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的屠杀政策与大西政权的失败——读《圣教入川记》等有感

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张献忠是一个重要的领导人。如果说其他农民领袖虽不像闯王李自成那样有不少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长流于世,至少也没有多少恶言在民间传下来。唯独这个“八大王”张献忠被骂了几百年。提起“八大王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四川地区简直达到妇孺皆知的地步。作为一个农民革命领袖,竟遭到如此待遇,这在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是人们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的诬蔑、诋毁吗?是人们无知而轻信言传吗?或是真有其事呢?这个问题是需要好好研究的。 的确,当时没有革命农民自己的史学家来为这次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作出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记载和评论,使得后人研究张献忠只有从封建史家的著作中去觅取资料,以探索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出于对农民革命的本能仇视,对张献忠活动的记述充满了诬蔑不实之词,有的     

明妃胭脂泪探微——《昭君怨》艺术形象与基调新解

古诗、词、曲、剧等艺术作品和民间故事传说、歌谣等群众口头文艺,以“昭君和番”这一史实为题材者,比比皆是。本文试从“昭君和番”这一史实出发,剖析《昭君怨》之类历来咏叹王昭君的部分艺术作品和民间文艺,对照史册,考证正史与“野史”(民间传闻)之区别,史实与作品之差异;检验《昭君怨》之“怨”从何而来,所怨何事?怨是否为昭君情感之主流?通过逆向溯源,觅求是非曲折,以证实《昭君怨》之类作品的基调和艺术形象,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又不违背艺术的真实。     

文贵简约——读《新唐书·何易于传》

唐朝孙樵写的《书何易于》一文,记的是唐代益昌令何易于廉洁奉公,爱惜民力的一些事迹。全文只用了六百四十多字,写得较严谨。按作者自己的话说,是经过“刮垢磨痕”了的。《新唐书·循吏·何易于传》根据孙文,压缩、提炼成二百六十多字,只是孙文的40％,可谓“精益求精”了。现在,报刊上有的文章不简炼。研究一下《新唐书》编撰者欧阳修、宋祁对孙文的“浓缩”,不无裨益。 附:《书何易于》,作者孙樵。 “何易于尝为益昌令,县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尝乘春自上游多从宾客歌酒,泛舟东下,直出益昌旁。至则索民挽舟,易于即腰笏引舟上下。刺史惊问状,易     

《中国丛书综录》误书《东事书》的作者

《东事书》是一部记述明代经营辽东的史籍。《中国丛书综录》、《中国野史集成》著录该书作者是郭淳,与事实不符。根据作者自述与其他相关材料的记述,该书的作者实为郭渴而非郭淳。     

《三国》有余韵 虚实相混成——《后三国石珠演义》考论

有人说:“小说无不可续者,独《三国演义》根于历史,不可续也。”其实不然。早在康熙间,刘廷玑就提到:“近来词客稗官家,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即袭其名,著为后书副之……《东西晋演义》亦名《续三国志》,更有《后三国志》,与前绝不相侔。”两晋为三国历史之自然沿续,《东西晋演义》题名“续三国志”,固无个可,但真正称得上《三国演义》续书的,则有题“西蜀西阳野史编次”的《续编三国志后传》十卷一百四十回和题“梅溪遇安氏著”的《后三国石珠演义》三十四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以“后三国”     

明末农民军中的“婆子营”和“童子军”

<正> 明末农民军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特种武装,一是由妇女组成的“婆子营”,二是由少年组成的“童子军”。 (一) 明末农民起义初期,“各携其妻孥,亲戚置营中”,持刀弓乘马。(《甲申小记》卷5)这不是妇女兵,而是农民军的家属,她们一般不參加打仗。后来妇女加入农民军的渐多,精通武艺的妇女同男子一样,拿起武器打击敌人。《怀陵流寇始终录》记述张献忠围攻安徽桐城的情况:农民军“有腹心,有新营,寨民为响导。妇女……数万,前阻大沟,后扼山险,为持久计”。张献忠把妇女兵编为“婆子营”,集体训练,从事战斗。在山东兖州、曲阜一带的妇女参加农民军,“蒙以甲冑,拟刀伪为男子守营”,(以上见《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5、卷16、卷14)而男兵则集中力量打击官军。李自成、张献忠反明失败以后,农民军的余部在北方还很活跃,也有不少妇女兵打击清兵。据《明清史科》丙编第五册记载:在山西朔县蒋家峪村一带,“满山遍野,俱是贼兵     

