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

“宋代经济革命说”是国际中国史坛上最流行的成说之一 ,本文彻底否定了这种观点。文章指出 ,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社会 ,如果真有“宋代经济革命” ,首先应表现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 ,但从经济成长方式看 ,宋代江南虽有若干重要进步 ,但并没有出现可以称为“革命”的重大变化。因此 ,“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不过是一个“虚像”而已。产生这种错误的根源是方法论 ,主要表现为“选精法”和“集粹法” ,这两种方法的主要错误都在于将某一或某些例证所反映的具体的和特殊的现象加以普遍化 ,从而使之丧失了真实性。因此 ,对以往的研究方法进行总结 ,是今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当务之急。     

论北宋世家大族的择偶标准

宋代“婚姻不问阀阅”是一个被人们普遍认同的定论。实际上 ,“不问阀阅”并不等于“不问门第”。在以特权和等级为基核的宋代社会 ,崇尚门第仍然是大部分家族缔结婚姻关系时恪守的原则。此外 ,与宋代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变迁相一致 ,“以才择婿”也成为世家大族择偶的重要标准     

论宋代诗学的"嫌贫爱富"倾向

“嫌贫爱富”是宋代诗学中一种普遍而又较为独特的倾向，它反映了宋人对历代诗学中不太受人欣赏的“富贵气”的重视。这种倾向的产生既与宋代的人的地位有关，也与宋代人的审美趣味有密切的关系。它与“嫌富爱贫”的倾向共存于宋代诗学中，一方面反映了宋人内心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表现了部分上层人物的趣味。由于“嫌贫爱富”是宋代较为独特的倾向，因而具有独特的诗学价值。     

略论新儒学对黄庭坚书学思想的影响

黄庭坚在宋一代的书家中对于书法是有着深刻理解的,他提出的以“不俗”“韵”为核心的书学思想,是宋代“尚意”书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所有的书学理论、书法创作与评论都是围绕着这个“韵”和“不俗”来展开的,他的这一书学思想,是受到宋代新儒学强调心性修养,强调入世苦行思想的影响而最终形成的．是宋代新儒学在艺术创造上的具体体现。     

关于宋代新儒家伦理论中“诚”的概念

从先秦儒学到宋代新儒学 ,其思想继承的核心内容基本是围绕伦理理论中人的本性这个问题展开的。特别是孟子的“性善说”以及作为其逻辑根据而提出的天人合一理论 ,成为宋代性理学成立的决定性基础。宋代新儒家在自己的伦理理论体系中努力探求规范法则与自然法则的相关关系。为此 ,他们关注先秦儒家的“诚”概念 ,并把它作为天人相关的媒介进行深入阐述。宋代新儒家们以“诚”为媒介将“性”与“命”相统一 ,从存在论上保证了他们的伦理理论根据。朱熹认为 ,“诚”并不是道德的抽象性 ,而是实在的“理” ,用“诚”来概括天理的必然性。这表示宋代新儒家的伦理理论彻底上升至存在论层次 ,意味着基于不变权威的中世纪道德至上主义的萌芽     

中越宗藩关系简论

一、中越宗藩关系是历史形成的在宋代以前的经籍中，“宗”、“藩”二字的本义，互不相涉，更无厚薄统属之殊。“宗”，是指景仰、尊崇的意思。“藩”即“藩篱”，与“屏蔽”、“藩屏”、“藩翰”一类词含义相同，用现代汉语来表述，都是指挥卫、保卫的意思。到了宋代，“宗藩”二字始连用，最早见于南宋诗人陆游的《送大宗函诗》：“宗藩虽旧识，莫遣得亲疏。”之后，“宗藩”一词广为应用，直至进入明清，成为中国与其周边国家关系上一种常见的用词。“宗藩”一词为什么最早出现于宋代？这要从宋代前后中国社会的演变来考察。秦始皇统一中…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

宋代政治架构 ,一言蔽之 ,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是理解与认识宋代官僚政治体系的关键。皇权、相权、台谏之权 ,构成宋代中央政府中的三角 ,三者互相限制 ,又互相倚恃 ,形成“共治”架构。宋初完善法制 ,提倡依法办事 ,奠定了“共治”架构的稳定基础。而中唐以来社会思想的发展 ,为“共治”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有宋一代 ,最能体现“共治”架构的 ,是宋仁宗朝 ,故有“庆历之治”的美誉。剖析宋仁朝政治 ,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共治”架构。     

