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方纲对“神韵说”的批判与修订

王士禛的"神韵说"和翁方纲的"肌理说"同列清代四大诗说之位,对后代诗学理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翁方纲与王士禛有师承关系,虽如此,翁方纲为建立自己的诗学主张对王士禛的"神韵说"进行了批判,认为"神韵说"在内容和创作上都显得空洞,所以必须以"肌理说"加以修订。翁方纲"肌理说"的建立是诗学理论发展到清代的必然结果,是对传统诗学的再次整合和阐释。     

翁方纲“事境说”初探

与传统"意境说"不同,翁方纲提出了"事境说",关注诗歌的叙事传统,并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总结.翁方纲的贡献在于发现唐诗成就在于意境,而宋诗的成就在于事境."事境说"的提出,丰富了中国古典诗论.     

翁方纲对"吟咏性情"命题的回归与修正

"吟咏性情"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传统命题,而翁方纲的诗歌被指责缺乏性情,实则其在理论论述中,对"性情"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用"缺乏性情"来批评"格调"和"神韵",要求与创作主体当下的情感切合,即"真";而情感之出,强调对"事"本身的,即"正面"的摹写;并最终归为温柔敦厚的诗教,特别强调忠孝问题,强化了最传统的诗言志观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翁方纲用"事境"概念将"性情"与"学问"联系起来,成功地解决了学问入诗的问题.     

学人之诗与肌理说辨析

清代诗学家翁方纲倡肌理说,又倡"学人之诗",二者经常被混为一谈。其实,"学人之诗"指涉的是诗歌的题材内容,肌理说指涉的是诗艺。翁方纲本人以数以千计的题跋考据诗实践了自己所提倡的"学人之诗",他却不具备足够才力为悬格极高的肌理说提供样本。     

翁方纲诗歌“以考据入诗”辨——兼论“事境”说

袁枚、洪亮吉对翁方纲诗歌"以考据入诗"的评价最具代表性。他们的评论集矢于"琐碎零星",重赋而轻比兴,钞书之嫌以及缺乏性情。翁方纲诗歌的这些缺陷,虽然或多或少呈现出与考据的关系,但根本原因是翁方纲对"事"的过分铺排,并强调诗歌解读的唯一性。他作诗"取境"不择,"事"与"情"在篇幅和创作方式上迥异,使得"事境"说在创作实践中变成了只求"事",最终未能实现对"境"的追求。     

翁方纲“肌理”说研究现状思考

向来关注翁方纲的学者，都绕不开他的“肌理”说。通过梳理二十世纪以来对“肌理”说的专门研究，发现自郭绍虞先生将“肌理”定义为义理与文理，并将其他概念都整合在二者之下，后来的研究者都没有脱离这个思维定式，因此，整个“肌理”说研究，一方面出现简单概括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无法完美解释翁方纲诗学的其他概念，又在阐释其他问题时忽视了“肌理”概念的形成时间，导致出现错综的情况。近来研究者对“二元论”的苑囿有所突破，但对“肌理”说内涵和地位的认识仍不足，而翁方纲诗学在清代诗学史上的地位，也没有得到最终的确立。     

“肌理”说与清代诗学转向

翁方纲的"肌理"说作为清代四大诗说之一,不仅以一种特殊的风貌为清代多彩纷呈的诗说添上一抹别样的色彩,更以其对诗歌、诗歌史的独特理解和把握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清代中期一次十分重要的诗学思潮转向,从而在诗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肌理说与清代学术

从清代的学术背景出发,分析了翁方纲的论诗主张--肌理说.认为翁方纲的肌理说受到了清代学术的深刻影响,具体表现为:1、过分夸大学问在诗歌创作中的意义;2、主张义理、考据与词章相结合,体现了诗学与学术的同构;3、兼容并包、弥纶群言的学术气度和胆略.     

翁方纲的“肌理”说探析

翁方纲继神韵、格调、性灵三说之后,又提出了新的诗学主张——肌理说。本文讨论了其“肌理说”产生的时代文化氛围及基本内涵,阐述了翁氏对神韵说的补救与改造,以及对格调说的修正与补充     

中国诗学中的事境说

事境是中国诗学独创的一个概念,但一直被抒情传统的意境说所遮蔽。事境说是宋代以来世俗化生活在诗学领域的一种反映。与“想味不尽”的意境不同,事境尚实宜近,是时间(事)空间化(境)审美范畴。从诗性生存的角度看,诗人创设事境就是为了使人摆脱日常之事的纷扰,在事的诗性世界里去感受和体验应然的生活,从而使人心灵得以净化,生活得以提升。深入发掘和研究事境,既有助于全面理解中国诗学的历史传统,也有助于当下诗歌与诗学多元鉴赏与建设。     

