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北作家群”小说的民俗叙事形态

从民俗叙事角度来看,"东北作家群"小说呈现出共时性复合叙事的形态特征.多形态叙事在不同作家身上具有鲜明的侧重点.概括起来讲,萧红主要以启蒙叙事见长;萧军重在凸显民间叙事风格;而端木蕻良则是典型的"社会分析"叙事.     

多民族文化背景下广西彩调民俗叙事建构

广西彩调是在南疆多民族文化土壤中孕育发展起来的,融合了壮、汉、侗、苗、瑶、仫佬等12个民族的文化和民族情感的戏曲艺术,其独特的审美文化内涵来自边疆民族叙事题材及其蕴涵着的多民族审美文化意蕴。这些民族题材剧目生动展现了南疆民族倚歌择偶的婚恋习俗、风情各异的节日民俗、富于壮民族特色的丧葬习俗以及富于少数民族特色的信仰习俗等。     

论《边城》对民俗的叙事建构

沈从文小说<边城>对民俗进行了多种叙事建构,作者从个体的区域文化意识和小说审美的叙事意识出发,在话语层面对民俗进行了一种主动的叙事建构.通过民俗叙事的场景化、情节化和意象化三种方式,在面、线、点三个方面建构了小说的民俗叙事,体现出作家较强的主体性和自觉性.     

张爱玲小说都市民俗叙事的女性视角

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张爱玲的出现犹如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照亮了整个上海文坛,她的作品以小说为主,代表作有《红玫瑰和白玫瑰》、《金锁记》、《倾城之恋》等。本文从张爱玲的女性视角入手,探寻其小说都市民俗叙事的独特性,将张爱玲的小说放置于她所生活的上海都市空间中,在分析作品都市民俗叙事的女性视角时,也指出女性群体幽闭的生存状态。     

叙事视角下的传统村落新民俗——以湘南B村“周礼古宴”为例

"周礼古宴"是湘南B村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官方记述中显示它源于周朝"三礼",民间则认为它是从村落开派起传承的,现在看到的村中经由官方组织安排的古宴现场表演则于近年才产生。这就使人们在认知上产生了模糊甚至矛盾。从叙事的视角来看,关于"周礼古宴"官方叙事与民间叙事并没有本质冲突;古宴活动本身是关联于传统,又符合发展之势的新民俗;更是已融入村落生活,具有生命力的真民俗。     

明清雹灾与雹神崇拜的民俗叙事

雹灾具有瞬时突发、灾害立现的特点,史书把雹灾对应到政治悖谬导致的天气阴阳相激。认为冰雹是天界神人操纵工具播洒而成,雹子是虾蟆、蜥蜴、龙等两栖爬行类动物所吐,两龙相斗也会有冰雹,雹灾传闻体现了清代观察者、传播者的龙崇拜“先结构”存在。人们了解到雹灾是洪水前兆,及时避灾;并用火器驱赶雹灾,进而想象出某种宝贝作为御灾工具,可以抵御、驱逐来袭的雹灾。     

论丁玲文学作品中的口承民俗叙事

丁玲文学作品的口承民俗叙事是逐渐累积生成的。早期只是无意识的、浅尝即止的都市方言采撷;转型期的则为湖湘口承民俗援引,这拉开了民俗叙事的序幕;"回家"后作品,则是自觉地将轻快雄壮的陕甘口承民俗予以集结。这种动态生成,对口承民俗的教育功能体认是其表层原因,而对民间的发现、体认则是其深层动因。     

沂蒙精神的图像叙事

经典美术作品是国家、民族的心灵图像。沂蒙精神的图像叙事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紧密联系在一起。沂蒙红色基因与革命实践精神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国当代优秀地域文化的代表,民族大爱成为美术创作取之不竭的表现题材。通过梳理沂蒙地区的美术活动和沂蒙题材的美术作品,分析沂蒙精神在生成、发展、传播中的叙事转变和审美表现,呈现不同历史阶段的人文关怀与时代精神。对“沂蒙精神”进行深入的图像学研究,充分发挥图像叙事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坚定文化自信方面的作用,是当前与未来美术发展的方向。     

纳博科夫小说的叙事时空与中国叙事经验

纳博科夫是一位后现代主义大师,他的后现代小说充分彰显后现代主义风格,尤其在叙事手法方面更加凸显其后现代主义特色。尽管如此,在纳博科夫小说的叙事手法中,东方元素有迹可循。纳博科夫对于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的运用均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手法存在契合之处。文章通过对比纳博科夫的经典作品《洛丽塔》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分别阐述二者的叙事时间与叙事空间的契合之处。     

冰心小说的叙事模式论

冰心依据新的审美要求重新剪辑小说时间,借助叙事角度的转换表现自我,淡化情节而突出氛围,体现出更深层的审美意识,拓展了其小说的表现空间,以自己的独特叙事模式为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提供了初期的资源。     

萧红小说中的民间风景

从自身生命的历程中,萧红在心理上形成了比较稳固的民间情结,由此决定了作家在创作中对下层社会的关注与向民间立场的转移。萧红作品中注重表现民间潜在的生命力、坚韧的生存意志以及民间原始情义的博大和仁慈。风俗民情的渲染和儿童视角的运用使民间风景得到了更充分地呈现。     

萧红小说散论

萧红小说具有精典品格与创新精神.思想内容意蕴丰厚,情感色调丰富多彩,形式新颖不拘俗套,特色突出风格独具.     

