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之印象手法--杜拉斯的小说《琴声如诉》的文体特点

马格丽特·杜拉斯是法国20世纪最有代表性的女作家,她的小说<琴声如诉>摒弃了小说的传统写作手法,借鉴了绘画、电影和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运用"不叙述"的开放结构和印象派的手法,形成杜拉斯独特的文笔风格,是20世纪50年代法国"新小说"流派的代表性作品.     

杜拉斯作品中的“东方形象”新论

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许多作品以越南殖民地为背景,东方为杜拉斯作品增添了独特的风格.作为白人女性,杜拉斯在国家、种族的维度上获得了强势.站在西方文化本位的立场上,杜拉斯赋予了东方独特的品质和格调.在她的文本中,东方是一片有着神奇"本质"的土地.东方"异"文化和某种种族气质存在着必然联系.杜拉斯还通过西方人的眼睛,塑造了一群同质而次等的东方人形象.     

情人之园——杜拉斯作品中的“情人”形象探析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当代法国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艺术家。1984年,女作家创作的小说《情人》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的殊荣,奠定了杜拉斯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坛的地位。而"情人"更是女作家作品和生活中让人印象深刻的一种符号、一种象征。本文围绕女作家的三部主要作品,从多角度对"情人"形象内涵进行了解读,将读者带入一个只属于杜拉斯的"情人"的世界。     

玛格丽特·杜拉斯：欲望的追寻与迷失

"欲望"是法国当代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创作的独特主题,在其写作中,"欲望"的对象既有自然生理性的目标,更主要是精神性的目标.杜拉斯的创作看似有悖传统道德,却真实反映了处于当代场景中人类的处境和情感,她通过感性的方式实际上言说了哲学意义上的生活,由此,杜拉斯对欲望世界的言说通向了更深刻的思考和终极关怀,并获得了普遍性的意义.     

诗与真: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书写与电影呈现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书写既需要客观的"科学式"再现,也需要借鉴艺术的诗性建构方式.艺术能够以一种极为独特而敏感的方式洞察、反映现实.历史书写者要怀着真情实感去书写历史,才能具有震撼心灵的力量."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可以在遵循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追求艺术呈现的多元化.历史书写中的诗性建构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历史事件进行随意书写,而是要以遵循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与公认的价值判断为边界与底线."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对历史的诗性建构有助于实现历史阐释的增殖,有助于更好地达成一种更为丰富而鲜活的历史记忆.     

杜拉斯小说对安妮宝贝的影响

安妮宝贝从各个方面模仿和接受了杜拉斯,文章主要从叙事与主题两方面分析她与杜拉斯的一致性,也分析了这种"接受"对安妮宝贝的创作造成的限制。安妮宝贝与杜拉斯之间的不解之缘,映照出21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的一个侧面。     

“新世俗神话”与“泛审美”

随着大众文化的发展,作为大众艺术的电影无可回避地承受了"泛审美"的历史和时代命运.电影形态的变革在不断的分化中重组、融合.传统与现代、艺术与商业、主流与边缘在整合与圆融中建构当代电影的新世俗神话,通过"泛审美"的美学关联,实现艺术与大众、市场的良性互动.     

大后方电影研究:思路与方法

"大后方电影"是中国电影史"战时中国电影"时段的主导性维面.作为相对复杂的电影历史现象,"大后方电影"研究应该确立动态通连的观照态度,侧重针对官营电影体系的建立、电影创作和电影文化建设几个重点维面,注目于内在联系性,灵活采用多种方法,真正理清复杂交错的内在纹理.     

中国武侠电影与宗教伦理

与好莱坞电影不同,中国武侠电影保持了主流电影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由于宗教的介入,中国武侠电影叙事体系中出现了"第三种力量",改变了二元化叙事格局,也改变了武侠电影的精神模式.中国电影巧妙地将宗教伦理与影片叙事情节交融起来,宗教伦理在为正义力量提供合理道德依据的同时,通过皈依宗教流露出否定暴力的"出世情结",使中国武侠电影的文化精神在世界动作影片的历史序列中独树一帜.     

光影记忆：新中国女性电影60年

从女权主义电影批评角度审视,新中国的电影在女性伸展与解放的体貌下,是一种强大的政治潜抑力与整合力.在这两种合力的遮蔽下,女权的内蕴、女性的意识和独立的女性品格却缺损到几乎无可辨认的境地.新时期主流电影通过女性表象的复位完成了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拨乱反正"的过程,然而,这一时期电影叙事中的女性、母亲、地母形象仍是沉重的、超负荷的或多元决定的历史存在.新时期的电影语言仍然是男性的传播方式,在男性的、意识形态权威话语的遮蔽和扭曲下,新时期电影中的女性依然是缺损的.     

