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入境旅游接待区域差异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入境旅游取得了很快的发展,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区域发展十分不平衡。从测算结果看,福建省入境旅游带内差异大于旅游带间差异,旅游带内差异主要是由东部滨海旅游带内的差异造成的。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对福建省旅游入境接待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福建省各设区市可以根据区域旅游资源优势、逐步改善的交通条件和旅游设施条件,通过提升入境旅游市场的战略,缩小入境接待区域经济差距。     

江苏省农民收入与信息消费的互动机制及其区域差异性研究

基于江苏省1984—2013年样本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VAR）的实证方法,分别对江苏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和信息消费的双向影响关系进行了考察并加以区域间的比较分析。在构建VAR模型的基础上,使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江苏三大区域农民收入和信息消费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江苏省农民收入和信息消费存在较强的相互促进的作用机制,并且这种正向影响在短期内较为显著。江苏三大区域中,苏中地区农民的信息消费对收入的敏感程度最高,收入增长对信息消费发展的刺激拉动作用最大;苏北和苏中地区的信息消费对收入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苏南地区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据此,应有针对性地建立长期有效的江苏省农民收入和信息消费的激励机制,以促进两者的长期稳定协调增长。     

海峡西岸旅游区入境旅游发展区域差异研究

基于标准差、变异系数及Theil系数,着重从入境旅游人数及国际收入两方面,分析与探讨2005-2012年海西旅游区形成前后的区域差异演变情况.研究结果表明:(1)海西旅游区入境旅游发展的绝对差异在扩大,但相对差异却略有减小;(2)该区域的入境旅游市际总差异、区域间和区域内差异都呈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是市际总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在区域内差异中,粤东潮汕文化旅游区各市间的差异较为突出;(3)海西八大旅游分区入境旅游呈现出以闽南滨海商贸旅游区为强力核心,其他旅游分区跟随发展的“众星捧月”格局.运用旅游资源指数和地理联系率研究发现,旅游资源禀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区位条件是海西旅游区入境旅游发展区域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重庆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分析

运用Theil—T指数对1998-2007年重庆市40个区、县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其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在2004年之前基本处于稳定阶段,而后呈现快速扩大趋势;其区域差异有近8成是来自区域间的发展差异。同时,主成分分析也表明区域差异主要是来自于区域间的发展差异,充分证实了重庆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区域间的发展差异。     

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及对策研究

农民收入的增加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全局性问题。该文首先考察农民收入增长的现状,然后对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从增长方式、农产品成本、价格、市场体系等方面提出有效增加农民收入应采取的对策。     

区域物流发展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1998—2007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分析我国区域物流发展差异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并分析不同影响因素对区域物流发展差异的贡献。研究表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物流发展差异在不断扩大;物流网络密度、人力资本存量、市场开放度、区域物流政策等因素对区域物流发展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夏普里值（ShapleyValue）分解结果则进一步表明,对区域物流发展差异的贡献从大到小依次为：省际地域固有因素、人力资本存量、物流网络密度、市场开放度、区域物流政策。     

重庆市农民收入与工业化的区域差异及阈值效应研究

为了能更准确地把握区域工业化发展给农民收入带来的影响,综合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了重庆市农民收入与工业化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发现：重庆市农民收入水平存在连片集聚现象,区域间工业化发展极不平衡,且二者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并不能带来农民收入的长期持续增长。工业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具有双面阈值效应,在不同工业化阶段,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弹性先快速增加后逐渐减弱;在不同区域,工业化的影响呈现出倒“U”和“U”两种类型。     

我国区域社会保障差异评估与影响因素研究

使用DEA模型对2012年30个省的社会保障进行现状评估。结果说明省际间综合效率值差距较大,其主要原因是规模无效率和纯技术无效率。基于此,使用2002—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从社会保障投入量和投入结构分析区域社会保障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转移支付是影响社会保障支出的主要影响因素;社会保障支出与城市化率呈正相关,与老龄化率和失业率存在负相关关系,说明我国社会保障供需结构不合理。     

河北省"一线两厢"区域经济差异分析

本文运用Theil系数一阶段分解法研究河北省区域经济差异问题,基本结论是:“一线两厢”三区域间经济差异与河北省总的经济差异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三区域内部经济差异相对较小,其中“一线”区域内经济差异对河北省总的经济差异的贡献率最高,“南厢”和“北厢”内部差异一直相对较小。最后提出了河北省实现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安徽省农业经营主体的影响因素及其地区差异研究