反讽：女性的身体叙事——萧红与萧红小说论

“身体叙事”是萧红文本的一个潜在的内容与姿态,在文本中,女性身体不仅成为萧红作品中的“生死场”,而且更是小说获得内涵和意义的根本来源。萧红似乎对自身的情感与女性的命运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女性独有的身体经验成为她从事文本建构的基本手段。生育、病痛与死亡是作家诠释女性“身体叙事”的独特视角,女性与男权社会乃至整个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与冲突成为身体的悖论。女性作家用反讽的姿态作了一次“致命的飞翔”,在语言的狂欢与回忆的空间中获得身体与性别的认同。正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萧红将自己写进了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     

萧红小说的创作特色

萧红的小说创作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她不仅师承了鲁迅等前辈作家自五四以来改造国民灵魂、重铸国民性格的探索,在她后期的创作中又把这种自觉的批判和深沉的民族忧痛寓于充满诗情画意的自然抒情之中。     

论丁玲与萧红小说的不同思想风貌

丁玲与萧红的小说呈现出不同的思想风貌:一,丁玲的个性意识与革命意识相互交错、此消彼长;萧红由一位激进的左翼作家转变为自由撰稿人。二,丁玲顺应主流意识需要刻意展示农村革命进程与农民心理变迁,萧红关注东北农民的生存境遇,显示出革命意识与民族意识觉醒。三,丁玲依据政治理念,从社会分析角度对生活作出评价;萧红从生命体验出发描摹农民生存状态。     

对余华小说叙事意图的动态试读

余华的文本世界始终参照现实世界的，并有着暗示现实的强烈的叙事意图，但由于余华在不同时期于文中所采用的叙事符号的功能性与现实性的强弱不等，其叙事意图的体现呈现出前后不同的特色。本文从叙事角度出发把余华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试图穿越文本中不同的叙事符号，读解不同阶段余华小说不同的且是深刻的叙事意图。     

欲望叙事:世纪之交以来叙事伦理的转型

现代叙事在本质上具备伦理的意义。关注伦理核心要素的欲望叙事无疑更集中而深切地反映着自由伦理的演进历程。伴随着商业世俗主义思潮的合法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初期欲望叙事所呈现的现代主体性自由伦理现在其后、尤其90年代以来的欲望叙事中发生新变,衍化为以“消费者”为主体核心、以“消费欲望”为表现核心的新的消费伦理观。欲望叙事伦理的转型,表征着时代精神的转型。具体表现为:本能与灵魂分离的人性异化;从“创造者”到“消费者”的主体异化;从自律到自恋的“自我”异化。     

美丽混乱中的重新叙述——重论1980年代中后期先锋诗歌叙事性问题

在当前学术话语的禁锢下,我们一直面临诸多无法回避的矛盾,譬如面对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叙述问题。谈90年代诗歌的叙事性便要以80年代的滥情写作作为反面教材,却无视80年代中后期诗歌实验的努力;谈90年代诗歌中“叙事性”的代表诗人,却对这些诗人80年代对诗歌叙事的发生学意义所作的准备做以一言以蔽之的概括,那么这一切只能使“汉语诗歌被耽搁在虚假的先锋面具和历史转型的门槛上,而公众对诗歌有限的感受力也将为所谓的‘误读’继续败坏”。在历史分野与写作界限的叙述圈套之中,“叙事性”问题有必要在一个更广阔的时空里进行回溯式的思考,其意义不仅在于艾略特所谓“过去决定现在,现在也会修改过去”的批评功能的重现,同时亦是对先锋诗歌批评的“求真意识”的一次富有探索意味的秉承。     

萧红的小说世界

萧红小说浓郁的故乡情结、生命意识,反映了其小说世界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悲剧美的艺术特色。作家对故乡深切的眷恋与怀念已超越时空界限,成为人们对人类精神家园永恒的追求与向往。     

诗化小说改编电影中的叙事策略研究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编和叙事理论在电影中的相互渗透,不为传统电影所接纳的诗化小说进入了改编视野,在非线性叙事、韵律化语言及抒情性主题方面,同脱离了戏剧拐杖、寻求自身语言发展的电影媒介产生了契合.诗化小说的电影改编考察此类(不以故事为中心的)文本向电影转化过程中的叙事策略,认为在故事内容方面,变情节结构为情感结构,由主观性鲜明的叙述者现身主导叙事的走向;在叙事话语方面,化现实空间为内心空间,以现代化的电影语言打造如诗般的影像意境.改编后的影片以其鲜明的叙事抒情化和影像写意化,树立了属于诗化电影的独特风格,为中国电影拓展了富有东方审美意趣的影像类型,为中国电影意境论的理论建设丰富了案例,也为当代融媒体背景下的中国电影创作提供了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