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海经》到《神异经》《海内十洲记》--博物志怪走向道教仙话的叙事丕变

从撰者、写作时代、结构设置等多角度来看,《山海经》与《神异经》《十洲记》客观上构成了前后相承的博物志怪系列。博物志怪可谓蕴涵神仙叙事的天然载体,战国以来“长生不死”观念的深化和造仙运动,使得儒士、方士和道徒们在博物志怪系列文本中,通过书写神祇和神仙、陈述神异物产、描绘仙境美景等三种较为典型的表达方式,来具体演绎主体对神性世界的华美构想。从《山海经》到《神异经》《海内十洲记》,博物志怪客观展示出其自身走向仙话的叙事丕变。     

《李尔王》文本《圣经》元素探析

莎剧《李尔王》生命力之旺盛犹如一长寿老人,必然内聚着天神般健壮体格的特质和天使般不朽灵魂与思想,而这些体格、特质、灵魂与思想是永恒的神话原型以及不朽宗教思想等文化遗传基因的产儿。据此,本文试图从《圣经》文学原型和基督教思想两方面,揭示莎剧的旺盛生命力之渊源所在。     

非常规性别电视———作为一种新型偶像剧的《士兵突击》

根据菲斯克的性别电视叙事研究,电视剧《士兵突击》选择了军旅成长的男性叙事题材,但却涵括了“多角色,多情节”、“没有叙事终结”、“亲密谈话”和“情感的过程”、“敏感”的男性角色等女性叙事特征,模糊了电视剧性别叙事的对立性,并具备了励志即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一偶像剧审美心理共性,使男性观众的经验型接受定式和女性观众的情感型接受定式达成一致,从而成功实现对两种传统性别叙事的越界行为,也跨越军旅剧和偶像剧的受众局限,可被视为一种新型偶像剧.     

《七哀》、《三良》:王粲人生的诗意言说

《三良》、《七哀》深契王粲感伤性格,是王粲人生的诗意言说。王粲人生的光点在于前期悲壮的悯世与 有为追求;后期效命曹氏,惶奔仕途,建安理想渐渐淡化,他对文学侍臣的处境虽有自觉的认识,并因此而痛苦,但 更多的是对这种生存环境的无奈和认同。《三良》、《七哀》表达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极深极痛的悲哀情绪。     

试论《史记》人物传记对《水浒传》叙事的影响

本文从《史记》人物传记的历史叙事为中国叙事文学提供了叙事元模式这个理念出发,探讨了《史记》在叙事时序、叙事速度上对《水浒传》的影响,并认为《水浒传》继承和发展了《史记》人物传记中的单传、合传及附传三种形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结构。     

论古代短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从唐传奇、《三言》到《聊斋志异》

在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中,反映女性生活命运的作品占了相当的比重。从唐传奇、《三言》到《聊斋志异》,这些优秀的短篇小说一方面在描写女性形象方面表现了某些共同主题,另一方面也因时代环境的差异而各具面貌与特色。小说中一系列颇具代表性的女性形象是封建社会广大女性境遇的缩影,既具文学欣赏意义,又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元叙事的变形:越剧莎士比亚悲剧《王子复仇记》

越剧《王子复仇记》以特有的唱腔演绎了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为世界莎剧舞台增添了一朵绚丽的越剧之花.越剧《王子复仇记》采用写意性的表现手法反映了《哈姆雷特》的悲剧精神,借助于越剧的唱腔展现了《哈姆雷特》中人物的性格、心理、行动,将越剧唱腔之美拼贴入《王子复仇记》的情节之中,显示出元叙事的特点.这种经过拼贴形成的具有元叙事特征的越剧美,不同于作为话剧的《哈姆雷特》的美学形态,实现了在虚拟、写意基础上的审美叠加.     

库切小说《敌手》中的女性主义叙事视角

库切的小说《敌手》通过对英国18世纪作家丹尼尔·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进行模仿和戏拟,从女性叙事者苏珊·巴顿的角度重新对小说《鲁滨逊漂流记》进行叙事。揭示了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女性空白的原因,批判了父权话语体系对女性的压迫,质疑了经典,同时也表现了库切对于小说叙事的观点。     

《金枝欲孽》的女性主义解读

港产肥皂剧《金枝欲孽》权谋斗争的内在逻辑吸引了职场女性的关注,并将这部后宫女人戏解读为“办公室政治教科书”。文章从传统文化的影响、后宫争宠的主题、男性视角的女性形象、男性拯救女性的叙事结构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发现这种解读不仅没改变该剧文本的父权制特质,反而加强了这种趋势。     

