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池"本在成都平原考

自来学界认为上古时期的"滇池"一直就在今云南高原,由此导致西南上古历史中很多问题无从解决.本文通过搜集、分析现代技术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认为战国后期以前的"滇池"必是在今成都平原.只是由于战国后期蜀部族人的南迁,"滇池"之名才被带到今云南高原上.此结论的取得,可以使西南上古历史、地理、民族等方面的诸多谜题获得科学而合理的答案.     

岷江与都江堰对成都平原生存环境的影响——从历史考察的角度

岷江是成都平原的母亲河。当都江堰的调控力与岷江水势相平衡时,是兴利的最佳时刻;当岷江自然伟力超过都江堰的调控力时,岷江洪水就会给成都平原带来洪涝灾害,并损毁都江堰水利工程设施,有的洪灾甚至又进一步引起成都平原的旱灾。二千余年来,这类灾害常有发生,并有日益严重的趋势。本文试对成都平原上的旱涝灾害作一历史考察,以资当今对这一问题作正确的环保风险评估,并采取相应的对策以改善成都平原的生存环境。     

川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初探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川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面貌和时代的认识比较模糊.本文通过与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和三峡地区龙山时代文化相比较,认为通江擂鼓寨遗址和巴中月亮岩遗址受三峡地区龙山时代文化影响较大,绵阳边堆山遗址受宝墩文化影响较大,广元张家坡遗址、邓家坪遗址则受到宝墩文化和三峡地区龙山时代文化的共同影响.宝墩文化和三峡地区龙山时代文化在川东北地区的分布大致以嘉陵江为界.     

从文化传播角度审视"问题与主义"之争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在 20世纪初期独特的社会大背景中,各种外来的新思潮不断涌入并被广泛介绍和宣传的情形下出现的一次重要论争,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对这次争论进行审视,进而认识到这次论争的社会功能,并从中总结宝贵的经验教训,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世界化和现代化。     

从语境的角度析中国人的"意会"和美国人的"言传"

文章以一个跨文化交际实例为引,导出此案例交际之失败源于中关两国语境文化高低有别,然后从历史和文化两个侧面分析了中国高语境文化和美国低语境文化的成因,最后给出了和美国人交际的策略.     

"胡"、"蛮"的文化说解

“胡“和“蛮“最早是北方和南方少数民族的自称,后来在借入汉语中附带了特定的语义内涵,体现在词义结构和造字理据等方面.语言中的这种现象需要联系特定历史背景和文化心理进行解释.     

说"——"看汉字文化的底蕴

本文通说汉字"一"的丰富多彩的词义和词性的灵活运用,以它的丰富文化底蕴表明汉字是中华民族璀璨悠久文化的根,证明汉字是世界上任何文字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两宋"积贫"、"积弱"辨析——从国家战略和国家竞争力角度

史学界长期以来对宋代"积贫积弱"的价值判断最近受到了质疑,研究发现宋代非但不贫,相反其综合经济实力非常强大.宋代的所谓"弱"并非由"贫"所致,实质上是其内控型的国家战略导致了国家竞争力的降低,这种国家战略的形成根基于宋代建国的特殊时代背景.宋代政府管理的特点也不是"扬文抑武",而是"抑文抑武",这也是由国家战略所决定的.     

对质疑"配偶权:一种'夫对妻、妻对夫'的权利"的质疑——与桑本谦博士商榷

婚姻制度发生之前没有人形成,此时地球上生命链接的高级形态是“过渡期间的生物”———南方古猿。从猿转变到人的首要条件是实行杂乱的性交关系。对杂乱性交的限制和禁例,标志着婚姻制度的发端,这是自然分工的结果。婚姻结构了血缘家族,家族即社会,社会为人猿之分野。由是而论,婚姻制度的出现昭示了从猿到人进化过程的终结。血缘婚配为人类婚姻制度的第一种形态,也是群婚的初始阶段,这是一种以同辈男女互为夫妻的两性结合方式。因此,桑文所谓的“婚姻制度的真正创始人必定是两个男人”的代表性观点,是个伪命题。前提不真,关于发生学意义上的配偶权是“一种对性资源的排他占有权”的推定,也是不成立的。     

从传统金石学走向科学考古学——郭沫若甲骨文、青铜器研究中考古学方法的应用

郭沫若在甲骨文、青铜器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与他有科学的研究方法--考古学的方法密切相关.在甲骨文研究中郭沫若提出要重视地层、伴出器物的研究,对甲骨文断代有着重要启发作用.郭沫若还从考古类型学的角度对甲骨文进行研究,按字体风格不同将甲骨卜辞分为不同的王世.同时还采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青铜器进行系统的整理,从青铜器的形制、纹饰等方面出发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其所创"标准器断代法"在青铜器研究中建立了殷周青铜器研究的新体系,开创了新局面.     

