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健康传播研究:谁做什么?引用谁和被谁引用?——以九本新闻传播类期刊收录的论文为例(2000～2016)

本文以2000²016年九本新闻传播类CSSCI(含扩展版)期刊中有关健康传播的论文为研究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法和引文分析法,从作者单位、发表时间、研究内容、被引文章数量、被引总频次、外引频次、外引学科类别以及引文文献的类别、期刊领域、语种等方面深入了解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领域内健康传播研究的现状,并在与国外健康传播研究相比较的基础上,对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领域内健康传播研究做出反思与展望。     

“游戏成瘾”与健康性应对——兼论健康传播在游戏中的适应性

《国际疾病分类》正式将"游戏成瘾"收录其中，在强调成瘾危害的同时，也认可其作为社会问题医学化的某种待研究领域。实际上，"游戏成瘾"已经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疾病"认知，在与健康传播的缠绕之中既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范式，也面临着自身困境。立足于此，应从游戏量级、游戏内容、游戏情境及游戏关联等方面进行相关的健康应对，并在健康支出、文本、体验及情感等传播变量中予以规制及改善。同时，以游戏"情商加油站"为个案，探讨健康传播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在游戏适应中的严肃化转向及可行性。     

人际健康传播与公共卫生运动：国际进展与启示

脱离了人际网络的卫生运动无法真正实现健康促进,人际间传播行为对卫生运动目标的实现具有积极影响。文章在收集国外关于人际健康传播与卫生运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时间跨度、国家分布、卫生运动主题分布三方面,采用知识图谱方法展示该领域的研究概貌;利用内容分析法,从人际传播的理论渊源、传播行为分类、触发因素和对卫生运动后续影响四个方面归纳研究体系,并尝试构建人际传播对促进卫生运动的作用机制框架。研究结果表明,国外卫生运动情境下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成果丰富,但对人际传播的作用规律以及在我国卫生运动实践中的运用仍存在较大的探索空间。     

社会发展视角下的健康传播——重访20世纪“第三世界”的历史经验

继承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阿拉木图宣言"的传统,提出以社会发展视角来看待健康传播问题。作者特别关注了阿拉木图会议及其同一历史时期内与健康传播问题有关的经验材料,研究发现,积极调动本土"业余医生"参与在地健康传播实践;利用传统医学的低成本和群众性优势加强健康传播效果;发动专业医生走入基层进行融合式沟通;动员基层民众参与健康知识宣传……这些曾经广泛付诸实施的健康传播策略并不是一些零散经验的汇总,而是有意打破专业权威壁垒,着眼社会整体发展的综合性方案,是对"整体健康"观念的积极呼应。     

"传播权"溯源与再定义

“传播权”这一名词术语存在歧义,即到底应该将其理解为“传播权利”还是“传播权力”。从梳理“传播权”在西方国家的源流与发展演变及国内对“传播权”的阐释可见,“传播权”的实质是“传播权利”,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在综合传播与人的关系、区分“传播权”与“传播权力”及考虑“传播权”法律属性的基础上,文章对“传播权”进行了重新定义,并指出了“传播权”的实践指向。     

健康传播的伦理审视

健康传播与伦理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健康传播的核心议题——健康问题,健康传播的价值目标——促进健康以及健康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等都属于道德问题.健康传播面临的伦理问题非常复杂.医疗健康传播中由于医患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和伦理难题.组织健康传播中政府健康信息的公开问题、健康信息宣传策略选择的道德两难、健康知识教育与健康道德教育的冲突.媒体健康传播中健康报道的信实问题、健康类节目和广告的诚信问题以及隐私保护问题是健康传播中的几类典型伦理问题.应对健康传播中的伦理问题,离不开伦理原则的指导.健康传播的基本伦理原则——信实、尊重和公益原则,是适用于健康传播各个领域、解决健康传播伦理问题的基本指导原则和道德准则.     

识读媒介中的烟害讯息——横跨健康传播与媒体素养的议题

晚近“健康传播”(healthcommunication)领域的兴起,有别于其它传统领域。因此阅听人如要具备识读健康讯息的能力,必然须要提高本身的媒体素养才有办法达成。本研究将以媒介健康议题中的“烟害”讯息为例,除了提示阅听人可以从何与如何识读烟害的讯息外,亦期待从健康传播与媒体素养的养成过程,充分赋权于阅听人,进而深化阅听人之健康素养(healthliteracy)。     

社区健康教育与健康信息传播

社区健康教育是指在一个社区范围之内,以整个社区人群为对象,以促进提高整个社区健康水平为目的,开展的综合性、系统性的健康教育工作。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健康信息传播在社区健康教育方面的应用已成为现代社区健康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健康资讯网络传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健康资讯网络传播是健康传播的新形式。目前,健康资讯网络传播已在我国迅速发展。文章着重对我国健康资讯在网络传播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情境"与"型塑"整合辨析--多维信息化新闻把握与传播初探

作为传播社会学传统学派的"情境论"与"型塑论",虽然存在着某种社会历史的局限,但在全球资讯化时代、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从分析传播活动与社会生活之间互动关系的状态出发,从把握好新闻信息传播的处理并使之达到最佳传播效果的层面而言,毕竟有着诸多切合业界现状、值得我们深思研究的地方。     

