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视角下的现代新儒家--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

柴文华教授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从一个独特的视角重新审视了现代新儒家诸多人物的理论,对现代新儒家的文化问题做了系统的梳理,包括见解独到的<导论>,形散神凝、多有突破的个案研究和立足当代、精当中肯的价值评判.它既是可供从事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学者们交流借鉴的宝贵资源,又是后生晚辈进入现代新儒家研究之境的美丽通道.     

日本"武士道"揭谜

武士道精神是对传统儒家"士道"的一种反动,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武士道的古典著作<叶隐>及其著述山本朝的经历中充满了残酷无情、不人道的思想.新渡户稻造撰写<武士道>一书的目的是为日本的对外侵略行为辩护并使之正当化.日本军人于19世纪末在旅顺、台湾等地进行的残忍杀戮为我们理解武士道的精神实质做了最好的注脚.     

论宫泽贤治文学作品的“他人本位”精神

宫泽贤治将文学、科学和信仰调和到自己的个性当中,形成了偶像化,他的作品是"自他"未分的一元论精神培育出来的感性表现.宫泽对待他人采取的是被动的"他人本位"的个性立场;志贺直哉则立足彻底的"自己本位"的个性立场.如此特色表现于宫泽的<泉边人家>、<十六日>、<花坛工作>和志贺的<某晨>、<去网走>等作品中.     

召公与孔儒思想——《诗经》及上海博物馆楚简中《孔子诗论》研究

周初历史上,在政治地位、历史功绩、德政思想对孔子和儒家影响方面,与周公影响齐名的还有一人,就是召公.<诗经·召南·甘棠>对召公德政爱民的记载以及上海博物馆楚简<孔子诗论>中孔子反复对<甘棠>思想的申说,都表明孔子对召公的敬仰、对召公德政的怀念,以及召公对孔子及儒家思想文化的深远影响.     

从义理名相之关系看儒、释、道的分别--马一浮的义理名相论解析

马一浮在浙大讲儒家哲学的部分,凡八讲,虽然在这八讲里面,主要谈的是"理气"和"知能",但是马一浮却以"义理名相"为副题[1],表明他对于"义理名相"问题的重视.马一浮在<复性书院讲录>第二卷<群经大义总说>里,还有<玄言与实理之别>一文,实际上谈的也是与"义理与名相"同样的问题.事实上,马一浮关于义理名相的认识,也出现在他的许多讲论及著作里面.马一浮正是在这个问题下面,进一步阐述了他对于儒家哲学的认识,以及对于儒、释、道三家哲学之异同等问题的看法.因此,了解马一浮这部分的认识和看法,对于深入认识和进一步探讨他的学术思想,将不无裨益.     

"意淫"观和《红楼梦》性描写的以诗写小说本质

目前对"意淫"观的研究主要从思想、哲学角度入手,而对其文学价值的分析还远远不够.文章着重梳理了文学史上性描写由<高唐赋>、<神女赋>所开创的诗化传统向<金瓶梅>等小说所代表的世俗化倾向过渡的轨迹,凸显<红楼梦>面对以上两种"文学遗产"所作抉择的特点和意义,提出"意淫"观使<红楼梦>性描写诗意化、象征化,而悬置了其中的性内涵,其本质上是以诗法作小说.     

《新唐书》、《全唐文》所载《对〈论语〉问》辨误

孔颖达的<对<论语>问>,是一篇精美的政论文,但宋代俞德邻认为,唐太宗误认曾子为孔子,而颖达竟不省,故责其告君欠谨.俞德邻的解读依据<新唐书>.根据<贞观政要>、<旧唐书>、<十三经注疏>、<全唐文>,<新唐书>所载<对<论语>问>错误有二其一,张冠李戴;其二,文体不合.同时,<全唐文>等文献所载<对<论语>问>的几处异文值得商榷.     

东方与西方:异域视野中的《西游记》

关于<西游记>在国外的传播,东方远远早于西方.国外对于<西游记>的研究,也随着<西游记>的传入而开始了,但早期的评论都极为简约,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游记>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由于文化的差异,东西方对<西游记>的最初接受,实际已构成了分别由"玄奘"与"猴子"为代表的两个世界,前者有着更浓厚的宗教色彩,而后者则更侧重文本自身的隐喻.此后,从故事的形成、版本的流传、作者的考证、文本的比较,到最终对佛光道影下寓意的解读、文本结构的分析,东西方学者的研究几乎涉及了<西游记>的每一个领域,他们从不同的文化角度,彼此补充、又互相糅合地解读着一则"中国的寓言".     

"神思"、"本柢"及《科学史教篇》的"主旨"--再谈郜元宝《鲁迅六讲》对鲁迅的一点误解

郜元宝<鲁迅六讲>及<关于科学史教篇的几个问题>中所提出的鲁迅在1907-1908年间贬低科学,鲁迅认为尼采、叔本华所张皇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主观意力"是"科学之本"的观点,是对鲁迅的误解.这种误解产生于对<科学史教篇>中"神思"、"本柢"等语词的误读,膨胀于对这种误解的百般回护.     

