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暴力——罗尔斯“公民不服从理论”的反思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谨慎地表达了公民不服从理论的使用范围,认为"正义的民主国家"是探讨公民不服从的一个前提条件。然而,公民不服从理论的核心在于当我们面对不正义制度时,我们该如何行动:从个人的良心拒绝、法律范围内的情愿示威以及有组织的反抗,直到暴力革命。本文认为罗尔斯公民不服从理论的核心意图在于规训暴力,即诉诸公共舆论,以一种和平的手段来完成对不正义制度的矫正,从而避免社会沦为暴力践踏和蹂躏的场所。     

从对“朴”的诉求看梭罗与陶渊明的“隐逸”

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与陶渊明分别为美、中两国文学史中以"隐逸"著称的创作者和思想家,他们都选择"隐逸"的生活方式来进行个人对于人生和时事的人文关怀.文章试从两者对"朴"的诉求的一致性分析入手,结合他们的生平和作品,比较论述他们"隐逸"情怀的异同,探寻中美异质文化思想会通中所具有的精神启示.     

梭罗对《庄子》的吸收与融通

《瓦尔登湖》和《庄子》分别是梭罗和庄子的代表作。二者在自然观、人生观、政治观,甚至文学表现手法上都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二者都使用了含义玄奥的寓言,他们崇尚天人合一,要求回归自然;反对人为物欲,追求精神独立;主张无为而治,渴求个人自由。通过《瓦尔登湖》与《庄子》的比较研究,可见酷爱东方哲学的梭罗深受《庄子》道家思想的影响,《庄子》哲学思想成为梭罗思想的源泉和文学创作的题材。     

先秦法家“公”思想探析——以韩非子为中心

先秦法家认为,"公"是君主和国家的利益和意志,"私"是臣民个人的利益和原则,它们是相互对立的。"公"主宰"私","私"服从"公",要"立公"而"弃私"。其"公"论有深刻的哲学、政治、人性等方面的理论基础。实现"公"需要具备一些素养、能力和手段。法家"公"思想有其积极的一面,比如,求统一、讲法治、重公正。但也有其内在的不足。如,利君而抑民,主张"严刑重罚"而否认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片面追求单一性而忽视个性与多样性等。     

杨简易学的“不起意”与其文学思想

杨简心学思想中有一个核心的概念"不起意","不起意"说主要讨论的是道德直觉论。其思想源头之一是《周易·系辞传》的"无思无为,寂然不动"说,同时"不起意"的思想也体现在整部《杨氏易传》中。杨简"不起意"的哲学思想同时也是他文学思想的根源。首先,杨简认为"起意则邪",所以"不起意"要求文学作品的思想是"中正无邪"的。其次,杨简认为"起意则曲",所以"不起意"倡导"直心而往"、"直而达之"艺术直觉。最后,杨简的"不起意"思想具有崇尚"庸常平直"之意,相应影响到杨简对于文学自然平直文风的推崇。     

马克思“政治-哲学”之张力探析——基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视域

马克思"政治-哲学"之间的张力探讨对政治哲学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一方面基于对柏拉图所开创的政治哲学传统的认知,深知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哲学指导政治、哲学家积极地参与政治,来实现政治的消亡。马克思不仅在政治与哲学的看法上呈现出一种张力意识,而且在他自身与其政治实践之间亦呈现出一种悖驰的状态。不论在哪一方面都呈现出马克思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之间的更深层次的张力:反叛与传承同时共存的局面。     

“良意”、“良情”、“良知”之统一——康德“良心”概念解读

良心这一范畴在康德的道德学中有多重含义。在康德原著中,良心一词有两种德文表达形式:das gute Herz和das Gewissen。在康德看来,Das gute Herz是任意(Willkr)将道德法则接纳入自己的准则之中的能力;das Gewissen既是一种义务意识,同时也是一种针对自身的道德判断力。实际上,良心概念在康德那里是"良意"、"良情"、"良知"的统一整体。     

梭罗与道家思想

梭罗的思想在许多方面都与中国道家思想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仔细比较梭罗和老庄如何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倡导的生活方式、所持的政治态度以及表达思想的手法,不难看出梭罗无论在价值取舍、人生观念、道路选择、情操修养等方面都酷似中国的老庄.从梭罗思想中所蕴涵的道家因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酷爱东方哲学的梭罗从道家思想中汲取了营养.他们的思想丰富了人类思想宝库,就像两颗璀璨的明珠,遥相呼应,相得益彰.     