都市文化建构与文学书写——以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写作及她生活的巴黎为中心

文中围绕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法国巴黎的生活和写作,以及她对这个世界之都的理解和书写,探究主体与都市历史所共同参与的文化精神建构历程;通过杜拉斯与巴黎的情感交互,指出在都市文化建构中,边缘与中心的想象性转换的文本再现;进一步揭示了杜拉斯在文学文本的抒情呈现中在都市文化建构过程中所彰显的历史反思与文化塑造。     

数字技术语境中的电影现实性问题

电影是技术与艺术的联姻.数字技术是电影"再现现实"神话的新飞跃,它使电影在虚拟现实、再造历史、重组时空等方面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和可能.但数字技术并没有完全颠覆电影影像本体理论.电影的真实性与假定性本质决定其在数字技术的虚拟美学中延续着现实主义的品质.     

创伤记忆与现代想象——重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伤痕电影”

在1979-1983年间,无论是关于电影语言现代化的理论争论,还是第三代、第四代的"伤痕电影"创作,抑或是学院时代的第五代导演的创伤叙事,都试图通过重构创伤记忆来释放被延迟的现代性渴望,当代中国电影则藉此而形成了新的现代想象与文化认同。"伤痕电影"是一个过渡时代的文化镜像,其与同一时期出现的其他"伤痕文艺"一样,与其说是对历史的客观追溯与还原,不如说是试图在记忆历史中遗忘历史,进而与以发展进步为核心的现代化意识形态达成暧昧的妥协。     

"第三极文化"理论与中国电影的文化自觉

作为一种文化战略思想和学术研究方法,"第三极文化"理论可以在中国电影研究领域开辟一个具有广阔生长性的学术空间,指导对中国电影历史与现实的认知,并积极发展有民族特色的电影理论.文章以"第三极文化"理论为参照,梳理中国电影文化的发展进程,并通过对中国电影现状的考察,思考关于中国电影在文化自觉表现上的几个问题.     

绝望的天才与天才的绝望——解读法斯宾德

法斯宾德是位电影天才,他的人生和影片因自己的生活以及所面对的德国历史与现实,而始终带有深入骨髓的绝望感.他通过影片表达对"第三帝国"的历史反思、对德国现实的思考.他的影片崇尚德国式好莱坞电影而具有好看的外观,然而因艺术地运用"间离"手段而使影片具有深刻的意蕴;同时,运用色彩和空间造型的象征来获得深层意蕴是法斯宾德影片的又一特征.     

创伤记忆与影像建构:“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历史书写维度

不同于其他题材的电影,"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承担着更多的历史责任,要以承认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为前提来进行艺术的审美建构,兼顾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要重视历史中个体的生命体验的表现和传达,怀着温情去书写人的历史与人的记忆,以过去的人的生命体验去触动、感染现代人的生命体验。"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需要在审美标准与道德标准之间取得平衡,避免消费苦难、消费暴力,符合基本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弘扬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认同感,建构不能忘却的民族文化记忆。     

张爱玲和杜拉斯作品中的“无父文本模式”

"无父文本模式"是张爱玲和杜拉斯作品中存在的共同主题。作为女性作家,她们具有强烈的女权思想,在作品中她们以"无父文本模式"表达了自己对父权社会的无情嘲讽和否定。张爱玲的态度是彻底和完全否定的,杜拉斯则是在否定中还期待着男性与女性的和谐发展。     

浅谈玛格丽特·杜拉斯小说的情爱意义

世纪之交,在中国获出全集的殊荣的外国作家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对杜拉斯的认识,有很多人或说一般的读者停留在对她小说所谓的"情色"的描写上,为此,有必要对杜拉斯的小说从时代、政治和女人在社会中所处的角色来分析,透过"情"色"看到深刻和严肃的内涵。     

一个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自我治疗——解读《劳儿之劫》

杜拉斯《劳儿之劫》情节设计上的独特性和语言风格上的破碎性,使得究竟该如何解读小说的故事脉络及人物心理,成为了中外学者关注并热烈讨论的话题.本文对小说主人公劳儿荒诞的举动和怪异的心理重新进行了审视和分析,借助精神分析学、心理学和精神病理学的分析框架来观照劳儿的故事及小说中人物心理,探索劳儿遭受心灵创伤的过程,深入分析劳儿如何通过一系列变态手段尝试改变记忆中创伤事件结果,以实现自我拯救.在此基础上,为杜拉斯"印度系列"中的几个文本提出新的文学研究方法和学科教学思路.     

论童年经验对杜拉斯《情人》创作的影响

童年经历对杜拉斯的创作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父亲的早逝和母亲的漠视对她作品题材的选取、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作品个性的确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杜拉斯的代表作《情人》为范例,分析了童年经历对杜拉斯与其年龄差异很大的中国情人的异国恋情的影响及对其女性主义书写特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