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稳”到“参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新探

介绍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发展历史与现状,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探讨了中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方案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并结合当前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趋势提出了建设性政策建议。进而指出:“稳评”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工作程序从“维稳”的思路逐步过渡到利益相关群体“参与”的观念才是破解目前困局的根本之道。     

关于“藏边社会”的思考

作者认为“藏边社会”的内涵丰富,涉及甘青川滇藏区、藏羌彝走廊、西北民族走廊以及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区诸领域的研究.这些地区的社会发展具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历史上这些地区有过民族团结互助共同和睦生活的时期,而且民族之间的团结互助给各方都带来过重大利益,不过也有过民族之间矛盾冲突甚至兵戎相见的惨痛教训.在当前形势下,如何做好“藏边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实现各民族互相团结、共同进步,是研究这一地区的民族学、社会学和藏学研究者的一个共同的重大课题.     

“八荣八耻”的社会动员

能够标志一个时代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建筑,还在于精神上的建筑。从古罗马的荣光到“欧洲文艺复兴”,从春秋战国到“五四”以降,古今中外,概莫例外。任何伟大的精神,都是伟大的社会动员,或者说,以伟大的社会动员达到精神的共鸣直至共建“。八荣八耻”正在经历这样一次社会动员,更直接地看“,八荣八耻”本身就是这样一次社会动员。今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提出了“八荣八耻”。此刻,我们正处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关键之时,国民经济的发展与改革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国民性格与精神…     

土族“法拉”遗俗社会功能解析

信仰"法拉"是青海民和三川土族生产生活中的一种民俗事象。土族人民普遍信仰"法拉",从而在土族人民婚姻礼俗、丧葬习俗以及重大的生产生活和宗教活动中都能见到跳"法拉"的仪式和活动。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跳"法拉"这一文化事象进行比较全面、客观的阐释与探讨,对记录、保存和传承土族民间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木雅地区社会组织“居巴”的开放性与各民族交融的社会基础

文化交融和社会交融发生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善于处理人口流动,能够提供更多融入机制的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可以促进社会交融发生。文章基于对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地区的调查,认为青藏高原的人口流动是一种常态,因而讨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时,需要重视基层社会组织如何根据外来人口的来源和流动方式提供融入机制。木雅地区处于青藏高原交通要道,人口流动频繁,为了加快外来者融入当地社会,其社会组织“居巴”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处理原则。首先,“居巴”在当地被表述为一个血缘亲属团体,但“居巴”的双边继嗣特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血缘排斥性,从而有效扩大亲属范围。其次,基于“居巴”形成的“亲戚”,是一个以姻亲关系联结的亲属网络,它通过对“居巴”继承关系的肯定和与新建“居巴”形成姻亲关系两重方式,将外来人口继承或者新建的“居巴”完全接纳到“亲戚”群体中,以完成外来者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总体而言,“居巴”是既能吸纳外来人口加入,又能持续保持社会稳定性的社会组织,在这一意义上对外来人口具有开放性,利于不同来源、不同身份的外来人口融入,是促进当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基础。     

加快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刍议

<正>2007年12月,国家正式批准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中央在深入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背景下,为培育继"长三角"、     

撒拉族社会组织“工”的词源考释

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工"在撒拉族历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撒拉族地区有"撒拉八工外五工"的说法。关于"工"的来源与解释,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根据民族学、历史学材料,运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本文对撒拉族"工"的名称来源进行了新的阐释,提出"工"来源于汉语,原意为"工区",后发展为相当于乡一级的行政区划的观点。"工"是清王朝加强对撒拉族地区统治的产物。正确分析"工"的词源,无论是对了解撒拉族社会文化,还是理解清朝王朝如何具体将"边疆"地区真正纳入其直接而有效的统治范围当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山大学举办“海与中国及周边社会”研讨班

<正>2011年8月29日,由中山大学研究生院、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中山大学环南中国海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海与中国及周边社会"研究生暑期高级研讨班(暑期学校)在中山大学南校区逸夫楼举行了开幕仪式。     

社会网络与“大人物”概念付诸应用研究

在以艾滋病为例的疾病控制领域进行人类学田野工作,因经常涉及隐秘性强的主题而增加了田野工作难度。社会网络与"大人物"概念和方法的应用,成为人类学家克服上述田野工作困境的一种途径。在厘清学术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这些概念和方法为疾病控制产生的积极作用,是田野工作发现地方性逻辑和文化差异的渠道,是实现健康福祉的学术关怀。     

神坛上的牺牲——广西壮族“天婆”调查研究

本文针对广西壮族布偏支系的原始宗教做天仪式之执仪者天婆展开全景式(外观境界与内观境界)调查研究,通过搜集天婆们人生经历及个体感受的各种信息与数据,并作以相互间的比较,以图揭示天婆神灵使者特殊身份的来龙去脉。     

“功德”:不求回报的礼物?