从《通典·食货典》看杜佑富国安民的经济思想

从《通典·食货典》看杜佑富国安民的经济思想徐大英杜佑编撰的《通典》，详细记述了历代与治国密切相关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典制法令，各种评论，以及作者自己的主张和见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稗得失者，每事以类...     

王念孙“乘”字说浅论

一扬雄《解嘲》:“乘雁集不为之多,双凫飞不为之少。”王力《古代汉语》注:“乘雁,一只雁。用王念孙说,见《读书杂志》。赵振铎在《读<广雅疏证>》一文中谈及王念孙的成就,第一条例证就是《广雅疏证》指出“乘”有“二”义,说“这是一个古义,后人不了解这点,往往产生差错。”“明白了这点,读扬雄《解嘲》就不至将‘乘雁集不为之多’的‘乘雁,解释为‘一只雁’了。”同是依据王念孙,结论却截然相反,原因何在?在《广雅疏证》和《读书杂志》中,王念孙多次谈到“乘”字,其基本观点是:“乘     

朱元璋“设御座奉小明王”辩

关于朱元璋之“中书省设御座奉小明王”一事,最早见于刘基同乡黄伯生所撰《诚意伯刘公行状》,但因他对此事叙述不够清楚,于是正史、野史对此就都有不同说法,使人莫衷一是,故予考辨,以为鉴别。 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云:     

谈张献忠时期的一部蜀刻书

《华岳全集》十三卷,是明朝末年一部介绍华山情况的“山志”,其中有一篇跋文,署名为“大顺初元开国第一令曹士抡”,无疑是张献忠时期的蜀刻书,而且有可能是唯一的一部。 藏书家潘景郑先生于一九三六年见到此书时,把它写入《著砚楼书跋》,并说:“大顺初元,当明崇祯十六年”,这是偶尔疏忽。查张献忠改成都为西京,建立大西国,改元大顺元年,是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而不是崇祯十六年癸未,潘先生偶然记错了。     

“书奴”难成才

在眼下学生减负声中,人们不禁要思考这样一个问 题:21世纪的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后备人才?是“门 门百分儿”么?还是一群除了在学校拿到各种高分数和肚 里装满书本知识的僵硬头脑外就一无所能的“书奴”? 问问历史学家,北宋时期每次开科取士,报名应试者 均达40余万人,而仅录取一名。你说,那状元难不难?而 从唐高祖武德五年,历史上第一次开科取士,到清末光绪 30年,漫漫历史长廊中,共有多少状元金榜题名?据文献     

《左传》叙事体例分析——“每事自为一章”

《左传》所记述春秋年间大大小小史事的文字,约有数百篇。作者在搜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精心选择加工,“别出炉锤,笔夺天巧”(赵翼语),叙事手法极活泼而富于变化,不拘一格。清人刘熙载称“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①,并非溢美之辞。然就其基本叙事形式而言,则无外乎两大类型:一类是用整篇文字记叙完一事之始末,即“每事自为一章”者;另一类是在若干年之中写出一事的全过程,即“分年散见,隔‘传’相接”者。本文仅就《左传》“每事自为一章”这类叙事体例的性质和特点作一些粗略的分析探讨。     

论《诗经》中的“载×载×”

一“载”,究其本义,《说文解字》说:“载,乘也;”从车本声”。这明确地表明,“载”是一个形声字,它是以“车”为义符,以“哉”为声符,其本义从“车”而得“乘”意。最早文献,见诸《易·大有》,其文为:“大车以载”。然而,语言的发展,词义出现引申,人乘为“载”,而物乘也可以是“载”,如《诗·正月》“载输尔载”。再由此,乘坐之具也成了“载”,如《书·益稷》:“予乘四载”。更由此而产生“承”义,如《易·坤卦》“君子以厚德载物”;“事”义,如《书·     