释宋代“买茶额”和“产茶额”

宋代的“产茶额”和“买茶额”中所记载的数字 ,是我们了解宋代茶叶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材料。然而 ,“买茶额”和“产茶额”究竟代表什么含义 ?如果我们从字面来理解 ,显然会产生很多的误会 ,而以此为根据对宋代的茶叶经济作出的推断也就不准确。本文从对宋代榷茶制度及其运作方式进行深入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对北宋时期的“买茶额”和南宋的“产茶额”的含义作出解释。认为 ,所谓“买茶额”是指国家的榷茶机构买纳产茶州县政府收购上来的部分好茶 ,以供大茶商长途贩运到北方地区进行销售的茶叶数额 ,而所谓“产茶额”是指产茶州县“批发”和“住卖”的茶叶数 ,也就是官府控制下茶叶在全国的销售总额。     

宋代思想家对中国伦理思想的贡献

宋代伦理思想,是中国伦理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对宋代伦理思想的研究,总的来说,存在着一种“否定过多”的倾向,即对其在伦理道德方面的精粹部分,没有能够加以充分的肯定。这一方面是由于宋代思想家们的许多伦理道德思想,往往同他们的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和维护封建制度的纲常论结合在一起,即精华与糟粕合为一体,不容易分辨;另一方面,也是同我们思想上的一些形而上学观念以及“左”的思想影响分不开的。对于宋代思想家们的“心”、“理”等论述,常常被视为是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的主观唯心论或客观唯心论,并由此而被看作是神秘主义,是形而上学的闭门思过等等,从而否定了宋代思想家们在伦理道德理论方面的卓越贡献。     

阐释学视野下的宋代“以才学为注”

宋代“以才学为注”的阐释学方法出现的原因有三:一是由于宋人“以才学为诗”,诗歌文本阅读障碍极大,本朝人注本朝诗就极有必要;二是知音说和前贤注疏佳作的影响,使宋人也希望通过对本朝诗人诗集作注以达到“立言以不朽”;三是孟子“以意逆志”的尚意阐释学传统及宋代经学阐释学的影响,使来人觉得诗可以解.通过对宋代流传下来的任渊等人的注本考察可知,宋代“以才学为注”极为成功,这既有功于作者,又有益于读者,还深刻地影响了清代诗歌阐释学.     

宋代诗学研究的力作——《宋代诗学通论》

四川大学周裕锴教授的力作《宋代诗学通论》 ,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宋代诗歌理论的专著。该课题是国家社科基金 1 992年立项的青年项目 ,1 997年 1 0月由巴蜀书社出版 ,1 999年荣获首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宋代诗学通论》全书 40万字 ,分“诗道”、“诗法”、“诗格”、“诗思”和“诗艺”五编 ,涉及到诗歌的本体、功能、创作、修养、风格、构思、表达、鉴赏和技巧等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专家鉴定组结论认为 :“这部专著全面深入地探讨了宋代诗学的各个方面 ,取材宏富 ,立论严谨 ,论证细密 ,体现出很强的理论性和体系性 …     

宋代吏隐与文人生活

“吏隐”在宋代文人士大夫之间蔚然成风。宋代士人“吏隐”的生活方式,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端：第一,“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以参禅念佛作为仕途失意时的精神解脱;第二,“身在魏阙之下,心存江湖之上”,徜徉园林、卧游山水,在庙堂政事之余获得精神上的安闲与自适。宋代士人吏隐之风的流行,是当时特定的文化环境所致．亦与宋代园林艺术的发达和山水画创作的实际情形密切相关。而这种吏隐心态渗透到此期高度发展的文学创作中．就形成了一种弥漫于文学作品中的“吏隐情调”。     

试论宋代舞蹈的艺术特征和审美取向

宋代舞蹈是在唐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加强了故事情节 ,丰富了内容和抒情性。宋代舞蹈从宫庭走向民间 ,促进了民间舞蹈的繁荣和发展 ,“勾栏”“瓦子”的出现 ,使舞蹈走向商业化 ,表演形式多样 ,内容注重反映社会现实。在舞蹈动作方面 ,宋代宫庭舞温婉细腻 ,民间舞蹈活泼诙谐     

