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对华西藏政策的制定(1953—1961)

西藏叛乱前后,美国针对“西藏问题”出现的新形势不断调整对华西藏政策。期间,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制定国家安全政策的主要机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利用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西藏问题”的会议备忘录及大量政府档案,再现了美国政策制定机构是如何从整体上把握美国在不同层面、不同地区的国家利益,将全球安全战略、地区安全战略与具体外交政策统一起来,并以实现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一以贯之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印度西藏政策转变中的美国因素

新中国成立初期,印度对西藏的政策经历了重要转变。印度从最初拒绝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为了维护其继承自英印政府的特权而试图阻止中国解放西藏,到最终事实上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放弃其在西藏的特权。影响印度西藏政策转变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是美国及其所推行的政策。印度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分歧、美国积极插手西藏问题以及美国与巴基斯坦的结盟推动了印度西藏政策的转变。     

20世纪初期美国对中国西藏地位的"双重承认"政策

20世纪30年代前,是美国对中国西藏政策实施的初期阶段.此间,美国把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逐步扩大到中国的西藏地区.美国对中国西藏门户开放政策的具体内容是:反对列强瓜分西藏,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统辖;与此同时,美国又"模糊承认"英国提出的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理论.美国对中国西藏地位这种"双重承认"的政策,使美国既没有得罪英国,又讨好了中国,从而使美国在中国西藏进一步扩大了影响.20世纪初期美国的西藏政策,反映了美国这一政策的实用主义原则和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本质.     

1942～1951年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转变

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５１年美国政府的西藏政策,大体经历了一个从侧重“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转变到支持西藏上层分裂势力,秘密参与谋划制造“西藏独立”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美国干涉中国“西藏问题”日益强化的趋向。影响美国在西藏问题上政策转变的重要因素是：二战之后世界和中国局势的变化,美国全球战略原则和亚洲战略原则的调整,以及美国政府的冷战思维方式和对西藏问题奉行的实用主义双重标准。这种局部政策的转变,主要服务于美国的亚洲总体战略利益和对华政策的需要     

20世纪美国的西藏政策评析

在 2 0世纪 ,美国对中国西藏问题的政策大体经历了从追随英帝国主义“西藏宗主权”理论 ,到侧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再转变到支持西藏叛逃分裂势力分裂中国 ,炮制“西藏民族自决”论和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过程。美国奉行的西藏政策是实用主义原则和双重标准。在其需要遏制和分裂中国时才利用“西藏问题”这一工具     

美国分离西藏:从策划到失败(1949—1951)

二战结束后 ,由于西藏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 ,美国一直企图分裂西藏。这种政策意图并没有因为自然条件和外部条件的障碍而停留于计划之中 ,从 1 94 9年初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达成 ,美国从未停止种种政治、外交手段的尝试 ,包括劝说、诱使英国和印度的合作 ,但终因印度和英国自身的政治利益考虑而采取的消极不合作政策和中国中央政府及时经营西藏问题 ,美国的分裂政策宣告失败     

美国对中国西藏政策的历史演变

美国的西藏政策是随着美国的国际战略与对华政策的变化而演变的。新中国成立以前美国承认中国政府对西藏的主权,只是到了冷战时代,美国将西藏置于其全球反共产主义的棋盘后才开始考虑承认西藏分裂势力的独立主张,这在1959年达赖叛逃国外后达到顶峰,美国曾一度考虑承认西藏独立。但美国政府却终于没能公开承认西藏为一个独立国家,原因是这不符合中国西藏历史发展的真实轨迹,自然也得不到世界上多数国家的认可与支持。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60年的历史演进及其特征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是"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指导方针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央政府统筹西藏高等教育与全国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一种治理方式。从1958年西藏高等教育创建至今,中央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和关心西藏高等教育工作,并制定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和措施支持西藏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美、德、日、俄体育政策法规发展特征及启示

美国、德国、日本和俄罗斯四国作为世界体育强国,其体育政策发展经验可对我国体育政策法规的制定提供参考与借鉴。我国在体育政策法规的制定上应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体现本国国情与特色;既要保持体育政策的连贯性,也要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调整完善;细化体育政策配套实施方案,提高体育政策法规执行效率;加大大众体育投入力度,政策制定与执行注重多部门合作;重视青少年体育政策的制定,政策制定顺应社会与市场的需求。     

我国“体育援藏”政策的特征与启示

"体育援藏"政策是我国政府制定的用于支持与促进西藏体育事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统称,强调通过对西藏体育事业的整体规划与具体部署,建立藏区体育人才培养体系与体育科技支援体系,发展西藏竞技体育运动,培育西藏现代体育产业。要求采取积极有效的手段,使"体育援藏"政策的各项措施在适应西藏体育事业发展实际、优化藏区全民健身体系、继承与变革藏族传统体育项目、援助藏区学校体育、构建藏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等方面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这些符合藏区体育事业发展实际的方针、政策与实践,对于促进西藏经济社会整体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     

