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计异象的市场定价——来自中国股票市场的证据

本文应用非预期股票收益定价的模型框架以及Fama和French三因子模型,研究了应计特征及应计风险因子的应计异象的市场定价并发现:(1)在公司水平下,无论是在Fama和French三因子模型下还是在非预期股票收益定价的模型框架下,应计和应计异象风险因子(CMA)均不能作为独立因子、不能解释股票超额收益。(2)同Hirshleifer et al在美国市场的发现一致,Fama和French三因子模型同样不能解释中国股票市场的应计异象。相对于Fama和French三因子模型对应计异象的检验结果,三因素模型可以部分解释中国股市的应计异象,而且,还可以完全解释中等规模公司的应计异象。(3)三因素模型对大规模公司的应计异象则出现了不能被解释的截距项,平均值为-0.104,市场错误定价可能是导致出现不能被解释的截距项的原因。     

资产链、可交易价值与股票短期收益分析

根据资产链的思想提出股票可交易价值的概念,并从股票可交易过程中归纳出价格因子、流动性因子和波动性因子是股票可交易价值的主要构成因素.进而建立考虑可交易价值的单因素和多因素股票定价模型,选取中国沪深A股市场的周交易数据进行实证.结果显示:模型对中国沪深A股的短期收益具有良好的解释能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优于Fama - French三因子模型.     

中国主要股指收益相关性研究

在许多金融计量问题中,如衍生产品定价、风险管理、套期保值和最优投资组合选择等,对各个市场收益之间波动性的动态相关关系进行模拟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运用ADCC-MGARCH(Asymmetry Dynamic Conditional Correlation-Multivariate GARCH)模型可对中国四个主要股票指数市场的收益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主要股指市场的相关性是时变的,并且是非对称的;特别是政府放开了对A股和B股的购买群体以后,A股和B股市场的分割性逐渐缓和,市场之间的相关性日益增强。     

中国上市公司的违约风险和预期收益:基于隐含资本成本的分析

风险与收益是金融的核心概念,理论预测二者是正相关关系,但一些检验表明,两者负相关.本文进一步对我国 A 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预期收益与违约风险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基于隐含资本成本方法和Na?ve模型.论文首先介绍隐含资本成本的估计方法和违约风险的KMV模型的一个新拓展——Na?ve模型,其次是运用这些方法估计,最后采用Fama-MachBeth回归检验两者关系,结果发现A股市场股票预期收益与违约风险之间负相关,并且这种负相关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进一步加大.     

上证30指数股市盈率实证分析

通过对2000年上证30指数股市盈率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其中股息支付率、每股收益增长率、行业平均市盈率对股票P/E值起主要的解释作用,而股本规模因素,解释力却有限,除每股收益增长率外,各变量的相关性与理论分析基本一致.     

中国股市收益的横截面实证研究

除β外,公司规模是影响股票平均收益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文章选取了1999年1月至2006年12月所有在市A股股票为样本,分析了股票收益与β和公司规模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无论β作为单独的解释变量,还是和公司规模一起,它在解释股票收益时,都不具有显著性;相反,公司规模都一直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     

股票收益分散度的不对称性研究——基于A+H股的实证检验

以A+H股为样本,以横截面收益离差绝对值作为收益分散度的代理指标,对A股市场和H股市场的对比研究发现:在A股市场存在收益分散度的不对称性,即在上涨市场中股票收益的分散度低于下跌市场。按A股市值大小分组后发现:收益分散度的不对称现象在小市值股票中更加严重。A股市场中主力投资者和散户投资者在趋势交易过程中的博弈行为可能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     

通货膨胀幻觉与中国股市估值

上海A股市价格波动无法用红利与无风险利率的变化来解释。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跟传统理论相反,中国股价跟通货膨胀呈现反向关系。其原因在于Fed模型的拥护者将E/P跟名义利率进行比较来判断股市估值是否合理。文章证实了中国投资者中存在通货膨胀幻觉。通货膨胀幻觉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上海A股市场价格变化,特别是该假设能解释1996—2001年的大牛市。     

沪深A、B股市场收益的长期记忆——基于修正R/S和GPH的经验分析

该文以1993年3月1日至2004年9月24日的上证A、B股、1996年1月1日至2004年9月24日的深证A、B股市场价格收盘指数为对象,利用修正R/S分析和GPH检验,诊断股市日收益和周收益序列的长期记忆特性.研究表明:在沪深A、B股市场上,日收益和周收益序列都不存在显著的长期记忆;相对而言,上证B股比A股市场收益的长期记忆更显著,深证A股比B股市场收益的长期记忆更显著.     

中国农业上市公司每股收益可持续增长实证分析

基于Higgins和Van horne财务可持续增长理念进行相关理论分析和EPS可持续增长模型构建,并根据模型和农业上市公司特征提出了八项假设,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农业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对公司每股收益增长影响最为稳健和显著,国家给予公司的所得税优惠对每股收益增长的影响也十分稳健和显著。另外,资产负债率是影响公司每股收益的重要因素,总资产周转率对每股收益的影响与假设相同且显著,公司前10名大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参数估计结果符合预期。其他解释变量,如高管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对每股收益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高管公平性偏好、私人控制权收益与企业效率——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

以2007-2011年的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委托代理了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探讨高管私人控制权收益对企业效率的影响,以及高管公平性偏好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首先,相对于分散持股或者存在股权制衡的公司,股权集中公司中高管控制权收益绝对额更高;但额外控制权收益的分布情况却与之大相径庭,说明高管控制权收益具有"隐性"特征。其次,高管控制权收益绝对额较高的企业,其公司价值绝对额和变化量就越低,支持了"代理观"下的预期;但额外控制权收益的激励方向却与之相反。相对于分散持股或者存在股权制衡的公司,集中股权公司高管人员正向额外控制权收益与企业效率显著正相关,负向额外控制权收益与企业效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总体上支持"效率观"下的预期,提升了公司价值。解释了为什么过度摄取控制权收益减损公司价值,但高管私人控制权收益在过去几年间却不断攀升的内核因素。     