梭罗“诗意的栖居”

梭罗在瓦尔登湖畔隐居了两年零两个月，写出了一本在美国文学中具有独特价值的名著《瓦尔登湖》。文章根据梭罗在这本书中流露出的思想，论证了他在瓦尔登湖畔的隐居是一种“诗意的栖居”。这种栖居不单单是对自然的回归，更是他自由思想的一种体现。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观与其政治实践

在柏拉图政治哲学中,柏拉图曾对政治与哲学的张力有所阐释,但是在学界却并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图从两方面讨论这一问题:首先,柏拉图在理论上对政治与哲学进行了严格划分,他的"政治-哲学"观中就已经阐释了二者的张力;其次,柏拉图又通过走入洞穴试图消解二者的张力,实现哲学王的理想,但是就他自身的政治实践而言,他的政治哲学与其政治实践之间又存在张力,他并没有实现这种张力的消解。总体来说,柏拉图对待政治与哲学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心态,这种复杂态度直接影响了整个西方政治哲学。     

生命政治批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的“隐性逻辑”

当西方生命政治学理论以一个"显性"的学术话语体系活跃于中国学界的时候,重述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命政治思想传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生命政治学对话的需要。生命政治批判在马克思那里并非源头失语,在资本主义大工业迅速发展的历史场域中,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关注更多的是对资本逻辑的经典现代性批判,生命政治批判只是作为一条"隐性逻辑",隐含并服从于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这一主基调而已。马克思的生命政治批判思想与西方生命政治学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他始终将生命政治批判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并服从于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此外,马克思生命政治批判不仅阐述了批判意义上的生命政治,也明示了建构意义上的生命政治,更提出了生命解放的历史辩证法,是批判与建构的辩证视域。     

“意图伦理”与鲁迅“左倾”之关系辨——兼及鲁迅政治观的特点

鲁迅的"左倾"是一种自觉的并非基于"意图伦理"的选择,目的是致力于实现思想目标的"中间项"的工作;因此,鲁迅虽没有成体系的"政治思想",但却有独特的"政治观",其对政治的思考以矛盾的和非体系化的方式展开,同时,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色彩。这些特点,促成了其对各种流行意识形态的抵抗。     

“朝圣路上发回的报告”——梭罗的宗教观及其《瓦尔登湖》

基督教文化奠定了《瓦尔登湖》的精神结构与话语系统。梭罗采取了不同于教会所宣讲的修行方式,那就是以看似世俗的方式不断体验、感受和接近神圣,这使他的神圣性体验超越了教会,超越了同时代的宗教工作者。对死亡的关注和罪恶的反思,是梭罗的基督教文化精神的充分体现,其深广而执着的救赎意识更是将这种文化精神推向了极致。在梭罗看来,一个把握了基督教文化精神的人,在世俗社会中同样可以"复活"并获得"新生",世俗社会亦将变成天堂。梭罗的生命之旅也就是朝圣之旅,其散文巨著《瓦尔登湖》只是"朝圣路上发回的报告"。     

冯友兰“负的方法”新探

冯友兰先生对"负的方法"的模糊阐释,导致了学界争议:"负的方法"若是中国哲学的直觉法,则无法与新理学中"正的方法"相协调;"负的方法"若是一种逻辑分析法,则难以说明形而上学中的"不可说"。这一两难争议的消解有赖于三个问题的澄清:其一,"负的方法"是一种什么方法?其二,它与中国哲学的直觉法是何关系?其三,它是如何言说"不可说"的?经考察,"负的方法"是一种形而上学方法、逻辑分析方法和神秘主义方法。它的中国哲学来源并非是强调个人体认的直觉法,而是禅宗中注重语言分析的破执法。在言说"不可说"时,它以逻辑分析的否定命题呈现此"不可说"的"边界",以"边界"间接地表显形而上学中的"不可说"。     

“修身”与“教化”：儒家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论——儒家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模式研究之一