美国策动"藏独问题"国际化的历史考察(1951-1968)

依据美国政府解密的外交文件,可对美国策动"藏独问题"国际化的历史过程一目了然。综观1951年到1968年美国的西藏政策,大体上经过一个推动达赖集团抵制和平解放西藏《17条协定》的实施,策动西藏叛乱和达赖喇嘛出逃,再到利用联合国工具和所谓"西藏人权"、"民族自决"的口号,策动"藏独问题"国际化,积极支持西藏分裂势力分裂祖国、"遏制"和"牵制"中国的过程。美国这一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十分消极的负面影响,并成为藏独势力分裂祖国和国外反华势力攻击中国的所谓"依据"。     

尼克松政府197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之失

本文主要讨论美国尼克松政府时期关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决策环境、过程和模式。尼克松总统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实际上,他直到1970年底才真正认真加以考虑。他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构成了决策核心,并对该问题进行了战略放弃;同时又对长期负责该事务的国务院系统和国务卿罗杰斯毫不信任,从而造成严重的信息脱节以及其他一系列的战术失误,使得美国最终在1971年失掉了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的主导地位。在一批新近解密的美国国家安全档案的帮助下,本文对于这次美国在联合国失利的原因和影响进行了分析,发现了决策过程中的若干关键因素,并构建了该问题决策的陀螺模型。     

美国政府关于收购中国白银问题的争论（1934．10～1936．5）

20世纪30年代,针对美国白银收购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中国要求美国改变这项政策,由此,在美国政府内部引发争论。美国国务院为避免触怒日本,主张美国自行修改白银政策或联合其他国家共同解决;而财政部从反对绥靖日本的角度出发,主张给中国以经济援助,并将其作为政治支持中国的有力工具,最终财政部的意见占了上风。世界局势的变化和罗斯福在不同时期的政策考虑导致了这种结果的出现。     

美国国会干涉西藏事务的早期活动(1959—1989)

1959年西藏叛乱以来,美国国会对中国西藏事务进行了长期的干涉活动.国会早期干涉西藏事务的主要活动包括: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西藏秘密行动提供资金保障;为达赖集团提供经济和政治支持;从1987年开始,国会开始以立法的形式插手西藏事务,其立法活动的目标是将美国对华政策与"西藏问题"挂钩.国会干涉西藏事务的早期活动不仅损害了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达赖集团在国外的分裂活动.     

艾森豪威尔政府拉拢印度尼西亚军人势力政策的确立——美国外交文档解密

1958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印尼外岛叛乱平息后,艾森豪威尔政府重新调整了对印尼的外交政策。在政策调整过程中美国国务院和军方的意见占据了上风,即主张政府多接触具有反共姿态的印尼陆军。随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5901号文件明确了印尼陆军已成为对印尼外交政策中的重要角色。1959年7月印尼政治体制回归到苏加诺主张的＂有领导的民主＂上,政党政治在印尼走向死亡,支持印尼军方的重要性尤为迫切,国家安全委员会6023号文件再次确认了此点。至此,陆军成为了美国制衡印尼国内政治向左倾发展的唯一代理人。     

论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对华贸易禁运政策的微调

20世纪60年代是美中关系处于激烈对抗的时期,美国一方面通过越南战争来遏制共产主义、遏制中国,另一方面又努力避免与中国直接交战.为了解决对华政策的矛盾性,约翰逊政府提出了"遏制但不孤立"的对华政策,试图通过放宽对华贸易禁运政策来缓和对华关系.虽然最后约翰逊政府任内对华政策没有根本的变化,但是它却为尼克松政府实现美中关系突破奠定了基础.     

美国中东政策影响因素分析

二战以来,美国对中东政策历经冷战、海湾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三个分水岭。影响美国中东政策的因素除了基本的战略、政治和经济利益外,还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政党外交理念、国内利益集团以及美国与大国的关系、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都有着紧密联系,是一个合力的结果。     

评析约翰逊总统时期美国对华政策

约翰逊执政时期表面上美国对华仍然推行传统的遏制和封锁政策,但是实际上随着新的国内外局势的变动,美国原有对华政策的公共观念的一致性遭到破坏.要求改变对华政策的思想逐渐成为主流,而约翰逊政府也开始重新审视对华政策,特别是“遏制但不孤立政策”的提出,正是美国试图改变对华政策的一种努力。尽管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在行动上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但却为尼克松政府实现重大调整做了思想和政策的充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