清代四大诗说论略

中国古典诗学至清代而登峰造极，出现了五彩纷呈的繁荣局面，其中王世祯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和翁方纲的肌理说均高标独立，对当时及后来诗坛产生很大影响     

巴赫金“自由的人”诗学思想论

"自由的人"是巴赫金诗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具有独立性和自我意识的"主体之人"、"思想的人"以及"人身上的人",狂欢精神是其内在精神,但"自由的人"的"自由"又必然是相对的。巴赫金的自由思想是深深植根于俄国文化传统和知识分子精神之中的,"一切都是对话,自由才是目的","自由"是对话的根本目的,"自由的人"超越了社会学诗学的范围,成为巴赫金诗学体系的原点和归宿,引领巴赫金及其诗学研究走向生活、艺术与人类理想交融互渗的自由之境。     

驻守与超越--李商隐诗学观论略

李商隐提出"属词之工,言志为最"的诗学观点是对儒家传统诗学观的继承与驻守.然而他的诗学观更多的是对儒家传统诗学背离主张"直挥笔为文",与儒家传统诗论的"主文而谲谏"观点是有明显区别的;重视诗歌缘情功能,提出"咏叹以通性灵",强调抒写性灵,反对文以载道,有意与"圣道"礼义相对;提出元气自然论,重视"真"与"美",倡导以情为文,体现其对儒家道统思想的超越.     

“味”与“趣”——试论诗性生命的审美质性

在中国诗学的一系列基本范畴中,"味""趣"的概念颇为虚灵,但它们更能显示中国诗学的独特精神,极难辨析与领会."味"和"趣"是主体审美理想与情趣在诗歌文本有机构成中的落实,更多地关联到人的审美需求与审美活动.审美活动本身亦属于生命活动,故而以"味""趣"为标志的审美机能,实质上便是诗性生命的审美质性.这里分析了"味"与"趣"各自内涵的特征、区别和历史演化历程,阐释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中国古典诗歌审美质性流变的关系,深刻地揭示了诗性生命的审美特性.     

儒家诗学批评与明代传奇

明代中期以后,文人们纷纷投身传奇戏曲创作。由于文人的身份首先是诗人,所以他们在文体上主动向诗靠拢,并以作诗的思维作曲,把"载道说""不平则鸣说""美刺说"等儒家诗学批评自然而然地移植进了戏曲中。明代传奇中的"载道说"强调传奇应发挥教化功能,这与明代独尊程朱的政策相适应;"不平则鸣说"体现了传奇作家科场不遂、人生艰难的苦闷心态;"美刺说"则反映了明代中晚期社会政治的腐朽和人心风俗的浇漓。     

从"意象"到"事象":叙事视野中的唐宋诗转型

学界现有的"意象"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说是围绕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建立起来的,因而"意象"说在面对中国古典诗歌叙事传统时往往陷入困境。这也是"意象"说、"意境"说尤其适宜于解释唐诗,却与宋诗品质不尽相合的重要原因。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叙事脉络中的重要阶段,宋诗发展了"事象"的表现形式,提取与事相关的要素,以呈现动态的、历时的行为和现象;并通过"事象"营造出"事境",在每一个独特的事境中传达多元而充满变化的复杂体验,进而实现诗歌主旨的表达。以宋诗为代表提炼出来的"事象"与"事境",可以用于建构古代叙事诗学的理论体系,有助于深入认识古典诗歌的叙事传统,进而全面认识中国古典诗歌的本质特色。     

袁枚性灵说的诗学价值

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这三种传统诗学都是儒家正统思想之下的产物,其诗学主张各自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与其相比,袁枚的诗学理论"性灵说"有着明显的进步性,其对其它几种诗学或修正、或超越、或颠覆,显示出了自身独特的价值。     

经学背景下的肌理说

在清代学术史上,翁方纲乃持汉、宋之平者。其论诗核心概念“肌理”之理,亦包含汉、宋两种学术背景。仅关注其表面上的汉学家考订之“理”的成分,而忽略其背后隐藏着的宋学家的义理之理,是对翁方纲诗学思想的最大误解。     

论皎然"风流自然"诗学观及其意义

"风流自然"是皎然论诗的审美理想和"文章宗旨".皎然的"风流自然"诗美观念揭示了诗学的"自然"之美是一种"妙造自然"的美,重视"真性情"的抒发,并紧紧围绕着"自然之美"的审美要求提出了"措意"、"作用"、"苦思"、"取境"、"中道"等一系列重要的诗歌创作问题,从而使得"自然"诗学观念更加丰富.皎然的"风流自然"诗学思想对中唐诗人以及后世诗学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石洲诗话》的神韵诗说倾向

《石洲诗话》前五卷成书于翁方纲任广东学政期间,代表了他的早期诗学思想。分析蕴含其中的辨体意识及对唐宋诗的讨论可知,王士稹神韵诗说对翁方纲此期的诗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