具”的哲学本体论基础上,主要由“文从道出”的艺术本体论“感物道情”的艺术发生论、“托物兴辞”的艺术特征论、“气象浑成”的艺术理想论、“涵泳自得”的艺术鉴赏论及“远游精思”的主体修养论等几部分构成。理论的系统性、矛盾性和伦理性是其主要特色,其主要影响表现在“顺承影响”、“逆反影响”和“文化影响”三方面。中国古典美学史中应有朱子艺术哲学的地位。     

朱熹理学的易学底蕴

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峰。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它吸收了释道两家的思想精华,继承了程氏易学的路线,朱熹又吸取了周敦颐、邵雍、张载和朱震的观点,丰富了理本论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但是我们发现:朱熹的理学体系,是和他的易学紧密相连的,有其易学底蕴,脱离了他的易学,就不会理解其理本论体系。因为朱熹理学的最高范畴"理"和"太极"范畴几乎是等同的,然而"太极"范畴是通过对筮法的解释而提出来的。又朱熹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如理气问题、理事问题、人性问题、动静问题等,也都是从易学中推演引申出来的。     

论李退溪的太极动静观

本文通过理为主宰说———理命物而不命于物、理能动静说、体静用动说几个方面 ,探讨了李退溪的太极动静观。他的太极动静观与朱熹的太极动静观的不同 ,其根本点就在于李退溪认为理自身能动静上。他这一观点是直接承袭了明代的曹端太极动静观而来的。他承认太极无情意造作而归于不动 ,这仅是就太极本然之体而言的 ,而太极之妙用则是活波波、能生能发的 ,他所说的“用”则有能生能动之义 ,从而导出太极能动说     

朱子关于"诚"的义理疏解

朱子对于"诚"这一范畴作了多方面的论释,略有四义一是就本义言,诚即是实,或真实无妄;二是就哲学意义言,诚即是实理,这又包括两方面,从天之道讲,诚是天理(天道)之本然,从人之道讲,诚是人事(人道)之当然;三是就性之意义言,诚即是性,此说盖为"性即理"说之延伸;四是就方法意义言,诚即是实心、实意,与自欺、私伪相对.朱子此四说以第一义为根本,而第一、第二义又是继承程氏之说而来.朱子关于"诚"的论说于继承程氏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形成为一个有系统性的思想.     

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

以往学者在探讨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的关系时,往往侧重强调二者的差异性,而较少关注二者的承继关系。本文认为,朱子理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对于古代礼教在当时已丧失之状况的回应,朱子的宗旨是重建古代礼教,而不是另创一种新异的哲学,只不过,当时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他的诠释与重建也必然在传统礼教的基础上对其有所增损。朱子理学对于传统礼教而言,更多的是增补的作用,而非取代。由此我们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清代礼理之辨的实质。     

论朱子哲学中的气质之性

气质之性的说法起源于张载和二程,朱子对此又有所发展。朱子哲学中的气质之性首先指具于气禀之中的天地之性,即仁义礼智;其次,朱子所说的气质之性还包括了程颐在解释恶之来源时所说的"才"在里面;再次,朱子之气质之性还包含了张载和程颐所说的刚柔缓急之性。在朱子哲学中,这几种性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交织在一起的。朱子早年的时候受张、程哲学的影响,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看作是相互独立的,认为气质之性是由天地之性加气质构成;但在后期,朱子认为性只是一个性,即气质之性,而淡化了天地之性的说法。     

Discussion of Postnate Nature in Zhu Xi＇s Philosophy

气质之性的说法起源于张载和二程,朱子对此又有所发展。朱子哲学中的气质之性首先指具于气禀之中的天地之性,即仁义礼智;其次,朱子所说的气质之性还包括了程颐在解释恶之来源时所说的＂才＂在里面;再次,朱子之气质之性还包含了张载和程颐所说的刚柔缓急之性。在朱子哲学中,这几种性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交织在一起的。朱子早年的时候受张、程哲学的影响,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看作是相互独立的,认为气质之性是由天地之性加气质构成;但在后期,朱子认为性只是一个性,即气质之性,而淡化了天地之性的说法。     

“理”之意蕴及其开显——唐君毅对“理”的诠释及其检讨

唐君毅认为,中国哲学中的“理”有物理、空理、名理、性理、文理、事理六种含义,其中“性理”最能代表中国哲学精神.“性理”即是“仁理”,所以“性理”具有“生生义”.“性理”之生生内具某些特质,这些特殊性质正是“性理”之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所在.概言之,唐君毅对于“理”的诠释,不仅揭示出“理”本有的诸多意涵,而且赋予了新意,从而增弘了“理”之生命.自然,在具体诠释环节,以及对诸“理”关系的定位,唐君毅的工作似有完善的空间,而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