中国股指收益的动态关联分析

为探讨我团股指收益的动态关联关系．本文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上证A股指数、深证A股指数和上证B股指数收益之间的相互动态影响。更进一步地利用脉冲响应分析及方差分解方法测算了新息在收益系统之间的传递、变量的响应效果和新息冲击在变量响应中的贡献程度。结果显示，三个市场指数组成了稳定的收益系统．谊系统对外来冲击的响应是暂时的，系统很快收敛到均衡状态。     

剩余收益估值模型的适用性——以沪深金融业上市公司为例

以2003-2008年沪深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剩余收益估值模型在不同盈亏状态、不同信息质量,以及不同规模等方面的适应性进行了检验,同时对不同状态下净资产账面价值、剩余收益和成长性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在盈利状态和亏损状态、不同信息质量,以及不同规模情况下剩余收益估值模型的适用性存在显著差异,成长性也是也是影响剩余收益估值模型的因素,同时净资产账面价值和剩余收益都具有价值相关性,且互有增量价值相关性。     

CCI与中国证券市场走势的实证分析

美英等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CCI)对股市指数收益有很重要的影响力。为探讨CCI与中国证券市场走势的相关关系,通过两类模型对1999年10月~2004年8月间我国股市收益与CCI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CCI对深沪五个指数的走势有显著的解释与预测效果,但对我国的B股市场似乎没有显著性。     

预期收益研究新方法:隐含资本成本综述

资产定价理论试图寻求金融资产预期收益的决定因素。经典资产定价理论预测资产预期收益与系统市场风险正相关,然而研究者在模型检验中,多使用已实现收益作为预期收益的替代变量,而已实现收益由于噪音、信息冲击等问题,可能不是预期收益的良好替代,有鉴于此,现有研究转向"事前法",从投资者视角看待预期收益问题,使用隐含资本成本方法替代预期收益。结合公司财务和会计方面对预期收益进行度量则是隐含资本成本方法的核心,根据这一研究脉络,文章全面阐述了隐含资本成本方法及其研究新进展,并提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碳汇林业的木材收益与碳汇收益评价的实证分析

碳汇林业建设在全球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已成为碳汇供给的主力之一,碳汇林业建设更具战略意义。在碳汇交易的利益导向下,对碳汇林业的收益进行评价是推进碳汇林业建设的关键。采用Hartman木材与生态舒适性产出评价模型,对河北省邢台市任县永福庄乡林业的木材收益及碳汇收益进行评价,可以得出当地碳汇林的最优轮伐期为10年,并计算得出最优化的综合收益预期值。     

中国机构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收益关系研究

基于机构投资者情绪的实际情况修正DSSW模型,分析机构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收益的影响机制.以"中国证券分析师指数"作为中国机构投资者的情绪指数,应用GARCH模型对中国沪、深两市机构投资者情绪及其波动与股票收益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机构投资者情绪存在一阶自回归,方差为异方差;机构投资者情绪是影响股票收益的重要因素,其情绪波动(方差)也对股票收益产生一定影响,但未形成系统风险.     

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投资决策有用性——基于"费森-奥尔森估值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费森—奥尔森估值模型对中国A股市场股价的主要解释因素进行分析,力图在文中解释是何种会计指标成为股价的主要解释变量进而考察了会计信息的投资决策有用性。文中主要研究了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对股价解释能力的程度。本文实证结果发现:2002年以后,我国资本市场存在账面净资产对股价的解释能力逐年增强的现象,且是股价的主要解释力量,解释能力优于会计盈余;账面净资产、会计盈余二者联合对股价的解释能力呈现波动性增强趋势:同时否定了会计盈余单因素对公司股价解释能力逐年增强的假设。     

贫困大学生就业预期收益——风险与择业行为的调查研究——以厦门市部分高校为例

根据投资组合理论,贫困大学生以职业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择业行为是追求相同风险程度下的收入最大化或相同收入下的风险最小化的结果,因而讨论贫困大学生的就业收益-风险需要将其择业行为联系起来。文章通过建立两者的关系模型,结合厦门市四所高校539名贫困大学毕业生的调查结果加以研探,认为：职业风险成本、贫困因素、未来收入预期三个因素影响的择业行为对就业预期收益产生重要影响。贫困并不会影响大多数贫困学生的求职信心,但可能会造成择业过程中的焦虑心理,从而增加就业的相对风险;合理的工资偏好有利于职业选择提高收益,职业指导是贫困大学生分散职业风险、实现职业收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而专业成功、专业满意度是造成未来就业预期收益风险的重要因素,择业时选择专业对口有助于提高预期收益。     

股价波动持续性与反转收益

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是资本市场的热点话题,学术界给出了诸多解释,但鲜有文献从风险时变性视角关注到波动持续性的影响。基于2005—2021年我国A股市场个股数据,利用GARCH族模型度量股价波动持续性,分别通过投资组合分析与混同横截面分析,实证检验了个股股价波动持续性与股票预期收益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股价波动持续性与预期收益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通过构建多空组合,在买入波动持续性小的股票的同时卖出波动持续性大的股票,能够获得显著的超额收益。同时,针对我国A股市场存在“反转效应”的特征事实,进一步检验了股价波动持续性对反转收益的影响。经验证据表明,股价波动持续性放大了反转收益。因此,投资者可以通过纳入刻画股价波动持续性与反转效应的因子改善投资组合的业绩;监管部门应加强对股价波动持续性的实时关注,并将其作为系统性风险预警的重点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