电子口碑传播：一个研究框架

从理论背景、研究层次、热点领域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对电子口碑文献进行了总结。基于传播理论．从发送方、接收方、刺激信息及反馈4个维度分析了影响电子口碑传播的主要因素,构建了一个电子口碑传播的研究框架。最后对电子口碑传播研究进行了展望。     

改革健康传播的对策与建议

文章从健康传播的角度,结合健康传播在公共卫生体系中的发展现状,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健康传播所暴露的短板,包括信息传播者舆论引导力度不够;受传者健康素养不足;健康素养监测指标、评估手段单一;有公信力的健康载体“失声”,传播方式过于单一;健康传播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传播策略储备不足等。针对疫情期的“补短板”思考,提出相应的提升策略与优化措施,包括建立政府主导,多方协同的权威信息发布机制;广泛且有侧重地开展健康知识和技能传播,获取社会支持;扩充健康素养监测指标、优化评估手段;培养居民自主自律的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制定覆盖全人群,干预重点人群的健康传播内容与方法;营造全社会健康支持的健康传播环境,从而为全面提高我国居民的健康素养,尤其是应急素养、应急技能,推进《健康中国行动计划（2019—2030）》提供有益参考。     

中国古代教育传播媒介与传播技术述论

在教育传播过程中,传播媒介和传播技术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先秦时期,我国示现媒介系统的口语传播具有简练、形象的特点.殷商时期我国较为成熟的文字,使再现媒介系统传播处于世界领先的水平.在教育传播媒介及其载体和传播技术方面,汉代创造的质优价廉的"蔡侯纸",使纸质手写书籍媒介发挥了巨大的教育传播功能.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技术及宋以后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在教育传播领域引起了一场技术性革命,推动了我国古代教育传播事业的繁荣.     

环境传播新走向:从知识到行动——《环境传播:教学与实践》述介

随着国内外社会对环境问题日益关注，环境传播这一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学术意义与日俱增。目前国内对环境传播的研究还处于学习和总结国外理论研究的初级阶段，需要更多学者投入环境传播理论发展和环境传播实践中去。文章认为环境传播领域最新力作《环境传播:教学与实践》以转化式教学思想为指导，提供了环境传播领域最新教学法和实践途径，使环境传播教学者和学习者都转变为环境传播实践者。从理论研究转向实践行动代表了国际环境传播研究的新方向和新视角，值得在国内学术界进行推广和尝试。      

试论广告传播的"离合"策略

离合是传播效果研究领域中我国本土学者创建的一个新概念，离合在广告中的应用策略影响着广告的传播效果。广告传播有其特性。在广告传播的整个运动中，离合策略的应用，既要从产品的特性出发，又要考虑到产品信息的传播环境，而离合度的参照对象，最终是目标受众的经验范围及其关于离合偏好的心理特质。     

强势传播与柔性传播:对外传播的新向度

在传播中,通常仅仅以传播的主体和媒介形态将传播划分为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国际传播等。而换一种视角,从传播的行为取向和施力程度不同又可将文化传播分为强势传播与柔性传播,这是一种新的传播向度。强势传播则具有传播取向的扩张性、传播方式的直接性、传播行为的主动性、传播意图的明指性等特征;柔性传播具有方法的含蓄性、内容的曲指性、行为的内敛性、目标的暗指性等特征。强势传播和柔性传播各有优长:强势传播可析出"有的放矢"、"反客为主"、"多管齐下"、"与时俱进"等途径;柔性传播可分为"抛砖引玉"、"他山之石"、"绵里藏针"、"求同存异"等策略。     

"大变局"背景下提升国际传播力路径浅析

近年来,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发起的"舆论围攻"下,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面临进一步恶化的挑战;另一方面,中国疫情控制、经济复苏走在世界前列,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时与势都为我们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提供了机遇与空间.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要研究国家形象生成机制,强化跨文化传播意识,因国施策,兼顾"硬传播"与"软传播",在中国...     

试论铜鼓的组织传播

铜鼓的组织传播研究涉及铜鼓学和传播学的内容及范畴,借用铜鼓学的成果,从传播学的角度提出铜鼓的组织传播这一新概念,并初步对铜鼓组织传播的规模、范围、内容、意义、击打艺术和消亡原因等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清晰地揭示铜鼓组织传播的现象、规律及本质,为关于传播学的研究提供新的领域。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现状及思考

语言传播现象由来已久,相关学术研究则兴起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随着近年来汉语国际传播事业的蓬勃发展,语言传播研究也迅速开展。从宏观语言传播规律性研究,到具体语言如英语、汉语的传播研究,特别是在汉语传播领域,成果颇丰,但仍未臻完善。纵观可知,我国语言传播的学术研究与汉语国际传播实践是互为促进的。     

中华民族内群体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边界问题

自从跨文化传播学进入中国以来，此领域的绝大多数研究以中（东）西方为跨文化背景。相形之下，在跨文化之"跨"这一文化边界设定上的刻板与混乱，更突显在以中华民族内群体为对象的研究当中。将此情形纳入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术传统里检视可见，其中总体呈现的一种"扶弱"逻辑更加固化了人们对中华民族内部"跨文化"维度的认知成见。至于厘清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文化边界，本质上是一个关于如何重新审视"他者"，以及对其进行他者化处理的问题。而操作层面的关键则在于重置界定跨文化关系的视角，也即是从基于常识性的认定，转向从实际调查和研究问题出发，从面向过程进入面向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