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探讨秦统一全国的历史必然性

东西方古代均产生了地缘政治学的萌芽 ,苏秦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地缘政治学家之一。他以“连横”之策说秦惠王 ,极其准确地分析了战国时期的地缘政治形势的真实状况 ,预测了秦必将统一全国。从战国时期的政治形势来看 ,战国早期 ,七雄并立 ,相互制衡。战国中期 ,七雄接壤 ,地缘冲突不可避免 ,秦国极其明智地避开与六国的正面较量 ,向西南吞并巴蜀 ,它标志着秦国从此与六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七雄并立的均势格局自此被打破。战国后期 ,秦势如破竹 ,统一全国。虽然秦惠王没有重用苏秦 ,但是秦国后来进行的统一活动事实上采用了苏秦的建议。用现代的地缘政治学理论结合苏秦的纵横说 ,以全新的视角 ,分析秦统一全国这一史实 ,从地缘政治角度更深层次地考虑战国七雄的区位特征、邻国分布状况、人口、军队、资源、粮食产量与贮备量、交通状况等方面的情况 ,说明秦国享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地形地势优势、体制优势。秦国广泛招揽天下的人才为其所用 ,实行变法 ,推行农战政策 ,加强中央集权 ,加强武备 ,因此富强。从而可以规律性地得出结论 :秦统一全国是必然的。将地缘政治因素视为制约国力强弱和国际关系的首要变量 ,并以地缘政治因素作为研判国际形势、制定应对战略的主要依据 ,对我们处理当?     

被舆论化的历史:"粤东盗甲天下"说与近代广东匪患

在清末民初文献中经常见到的"粤东盗甲天下"之类的言词,并非建立于客观统计比较上的结论,主要是社会各界对近代广东匪患的观感和社会心态的反应.它也与近代广东盗匪现象的某些特点相关.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近代广东盗匪问题提供了有助于了解问题的社会背景.     

有关战国秦半两钱的流通区域问题--兼论秦经济统治力的扩张与形成

战国秦半两钱的流通是秦经济统治力形成和延伸的标志.战国秦半两钱在战国后期秦国本土及其疆域以外的地区形成了一个秦钱流通区域,这一流通区域可以划分为三大部分:即关中流通区、关东流通区以及西南和西北流通区.其中关东与西南和西北两大秦钱流通区域的开辟,使秦人在扩张政治版图的同时也获得了超越关东诸国之上的雄厚经济实力,打破了战国以来分裂割据局面赖以存在的经济区域条件,构成了秦统一的经济地理基础.秦统一事业的完成与秦经济统治力不断扩张和延伸有密切关系.     

"里耶简"所反映的秦户籍相关问题

根据里耶户籍简来探讨秦户籍的内容,秦户籍中反映了姓名、身份爵位、籍贯、年龄等基本信息.里耶简每一枚户籍简记录一户人口,分五栏登记,反映出秦户籍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登记的,各户籍贯均为南阳里,这种户版就是乡保存的户籍,反映出乡里是秦户籍的基层组织管理实施单位.     

秦统一进程的间谍史考察

关东六国为了遏制秦国崛起并延阻其东进战略,曾采取多种方式以求“弱秦”和“间秦”。“间秦”行为达到了部分预期目的,但也促使秦人不断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并逐渐认识到“用间”在统一进程中的战略重要性。秦人“用间”不惜耗费巨资,往往能够以此奠定胜利于战场之外。“离其君臣之计”的成功为秦人“卒兼天下”奠定了坚实基础,不应忽视“间”者在此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上智为间”和“用间可不战而屈人之兵”也是早期间谍史上值得关注的现象。     

试论秦统一中国前后的工商管理政策

秦统一中国以前 ,采用了商鞅制定的抑工商政策 ,在国家干预下 ,有限度地发展商品经济。此举虽有以强权政治粗暴干涉社会经济发展之弊 ,但在战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 ,却既可基本保证社会对商品的需求 ,又可促进农业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秦国的统一大业。秦统一中国以后 ,一些在客观上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措施 ,并没有真正落实 ,而因战争等的需要 ,抑工商政策再趋升级。秦皇朝倒行逆施的行为 ,极大地摧残了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加之其它因素 ,终使其走向灭亡     

宝贵的中华历史文化遗产——秦直道

秦直道是中国历史最久、所经地貌最复杂，路面最宽、修路历时最短、筑路难度最大、发生战争最多、又是民族相互接纳和融合得最好的一条古代高速公路。秦直道承载着着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它是宝贵的中华历史文化遗产。     

论异国人才对秦崛起及统一的贡献

人才是促使国家机器运转的核心动力之一,在以争霸称雄为主旋律的春秋战国时代, 人才的向背对各国的荣辱兴衰更具有毋庸置疑的决定性影响.秦通过长期大胆地引进、重用异国人才,扭转了本土人才匮乏的不利局势,使天下人才济济于秦.史实证明,异国人才是成就秦国兴起、发展以至统一天下的重要因素.通过研究异国人才对秦国的贡献,我们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认识秦国的政治改革、军事强盛、经济繁荣和文化发达;也有助于更深刻地了解春秋战国的时代特征.     

秦"执法"服"法冠"说考论

东汉蔡邕《独断》在追溯"法冠"起源时,说"秦制,执法服之",其中的"执法"实际是指掌握执法职能的职官群体,为东汉时的概念,而非秦简中出现的职官——执法.胡广"秦灭楚,以其君冠赐御史"一说则是他对秦灭六国、"兼其车服"进行理论建构的一部分,不能作为可以信据的秦代史料.但胡广此说将秦御史服法冠的记载固定化,且为汉唐官制文献所沿袭和增改,从而形成了深刻的历史记忆.东汉时期除御史作为执法职官继续服法冠外,廷尉属官也具有了佩戴法冠的资格,这反映的是汉代执法涵义的变化.     