儒家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直接设计者,其核心就是通过"教化"——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灌输其政治理念,形成其所期待的民众政治心理、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儒家"修身"与"教化"体系是一个典型的双层伦理结构模式:上层的君子"修身"是其核心,下层的小民服从君子的"教化",是君子"修身"的外化体现。其终极目标则是"致忠孝,明人伦"的人道显现。     

论鲁迅的“政治学”

鲁迅"政治学"指鲁迅的政治思想(显性鲁迅)和鲁迅著作、行迹中体现出的政治学趋向(隐性鲁迅)的综合体。尽管鲁迅一直被认为是"政治性作家",但他却与实际政治经常处于"不即不离"的状态。他是一位始终的"革命者",却又总是估量着牺牲的价值。这与个人勇气无关,却与他独特的革命观和历史观相关。因而,尽管鲁迅的政治思想也可纳入"学科"进行分析和研究,譬如将他归纳为一位民权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开放、内省的民族主义者,但却无法抵达鲁迅政治意识的根底。存在于这个根底处的,是一种独特的感觉结构:业已觉醒为"人",却无时无刻不将自身感觉为"奴隶",形成一种独特的"奴隶人"意识。这种意识并非只针对外在社会政治制度,更针对由主客体共同构成的整个历史的"主奴结构",并只有通过作为个体"失败"的存在论经验(相对于"正常"年代的"成功")或作为群体"失败"的历史经验(相对于"革命"时代的"胜利"),才能获得。这正是鲁迅常常让人感到晦涩或费解之处,但却奠定了鲁迅"政治学"的基础。他因之而发展出"非政治"的政治性,让民众成为"政治主体"而非统治的对象或"得民"的材料的政治意识,以及"从下面看"的视野,并生成"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自觉。     

资料信息

三讲"教育要处理好三个关系正确理解和认识民主集中制是"讲学习"的重要内容,全面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是"讲政治"、"讲正气"的根本要求和具体体现。日此,在'三讲"教育中,要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一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在处理好上下级关系问题上必须特别强调全党服从中央,这既是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党的政治纪律。维护中央权威,与党中央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是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需要,是保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需要,是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需要。二是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个人对于…     

梁启超自由思想评析

作为近代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与倡导者,梁启超把自由看做是人的一项根本权利,他认为自由权产生予强权,一方面,人人不应侵犯他人的自由权;另一方面,应保护自己的自由权不放弃.在自由的内涵上,梁启超把自由分为政治上的自由与道德上的自由.政治上的自由以民族自由与国民参政自由为目标;道德上的自由则以服从良心为根本,实现了自由内涵的双重界定.同时,梁启超从团体自由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入手,分析了自由的真正意蕴,从而使个人与团体自由达成了一致和和谐.     

阳明心学“良知”说与禅宗和现象学的对话

王阳明的"良知"说直接继承和深化了孟子的思想,也得益于禅宗.另外,王阳明认为 "良知"本体是在其功能作用的过程中实现的,在这种自我超越的直觉过程中,有限和无限相融,人内在的潜力才能得以展开,"良知"亦才能随时呈现并发展,这和现象学在一些思想方面取得惊人的一致.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研究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需要结合教育发展的现状,遵循相关原则与规律,适时调整教育的原则和机制,使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只有通过多种方法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入心、入脑,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取得实质成效。教师作为教育的主体,重在把知识教育直接灌输给学生,而学生作为课堂教育的客体因素,被动的接受知识的学习过程。灌输式教育法注重教育的绝对服从性和权威性,在课堂教育中强调服从教师的指导,才能提高学生个人成绩,而学生失去对学习教育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为了适应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变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把传统"说教型"方法转变为"参与型"的教育模式,摒弃教师直线式知识灌输方式。由于高校学生存在思想上的差异性,这就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趋势必然向着个性化方向发展。情感教育法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对促进大学生的个性发展和身心健康、形成良好品德、建立良好师生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大学生的思想认识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思想认识的正确与否,必须要经过检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需要把实践行为融入教育活动中,通过社会实践培养高素质的发展型人才。应把不适应教育发展的"约束型"教育方法转变为教师"引导型"教育方法,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而指明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