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化"与"多元性":观察秦汉魏晋巴蜀史的重要线索

在巴蜀这一族群复杂、文化多元的地区,其地域性差异的消除和共同性因素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和艰难的过程.地方社会"一统化"与"多元性"因素的激荡,构成秦汉魏晋巴蜀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明显特点.     

司马相如与通“西南夷”

司马相如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怀有建功报国的伟大志向.在汉武帝通西南夷的历史进程中,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仅平息了唐蒙事件,稳定了汉在巴蜀的统治,保证了通西南夷的顺利进行;而且还亲自出使西夷,使汉朝与"西南夷"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得以加强,增强了"西南夷"对汉王朝的政治认同,为汉武帝后来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苗族石漠化地区生态恢复的本土社会文化支持

在黔西北石漠化地区的生态恢复过程中,当地苗族充分利用本民族的生态地方性知识和智慧,成功战胜了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说明了"文化制衡"在当今生态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在生态恢复过程中,除了文化的力量外,当地的社会保障机制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因而两者缺一不可.     

清代巴蜀地区“川主二郎神”信仰新考

巴蜀地区"川主二郎神"信仰由川主崇拜与二郎神信仰互渗互融而形成,具有显著的多源耦合特征。考察散布各处的清代巴蜀碑文和文人著作,可以发现清代巴蜀地区一直在为整合"川主二郎神"信仰、消除其多源耦合性而作种种努力;然而"川主二郎神"的身份定位却依然难以统一,同时也产生了"悬置说""主辅说""化身说"等整合理论。清代以来,仙道文化的融摄、道教徒的参与、灵验故事的传播等道教因素推动了巴蜀地区"川主二郎神"信仰的发展。四川夹江二郎庙将三位"二郎神"共祀一殿,又是清代以来巴蜀地区整合"川主二郎神"信仰的创新形式。二郎神信仰文化圈已然形成。     

论巴蜀文化与来知德的美学精神

巴蜀地处盆地,四面环山,但巴蜀先民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努力开拓,冲破自然的束缚,向外发展.这种态度深深积淀在巴蜀人心底,逐渐形成了勇于开拓创新的巴蜀文化精神.明末巴蜀学者来知德不臣服和恪守权威、传统,提出"舍象不可以言《易》""格去其物欲"以及"文能载道,何害于文"的美学观点,以正人心和世风.这正是勇于开拓创新的巴蜀文化精神在来知德美学思想中的折射,也是巴蜀美学精神的特点所在.     

漫谈改革开放以来的巴蜀文化研究

本文所说的"巴蜀文化",完全是地域文化的概念,是指发生在巴蜀地区的一切文化现象.因此,它既不是考古学意义上的"巴蜀文化",也有别于经学与训诂学意义上的"巴蜀文化"--"蜀学".     

唐僧玄奘成都五年修习研究

玄奘少年时表示"愿入蜀受业",入蜀后驻锡成都空慧寺,空慧寺地望及玄奘在成都修习功课要迹均可考证.唐僧玄奘与巴蜀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巴蜀文化与玄奘之间的互动,起码可以从五个方面加以考察.(1)巴蜀文化从学风和做人理念两方面启发了玄奘最终的"舍身求法与西游取经".(2)巴蜀道、释底蕴为玄奘两大经典<老子>与<般若心经>的翻译奠定了学养基础.(3)巴蜀观自在佛缘促使玄奘形成了观音信仰,玄奘观音信仰又影响巴蜀形成广泛的观音菩萨崇拜.(4)玄奘为巴蜀禅系的形成增添了新养料.(5)玄奘入蜀与出蜀路线为巴蜀文化旅游资源留下了一笔潜在遗产.     

秦汉移民与巴蜀文化的变迁

秦汉在向巴蜀的移民 (广义 )中 ,不乏当时社会的优秀人才 ,他们和其他移民一样在巴蜀从事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活动 ,对巴蜀旧貌的改变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促进了巴蜀文化的重大变化。巴蜀地区滋长的各种文化精神与中原渐趋等同 ,形成为秦汉及其以后巴蜀文化一道新的风景线     

从《三国志》看历史时期的蜀道

蜀道是沟通关中地区与巴蜀地区的咽喉要道,是北出蜀地的交通命脉.三国乃动乱之世,魏蜀对峙下的蜀道在频繁的征战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蜀道的兴废与中国历史的走向紧密相连.通过蜀道,中国历史出现了转机,向华夏之一统再一次迈进.     

早期秦人与巴蜀文明的关系

巴蜀地区存在一些与典型巴蜀文化不同的文明,这些"异质文明"的来源问题成为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考古资料研究证明,巴蜀地区早期文明的发展与甘青地区的古代文明相关,由于秦人很早就在甘青地区活动,早期秦人可能或多或少对巴蜀文明产生过影响。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甘青地区秦人存在进一步南迁的可能性;二是秦祖蜚廉一族的武装部族特征与巴蜀存在过的"戈基人"相关;三是蜚廉族图腾与蜀中"蚕丛氏"图腾同为虫图腾,二者实为同源;四是蜚廉的石棺葬俗是唯一见于文献记载的,且秦人精湛的冶铜技术,则为巴蜀古文明中大量使用石棺葬提供了佐证。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