“民心”决定论的困境--以秦亡汉兴为例

在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与皇位易主通常需要诉诸于暴力战争,而战争胜负却并非由民心向背所决定。长期以来,平民百姓属于被统治阶层,与皇室、官僚相比明显弱势,缺乏有效的手段抵御外来侵害,也根本无力左右政局。“民心”决定论并不能准确解释中国历史上的政局变动。儒家对民心作用的鼓吹,只是价值追求,难以得到事实证据的有力支持。在秦汉交替的历史进程中,各路诸侯相互征战,并不顾及民众的感受,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都是着眼于暴力战争的胜利,并以此决定最终的成败;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权更迭的一般逻辑。     

古代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

1949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是四千多年有明晰纪年的中华文明史上继夏商周、秦汉、隋唐、元明清以后的第五个"大统一"时期。当代中国"国家统一"大业,是在继承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向前推进的。自"王朝国家"至"民族国家"的近四千年的古代中国的中华文明史,有四个大统一的时期,统一时间近两千七百年;有三个大分裂的时期,分裂时间为一千二百多年。古代中国的"分分合合"积淀了政治、经济、文化"大一统"的"超稳定结构",一次次分裂又一次次统一,自小统一至大统一,至封建社会"谢幕"之清朝时期达到"大团圆"的鼎盛,为近代中国(中华民国)和当代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国家统一"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     

论“亲”即精神一体性

关于"亲"的研究,以往多就血缘关系立论。其实,"亲"的关系应包涵的内容更广泛:血缘关系,夫妇、情人关系,朋友关系,人与其故乡、国家的关系等。概言之,"亲"并非是一个专门指称血缘关系的词,其本质的涵义是指人的体会到的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在精神上的完全的一体性、统一性。     

"以德治国"之我见

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汲取我国古代传统的道德思想,确立新型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关键要抓好"官德"建设,提高干部的道德素质.     

微博时代公共舆论暴力的产生及其治理机制研究

在Web2.0飞速发展的时代,以网络和手机终端为发布平台的微博,凭借其短、平、快等优势,正形成自己独特的“微博舆论场”,成为了社会公共表达的全新平台,在公民参政、民主表达、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由于网络的匿名性、网民的非理性、监管制度的缺失等原因,网络舆论暴力现象屡见不鲜。构建一套科学的网络舆论暴力治理机制,需要推行微博实名制、强化网民的社会责任感,建立科学的舆情研判与调控机制,加强网络道德建设,完善网络行为的相关立法。     

论国家所有权的客体——以作为集合物的“国有财产”为中心的思考

《物权法》将物权的客体规定为动产和不动产,但是却将国家所有权的客体规定为"国有财产",而没有简单地以"动产和不动产"来指代。国有财产是集合物,它作为国家所有权客体的必要性,也体现了罗马法中集合物这个概念的现代意义。集合物具有独立性和整体性,应当适用同一法律关系,包括成立以确权或归属为目的的所有权法律关系。因此,将"国有财产"作为国家所有权的客体能实现民法对国家所有权的确权保护,维护国有财产发挥公共利益的功能。     

试论儒家“大一统”思想

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内涵丰富,有两大要点：一是孟子提出的＂一天下＂,一是荀子论证的＂一制度＂。＂一天下＂是国家、民族统一理论,＂一制度＂是社会制度统一理论。在分裂与战乱时期,天下＂定于一＂是＂大一统＂的第一要求。完成＂一天下＂之后,紧接着提出＂一制度＂,是＂大一统＂的必然要求。＂一天下＂与＂一制度＂,是长久维持＂大一统＂的根本保证。＂大一统＂是中国历史永远不变的目标。     

舆论史:中国历史场景中的公众意见与政治秩序

中国传统社会,社会舆论形态变动不居,渐趋繁复。远古时期,舆论形态表现为简单的民意;至奴隶社会,古代先民逐渐摆脱神话传说的束缚,自觉寻求趋近理性的舆论途径以申述意愿,抒发情怀。至帝制时代,舆论的绝对专制性长期是社会舆论的主调,它通过严密的舆论管理制度将民间舆论逼入暗流,甚而妄加摧抑,但纵然如此,由知识精英主导的民间舆论依然针对突发性、争议性、刺激性的社会政治问题发表集体意见,形成一股与官方舆论有别甚至对抗的舆论势力。正因如此,即使在专制时代,略具"民主"色彩的社会舆论仍然发挥了监督行政、修正政令、规范道德、淳化风气、引领风尚等重要社会作用。     

舆论宣传·舆论导向·舆论引导——新时期中共新闻舆论思想的历史演进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各时期领导人讲话和中央相关文件的全面考察,认为新时期中共新闻舆论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强调“舆论宣传”阶段、强调“舆论导向”阶段和强调“舆论引导”阶段.“舆论宣传”阶段虽开始从“舆论”视角审视新闻工作,但所谓“舆论”主要指阶级舆论,且偏重灌输式宣传;“舆论导向”阶段认识到了新闻舆论、社会舆论及其引导的重要性,但更强调舆论引导方向的正确性,其中居高临下意味较浓;“舆论引导”阶段开始重视引导的艺术性、实效性与合规律性,显示出对新闻传播规律和公众自身主体性的认识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