宋代在文臣和武将的称呼区别上并非绝对严格

史学界有的专家学者把宋代文臣和武将的称呼区别绝对化,称张浚为统兵文臣;有的对它们的区别不清楚,称程羽为“将领”。为此,特撰短文辨析。宋代的文臣和武将是有区别的。自宋太祖实行文臣统兵制度始,许多担任过督兵和统兵职务的人,并非武将出身,也不是“大将”、“将军”。所谓“大将”和“将军”,都是武官名,是“军衔”的一级。将军作为武官名,在宋代用在两个地方,一是由宗室充任的环卫官,二是作为武散官。宋代的武将不用“大将”、“将军”的“军衔”。宋太祖在实行“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方针,“杯酒释兵权”之后,将禁军分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长官皆称“都指挥使”。同时,逐步地消除方镇节度使的割据称雄,罢黜宿将典禁兵,节度使成为没有权力的空     

胡仔的“诗道”及其诗学意义

《苕溪渔隐丛话》是以文献价值著称的宋代诗话总集,胡仔在书中以扶持“诗道”为己任。前人对其“诗道”之所指尚未及探究。其“诗道”即诗学批评之道,即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唐宋诗人及其诗歌,意在给陷入发展困境的宋代诗学指出向上一路。他主张创新,兼取唐宋,提出“师少陵而友江西”的观点,这些至今仍闪烁着宋代诗学批评的理性光芒!     

理学观物方式与宋代田园诗的写物艺术

宋代理学所倡导的观物方式对宋代田园诗的写物艺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以物观物”说的浸染下,宋代田园诗人对自然物象的描绘更注重征实体察,细腻刻画;“物吾与也”的思维方式促使宋代田园诗人更富博爱之情,作品的拟人手法也日渐兴盛;“格物穷理”说导致宋诗的“尚理”倾向,而理学家对天理生机的推崇,启迪田园诗人创造出更加活泼灵动的诗境。     

徽学动态

黄山学院冯剑辉博士在某国内图书馆发现一份宋代宝祜四年（1256）的契约文书,经查证,文书中的“武山乡尤昌上都”地名,系安徽祁门县“武山乡”,从而确定这是一份从徽州流出的徽州祁门县契约文书。冯博士的考证,不仅为该份宋代文书确认了域属,也为宋代徽州契约文书的发现增添了新的珍宝。由于年代久远的纸质文书不易留存,宋代徽州文书现存已不过几十件。     

“格物致知”之再评价

(一)知是心之能,智则原于物,“格物致知”是从物到心的认识方法 “格物致知”作为一种求知的方法论,在《大学》中把它提到特别重要的地位的是宋代思想家。这是与宋代思想家重“理”相联系的。由于宋人重“理”,而认为“理”必须穷,故“格物”被作为“穷理”的一个必要手段而强调。 然而,由于“格物”与“穷理”联系起来,而“理”又被作这样那样的解释,因此“格物致知”     

宋代临朝听政新论

宋代有 9位皇后 ,10次临朝听政。这在我国政治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人们历来一般认为 ,宋代无“唐朝武、韦之祸” ,主要原因是宋代后妃的德贤和待外戚之法的严明 ,但是 ,若作进一步的分析 ,则会发现 :宋代皇后临朝的“合法”使皇权交替平静 ,社会和政治秩序稳定 ;她们在听政时基本上是绍述先王 ,遵守成法 ,没有强制皇权 ,专横跋扈 ;她们依靠的最基本统治力量 ,既非皇族也非外戚 ,而是文武朝臣 ,主要是文臣 ,这也是前述宋代皇后合法听政、守成而治的根源。     

“宋韵文化”的构成与核心

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宋人在“祖宗家法”规范下，通过内省营造了继先秦以来的又一座“文化高峰”。这座高峰的顶端就是以经世为终极目的的理学。理学是宋代文化的核心，也是宋代社会的大脑，具有“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的意蕴和韵味，体现出不同于汉、唐的精神境界，作用于宋人的各种实践活动，使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透过宋代文化理解其中的意与韵，探讨宋人的精神塑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