王念孙“乘”字说浅论

扬雄《解嘲》:“乘雁集不为之多,双凫飞不为之少。”王力《古代汉语》注:“乘雁,一只雁。用王念孙说,见《读书杂志》。赵振铎在《读(广雅疏证)》一文中谈及王念孙的成就,第一条例证就是(广雅疏证》指出“乘”有“二”义,说“这是一个古义,后人不了解这点,往往产生差错。”“明白了这点,读扬雄《解嘲》就不至将‘乘雁集不为之多’的‘乘雁’解释为‘一只雁’了。”同是依据王念孙,结论却截然相反,原因何在?     

“事略”补义

“事略”一词,《辞源》解:“文体之一种,以记人或事。宋王偁有《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记北宋九朝事迹。明归有光《震川集》二五有《先妣事略》,记其母之生平。”《辞海》解:“传记文的一种。记述人物事迹的大略。多用于已死的亲属或戚友,如明归有光所作《先妣事略》等。也有记述若干人物事迹的大略而辑成一书的,如清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新编《汉语大词典》亦略同。     

吴伟业《鹿樵纪闻》辨伪

《鹿樵纪闻》是研究明末清初历史常常要用到的一部重要的野史。这部野史的作者,长期以来,普遍都认为是吴伟业。因为其序言末尾署名为“娄东梅村野史”,娄东是太仓州的别称,梅村是吴伟业的号,那么,太仓州之梅村者,不会是别人,当然是吴伟业     

释《乘》

春秋时代,晋国的史书叫《乘》。为何名“乘”?汉赵岐解释为“乘者,兴于田赋乘马之事,因以为名。”(见《孟子·离娄》注)宋孙奭替《孟子》作疏时也认为“以田赋乘马之事,故因名为乘也。”这就是说,“乘”是“乘马”,因书的内容是“田赋乘马之事”,故以“乘”命名。而朱熹不同意赵说,直言“乘义未详。”(见《孟子集注》)“乘”究为何义?今试释如下。     

考订《醒世姻缘传》作者的一条线索

《醒世姻缘传》题“西周生辑著”,胡适考证即蒲松龄著,路大荒等反对此说,迄今尚无定论。我以为,要考订《醒世姻缘传》作者属谁,首先要研究此书的“凡例”。凡例云;“本传其事有据,其人可征,惟欲针线相联,天衣无缝,不能尽芟傅会。然与凿空硬入者不无径庭。”“本传间有事不同时,人相异地,第欲与于扢扬,不必病其牵合。”“至于荡检败德之夫,名姓皆从捏造,昭戒而隐恶,存事而晦人”这就是说,此书并非全属虚构。我们就先研究一下凡例所云是否可信。     

从“大王去邠”看儒、道政治哲学之分途

“大王去邠”作为一个重要政治事件,在《孟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毛诗》和《说苑》等典籍中皆有记述。《史记》《毛诗》《说苑》对于此事的记述基本与《孟子》书中所言一致,《吕氏春秋》《淮南子》则是转录《庄子》之文。考察《孟子》《庄子》书中的内容,我们发现二者对于此事的记述却不尽相同。与西方的解释学有所不同,中国的经典诠释往往“寓作于编”,诠释者通过“笔削”经典文本而将自己的思想“编织”于其中。中国传统亦常采用“故事新编”的形式重构历史事件,重构的过程即为表达自身思想的过程,《孟子》与《庄子》对于“大王去邠”一事的不同叙述即是如此。通过详细对比并分析二者叙述此事时所呈现出的差异,以期从中窥得其背后所隐含着的孟子与庄子,乃至儒、道两家在政治哲学方面不同的思想路径及学术旨趣。     

张献忠藏金之谜

张献忠(1606～1647),字秉吾,号敬轩,延安肤施(今陕西定边东)人,出身贫苦家庭。1644年,张献忠率农民军入蜀,在成都称帝登基,建立大西政权。对于张献忠,成都流传着这样一个古老的传说:1646年7月,张献忠被迫撤出成都前,干了一件奇怪的事。他花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