从功夫论的角度解读《中庸》--评安乐哲与郝大维的《中庸》英译

安乐哲与郝大维的<中庸>英译本对于揭示该著作所蕴含的整体性的和动态的世界观极具深意.通过用过程语言来诠释<中庸>,以取代以往译者使用的实体语言,<中庸>的核心命题,即将人作为与天地参的宇宙共创者卓立起来的意图,才能充分地展现在英文读者面前.然而,安乐哲与郝大维对形上学的强调,却也遮蔽了<中庸>里一个重要的层面--功夫指导的层面.在本文中,作者首先通过讨论安乐哲与郝大维对<中庸>的核心概念"中"、"庸"和"诚"的翻译,来说明其对他们的诠释的保留,然后说明,虽然他们的译著未能揭示这一功夫的层面,却为此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四个层次

上博简《孔子诗论》从内容上可以分为四个层次:诗之综论、诗之题旨、诗之分章、诗之断章。孔子关于诗之综论与传世文献中的《尚书》、《孟子》)、《荀子、《毛诗序》以及近代学者的诗学观点大致相合。关于诗之题旨的论述与《左传》中某些评诗语词相似。分章评诗在传世文献中是罕见的。孔子断章取义的论诗也是在春秋时代用诗的大背景进行的。     

论《诗纬》对《诗经》的阐释

<诗纬>是形成于汉代的纬书的一种,与<诗经>相配.<诗纬>中对诗的性质的认识"天地之心",对<大明>、<四牡>等提出的"四始"、"五际"说,以及对<诗经>中的篇义、诗句的揭示、阐释和引用等,都表现出纬学的特点.<诗纬>对<诗经>的阐释,既是纬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对汉魏六朝的文论产生一定的影响.     

《史记》善用对比、烘托手法

《史记》常用对比、烘托等手法来加强人物形象描写,突出人物本质特征。其中不少佳作能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对人物活动的环境、人物的言行和心理展开细致入微的描写,作鲜明的对比和巧妙的烘托,使不同的性格在对比中得以充分展示,也使人物的特征在烘托中给人留下浮雕般的印象。     

《周易》与象山心学

陆九渊“心即理”之思想主旨,凭依对《周易》义理的阐发而得以彰现,“易理”的普遍性、绝对性和终极地位是无可怀疑的。但此理并非一外在于人心的客体,而是与“心”通融为一的。修养之方法就在于洗涤心灵中虚浮妄想,复归到内外合一之道上。     

The Construction of a Simple Book

A book is made for a horse race, and punters place their bets. The problem considered here is how the bookmaker should construct his book. Before this can be solved, it has to be determined how the punters will react to any proposed book. Much of the detailed discussion is confined to a race with two horses, though some results apply in the general case. The punters' problem is solved using a utility function, special attention being paid to the case of constant risk-aversion. Two solutions are provided for the bookmaker's problem, dependent on whether it is desired to maximize expected gain, or achieve the same gain whatever horse wins.     

《尚书》的语体风格

语体是适应不同交际功能、不同题旨情境而形成的运用语言的体系。《尚书》语体的常规是使用单音节词、使用散句、句不协韵、语义直陈,《尚书》语体的偏离是使用复音节词、使用整句、部分协韵、使用比喻。在常规与偏离的对比中,《尚书》简质而不刻板的语体风格得以形成。     

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平议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诗经》有关的简帛古籍大量出现。阜阳汉简《诗经》残本,郭店楚简《缁衣》、《五行》等篇中引《诗》、论《诗》的内容,上博简《孔子诗论》,这些出土文献的面世解决了《诗经》学研究中许多重要的问题,对今本《诗经》的考释起了推动和补充作用,展示了早期儒家论《诗》传《诗》的风貌,印证了《诗》与礼乐文明的关系,丰富了《诗经》研究史,把《诗经》研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     

丧礼与《诗经》悼亡诗

丧礼反映了上古先民的丧葬礼俗,表达了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更是对于人生最后阶段的高度重视。丧礼的存在强调了对于个体生命归宿的尊重,对于个体生命价值的肯定,同时亦包含着对个体生命一生行为品质的总结。丧礼表达的是生命终结时的恭送情怀。丧礼的重要特征是体现孝道,这是君子品德的重要体现。“人为歌声以助哀”的《诗经》悼亡诗,体现了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的情感,反映的是生命世界的伦理秩序。与此同时,丧礼与挽歌,反映了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丧礼的规格大小之别,不仅是生命世界等级秩序的体现,更是强调死者对于社会贡献大小的区别。丧礼越是隆重,个人的价值就越是充分,对于生者的示范意义就越大,事死如事生的意义就越明确,死者为大的意义就更加突显。     

《管子》中的信用思想

信用的一般意义就是指借贷行为,战国中期以后,高利贷成为我国古代信用的主要形式之一。《管子》作为战国中期出现的一部经济巨著,书中对私营高利贷取利的正当性、取利方式及管理规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代表了先秦信用思想的最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