崇三——《水浒传》的三才情怀

“三”是中国人喜欢使用的数字,究其根源,实滥觞于《周易》概括的天地人“三才”观。这种独特的认识世界、把握世界、表述世界的思维特性,在漫长的历史中已演化为我们民族的审美心理。这种“崇三”的情结,《水浒传》中有太多的表现,在诸如人物叙事、器物用语、时间用语、韵语、习惯性套语等方面,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作者对三和三的倍数的偏嗜。这种审美偏嗜,集中透露出作者无处不在的审美心理——一种集体无意识性质的民族审美心理,其有意无意中滋养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而这或许就是被称为四大奇书之一的《水浒传》带给我们经久不衰的审美愉悦的密码之一。     

法治精神与法治理念的运行实践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更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解答的重大问题。在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中必须树立合作协商的美德、保持相对的社会均衡性、发挥教育的先导性;更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关键在于深化法治实践、增强法治主体的高参与度、实现法治根基的本土化。     

论量刑失衡及其对策

量刑失衡又称量刑偏差,是指机关在同一时空条件下,对性质相同、情节相当的犯罪,在适用相同法律时,刑罚裁量相差悬殊的现象。其形成原因在于量刑主体主观过错,即量刑操作者由于个人认知水平与能力、情感、性格等因素而导致的量刑失衡。量刑失衡的对策应是量刑平衡,其内涵要求审判机关在前述条件不应当在同一刑种与刑度内裁量刑级;其实现的路径是增强立法协调,适时颁布解释,提高法官法律职业教育,建立判例法体系。以此纠偏量刑失衡,提高量刑平衡的质量,促进司法公正。     

破产原因概念的廓清——对我国破产原因通行定义的批评

根据我国学界对破产原因的通行定义,破产原因既指破产程序开始的原因,也指破产宣告的原因.此观点具有内在逻辑错误,应予澄清.破产原因与破产申请的原因以及受理破产申请的原因存在实质区别,对这三者的实质区别的认识不清导致我国新破产法在破产程序的设计上存在误区.破产原因的含义应廓清为破产宣告的原因,即债务人丧失偿债能力的客观事实.     

论影响诉讼时效适用范围的因素

目前关于诉讼时效适用范围的界定之理论可说是众彩纷纭,但对其之论述多为就事论事,尚无人系统地研究.下列五种因素对诉讼时效适用范围影响较大,它们是诉讼时效功能之设计、时效的立法例之选择、诉讼时效的性质的界定、诉讼时效完成的效力及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关系.     

论刑事司法改革视野下的无罪推定

观念性法律文化与制度性法律文化应协调,在司法改革进程中,我国引进了一些当事人主义的合理制度,但观念上仍存在很大差距。无罪推定原则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它的确立不仅有助于执法人员的诉讼法律意识的转变,树立权利观念,而且有助于司法改革新制度的实施,为新制度的确立与运行提供观念上的支持与制度上的保障。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初探

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是教学质量监控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体系建立、组织实施、评价抽样数据的采集与处理 ,以及利用评价结果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对评价中出现的原始结果可比性低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并提出了处理的措施。     

经济法定义之辩证

作为我国现阶段经济法的描述,国家干预法说的定义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如果给经济法下一个“通用”的定义,以至于其能适用于各个国家、不同时期的经济法,它应该是指,国家在自然经济或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根据特定的价值考虑,在经济各部门、各主体间重新配置生产要素与经济利益,重新分配其权利、义务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就此,笔者提出“重新配置说”。本说不以调整对象为定义的基础,强调经济法与民法之间的互动性、层次性。     

宗族权威的变异与经纪模式的消解——20世纪上半叶四川双村二重化权力形态变迁的个案研究

宗族和村政作为中国传统村落社会的二重化权力结构和权威形态 ,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从来就是一个受人关注的焦点 ,而由杜赞奇所提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和“经纪体制”理论 ,在近年来则构成理解 2 0世纪上半叶中国村落社会权力结构和权威形态变迁的基础。通过对四川双村的田野调查可知 ,此一时期 ,传统的宗族和村政虽然从总体上都呈现出一种瓦解和衰落的趋势 ,但这一过程却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权力的文化网络”瓦解或“赢利型经纪”对“保护型经纪”的替代。通过考察 ,有理由向人们提供此一时期中国村落社会权力形态变迁的又一类知识。     

保证期间起算新探--兼论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诉讼时效

保证期间起算受若干因素的影响,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的,保证期间应自债权人就主债务人的财产执行终结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人无先诉抗辩权的,保证期间应自主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开始计算.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行使保证债务请求权的方式应受到限制,以克服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诉讼时效发生竞合的理论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