基于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概况分析,从微观角度利用家计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农业经营主体的影响因素及其地区差异。结果表明:个人因素、家庭负担率、现有土地面积正向影响农业经营主体;而食品支出比重、非农因素负向影响农业经营主体,土地流转意愿对农业经营主体的影响有所差异;皖南、江淮地区和皖北的农业经营主体影响因素之间存在差异。基于此,提出提高农民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和非农技能、政府建立有效的土地流转平台、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经营主体等建议。     

影响苏北地区区位收入差距的经济因素

在区位差距上 ,苏北与苏南、苏中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但苏北的差距在缩小。苏北地区内部五大市之间的差距也十分明显 ,主要是受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财产积累效应影响。缩小苏北地区区位收入差距必须发挥市场调节作用 ,合理配置人才资本 ,形成良性的“扩散效应” ;必须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 ,加大政策扶持、资金投入、人才开发 ,正确引导人口流动 ,走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路。     

农民创业意愿影响因素调查

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影响农民创业意愿的因素展开调查,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全国17个省41个县的146个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创业的意愿受文化程度、打工经历、生活现状满意度、家庭人口数、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年收入、地区以及亲朋好友中创业人数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文化程度、对生活现状的满意度、家庭劳动力数量、以及亲朋好友中创业人数与农民创业意愿成正相关;家庭年收入、家庭人口数与农民创业意愿成负相关;具有外出打工经历的农民更倾向于创业,中西部地区较之东部地区农民具有更强烈的创业意愿。’     

江苏农村居民区域收入变动分析

借助变动矩阵和收入变动指数,利用1985--2005年统计资料从三个层次对江苏省农村居民区域收入变动性进行全面考察,发现江苏省农村居民区域收入变动性越来越低,区域划分越大变动性越小,人口比重较大的地区收入变动慢于人口较少的地区。     

浅析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始终存在。地理、自然资源、人文环境、原有的经济基础、人口素质、科技水平等诸多因素都影响着区域间的经济水平。文章从历史发展基础、政策体制环境、区域经济结构、和经济核心竞争力四个主要方面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差异。     

我国农村家庭贫困影响因素及区域差异

以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指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分析考察家庭层面和村庄层面一共10类变量对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进一步运用夏普里值分解法量化各影响因素的贡献率。研究表明:家庭层面的内在因素对减贫增收的影响远大于村庄层面的外在因素,因此激发内生动力对脱贫减贫更为重要;从家庭层面因素来看,教育是造成农村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因素,其他依次是家庭中被抚养成员占比、打工和非农经营、家庭成员健康状况、非农户口占有比以及政治信仰;从村庄特征来看,村居生活条件对家庭收入影响最大。不同区域农村减贫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中部地区家庭收入贡献率最大的是家庭成员人均受教育年限,东北地区贡献率最大的是人居环境,西部地区是人口抚养负担。基于此,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     

影响苏北地区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制度因素

苏北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主要表现为城镇居民间收入差距、农村居民间收入差距以及城乡居民间收入差距。有些差距的存在是合理的,但有些不合理的差距却是应该努力避免的。缩小差距的对策是:建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的收入分配调控体系以调节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增加弱势群体的收入;建立社会监察体系以取缔非法收入;多途径增加农民收入以缩小苏北地区城乡居民间收入差距。     

山东省农民收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基于山东省农村的特征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可量化性,选取了12个变量指标,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进行系统研究评价,分析各市影响农民收入关键性因素的贡献率,为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提供理论依据。     

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

基于 2016—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验证了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区域差异,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当前人口流动的大趋势不改,长期居留意愿呈现出北方高于南方、东部高于西部的特点,且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分布,华东和东北地区始终是“热点”城市集聚区。从城市包容度、社会融入能力和家庭特征三方面分析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社会融入能力最为重要,其中已婚率、受教育程度、流入地已停留时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更高的跨省流动比例则会降低长期居留意愿。城市包容度的重要性有限,但医疗公共服务的正向影响增强,平均工资收入和住房支出两大经济因素亦开始凸显重要性。家庭特征始终是流动人口长期居留决策的一大因素,符合新经济迁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