自莫斯以来,学界关于礼物关系中送礼与回礼的对称性一直争执不下。本文以乌蒙山区回民生活中的功德为例,认为功德作为一种施济物,接受者确实无需回礼,捐赠者也没有回礼的期待。在此意义上,功德属于免费礼物。然而,这种非对称只是表面的。功德关注的不是布施者与受用者的关系,而是布施者与神(安拉)的关系,因而其对称性实际上是通过神的回赐完成的。因此,在探讨礼物的对称性问题时,主体和时空的扩展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熔”非“容”：欧美社会的族裔问题

2007年7月4日,法国政府宣布,一项关于加强对移民控制并鼓励新移民积极融入法国社会的法案草案不久将提交议会审议。此草案一经推出,再度引起世人对多年困扰欧洲的＂沙拉碗＂问题的关注。与此同时,自诩为＂最民主、最平等＂国家的美国,也做出了类似的举动。随着美联邦高院做出的关于＂废止优先录取少数族群入学＂裁定的出台,一时间众说纷纭。欧美国家的这些举措也足以引发我们诸多思考。     

中越边境广西金龙布傣族群的“天”与天琴

立足田野调查,从起源、仪式、诗经、"巫"身份等方面,系统剖析了中越边境广西龙州县金龙镇布傣族群的"天"信仰、"做天"仪式、"天琴"法师及法事操持者等内容,为深化相关研究提供了基本参考。     

生物性和社会文化性:对“家族”与“民族”关系的人类学思考

对生物性与社会文化性的讨论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命题之一。从这两个层面去看待家族和民族,既避免了封闭的阈于血缘和文化等传统特征的研究,又避免了在全球化背景下过度突出家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倾向,从该二元概念为切入点探讨中国人类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家族和民族关系问题,揭示二者的相似性,有助于重新思考文化生产、文化再造、家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等问题。     

“民族因素与社会稳定”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由江苏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南京师范大学联合主办,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承办的"民族因素与社会稳定"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12月7—8日在南京师范大学国际交流中心隆重召开。学术界、宗教界、政界代表共40余人探讨"民族因素与社会稳定"相关问题,研究当下正在发生的涉及少数民族群体事件及其影响、比较东西部差异、探讨解决思路及政策发展方向。开幕式上,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国家民委巡视员、研究室副主任黄忠彩致     

“桃花源文化”形成的社会基础

“桃花源”因陶渊明的作品《桃花源记》而名满天下,千百年来,人们对它的追寻与考证从来不曾停止过:“桃花源”到底在哪里,它究竟是一个虚构的艺术世界,还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存在?如果真的曾经存在过,那么,它又在哪里呢,它所展示的到底是怎样一种文化环境?民族学家彭伊立、覃武陵在其父彭泊先生(我国50年代对土家族进行民族认定的先驱之一)民族思想的影响和启示下,对桃花源与武陵蛮的渊源进行深入研究,以失落了2000多年的巴文化为契机,运用民族学的新理论以及考古界、地质地理界和现代科技最新成果,对“桃花源”这一千古悬谜做出了大胆、独特而合理的推测与解释。本刊曾在2004年第5期刊发过两人撰写的《〈桃花源记〉并非虚构》一文,阐述了“东晋末年我国武陵山区腹地‘武陵蛮’的生活现实是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写作原型”这一观点。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在“争鸣”栏目对彭伊立、覃武陵两位先生近期撰写的该专题系列文章予以连续刊载,希望能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     

论“天人合一”思想下的园林空间艺术

中国传统哲学博大精深,从先秦至明清,天人关系都作为基本问题加以研究。作为三大流派之一的道家哲学,其"天人合一"思想赞美自然,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合而为一。本文试图以"什么是天人合一"及"天人合一中"人"作为文化的主宰",进一步分析"天人合一"思想主张下的空间设计,并对建筑空间、文学空间、园林空间等人文环境空间进行多角度分析探索,从中国人的空间观中解读"天人合一"与环境的辩证关系,以求得相对全面的认识,期许在"天人合一"的主导下追求人与环境的和谐统一,为寻求最佳捷径而探索。     

浅析侗款制度与侗族传统社会的“款约”习惯法

侗款制度是侗族传统社会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社会制度。侗款制度在侗族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今天还在侗区继续发挥其整合社会秩序的部分功能和作用，“老人协会”、“乡规民约”是其与现代社会调适后的表现形式；社会控制功能配置最齐全；影响社会层面最广泛，效果也最突出。侗款制度、侗款文化、侗款组织也是侗学研究中较热门的课题，有的学者认为侗族制度文化就是侗款文化，     

“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中的宗族研究范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人类学与社会史的汉人宗族研究之主流,实际上一直放在“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框架内来展开的,以致形成了一种思维范式.这个范式的主要特点是把宗族当成国家与地方社会交流的平台.传统帝国时期,国家支持宗族的存在,以维持地方社会秩序,支撑帝国的整体运转;但现代化运动却要试图革除之,因为它阻碍了现代社会的建立.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视角也的确合乎中国的历史实情,因而今后需要继续加以开拓和深化.但必须意识到,它也遮蔽了作为亲属制度意义上的宗族之文化内涵.也就说,宗族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更主要是文化的、风俗的.回归文化的角度理解宗族,是今后超越“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中的宗族范式的一条可尝试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