光与影的嬗变——从中介的角度论模仿说

从中介这一新的角度阐述模仿说的基础之上,理解中介与模仿这两个概念,并且从主、客观的角度论述中介及其具体形式在模仿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即具体通过语言符号、人的主观认识、客观存在等这一认识过程对模仿说进行辨析,从而在新的角度对模仿说这一理论进行理解和认识。     

从滑稽人物的"说不难"看游说的文化方式

司马迁笔下的滑稽人物之所以在游说人主时获得成功 ,就在于他们高超的语言艺术以及聪明睿智的幽默天赋。同时 ,该文分析了司马迁为滑稽人物写传在喜剧文学发展中所起的开创性意义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释义——从占星学的角度

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是占星学背景下的一个命题,其中的"天"指占星学理论中的天象及其运行规律,并非等同于"自然"。因此,不能把"天人之际"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合一即"天人合一"。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实质上是力图把占星学的理论与实际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追求思想与经验统一,在其中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与下句"通古今之变"恰巧形成对应。澄清这句名言的原本意义,不仅还原出司马迁的历史形象,而且还从秦汉学术、思想的展开中,发掘出占星学在当时更为根本而广泛的影响,展示出中国古代思想史长期被遮蔽的一个重要方面。     

"合法化"论争与认同焦虑——以文论"失语症"和新诗"西化"说为个案

合法性是韦伯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关键概念,把合法性概念引入文化理论话语及其论争的分析,有助于揭示这些话语及其论争复杂的文化意义。晚近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和汉语新诗的理论话语中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说法,尤其是以下两种代表性的理论:中国现代当文论“失语症”说,汉语新诗“西化”说。这两种理论的提出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同时,表露出一种对现代文化认同的深切焦虑。这种焦虑近代以来一再出现,它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无法回避的文化认同问题。通过对“重新传统化”与“本体安全”关系的分析,可以展现回归传统与文化认同的当代建构的复杂关系。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坚持文化多元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倡导一种开放的、发展的文化认同观。     

从"语言说我"到"我说语言"——韩东、于坚的诗歌作品的另一种解读

弗·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对语言作为一种潜在的"霸权"有着深刻的认识."语言说我"更多的呈现出一种启蒙的立场,创作主体缺乏对即定语言成规的自觉意识,比如20世纪50、6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的写作;"我说语言"却以一种反启蒙、反文化的姿态去言说自我,张扬个体生命体验,凸现出强烈的逃脱"语言工具论"牢笼的渴望,如以韩东、于坚为代表的"第三代诗歌"写作.但是任何一种知识体系说到底都是现实中的一种权利关系,一种语言的结构其规范和规则系统都先于言语行为.由此这种对语言成规的自觉意识和语言自身的特征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同时也造成了新诗写作悖论性困境的产生.     

"儒教"还是"儒学"?——关于近年中日两国的"儒教"说

在中日两国学术界中,关于儒学还是儒教的论说由来已久。从"儒学"的原始形态来说,"儒学"并不是现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宗教;从"儒学"的展开历史看,中国儒家学说的主流从来没有成为如西方现代"Religion"那样意义上的宗教。把儒学称为"儒教"的表象之下,反映了对西方文化受容的变异。中日两国虽然都用"儒教"一词,但是在这一文化现象的深层,有着两国近代史化过程中社会对待宗教不同态度的痕迹,存在相互认知上的错位。正确认识儒学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三个代表"的人权质感——也说人权的普遍性

关于人权的普遍性的争论已不是有无问题,而是如何理解的问题。从"三个代表"中可以透视出对人权普遍性的特定理解。人权的普遍性表现为一种可触摸性、可反思性和一般行为主体的根本利益一致性。这种理解以一种实在的质感满足,给人们提供了人权对话的行为平台。     

一个错位的"晚清"想象——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说

王德威评价晚清小说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一说,近来备受学界关注,然而考察其"现代性"理论和观照文学的方式,发现其中存有一种理解上的文化错位,也就是说,王德威在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时,不可避免地带有美国文化中的情感想象印记,事实上造成了对晚清文学和"五四"文学的双重误读.在这种情况下,较为有效的对话途径是,从文学语言这一角度,切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理解.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辨清晚清、"五四"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历史关系.     

"化境"之探——从解释学角度剖析诗歌翻译中的"意图"

本文首先从西方解释学的角度论证了诗歌翻译中"作者意图"的不确定性,进而探讨树立诗歌翻译新标准的可能性。通过比较西方认识论中的"两元"体系和中国传统诗学的"三元渐进论",以及对汉诗英译的两个个案分析,得出结论:诗歌翻译不应仅仅局限于对语言符号的机械性解释,而应该综合考虑诗歌内容、创作背景和表达方式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达所谓的"化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