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女”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从界定“剩女”这一名词入手,通过数据和实例分析,说明“剩女”现象在中国的客观存在,并从社会学角度对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指出“剩女”现象存在的社会后果并提出相应对策。     

从马克思到贝克：因“剩女”危机引发性别冲突的多维度比较分析

在社会转型与全球化语境下，“剩女”时代已经悄悄来临，性别冲突再次成为后现代社会人们热论的焦点话题。对于性别冲突问题的探究，同一国度的卡尔·马克思与乌尔里希·贝克皆有深刻的阐述。本文以“剩女”危机作为个案，阐述两位理论大师在性别冲突关注上的差异性，这对我们认识“剩女”危机有着重要的启迪。     

从“两种生产”理论透析“剩女”现象的窘境

随着社会转型与全球化浪潮的席卷,“剩女”现象在国内已经被各方广泛关注,这种现象所带来的窘境不可忽视。从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解读“剩女”现象以及所产生的窘境,剖析这一窘境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人类城市化的"城市文化基因"与"城市社会再造文化因子"论--城市社会进化的人类学与社会学新视角

人类社会正在进入城市社会 ,城市化正成为人类现代化的目标和结果。本文从人类生态学及城市社会学的角度 ,揭示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 ,探求城市发展的文化密码与社会再造文化密码的意义 ,首次提出“城市文化因子”与“城市社会再造文化因子”的观点 ,并用以分析城市化与城市进化的关系 ,以求从更深层次上认识当代中国城市社会来临的必然性和意义。     

新科技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建构

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秉持科学主义立场的当代中国社会学发展面临理论困境,困境的症结在于“科学性”与“人文性”难以兼容。然而科学技术史表明,诞生于“人文”土壤的“科学”,其自身发展正愈益展现出向“人文”融合回归的趋势。应当在新科技革命视域下重新理解和把握社会学“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关系和本质,走出“重数轻人”的分析思维范式,培育基于经验直觉的社会学想象力,探索科学的“社会全息”理论,倡导“双重性格”融合互补的质性社会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是走出社会学理论困境的必然选择,也是我们从学术自信找回并重振中华文化自信的基础工程。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应当回应时代需求,回答时代之问,为深化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文明研究做出中国贡献。     

择偶误区

“未婚大龄女”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择偶步入误区是其主要因素。 误区之一:“有剩男,没剩女”的信条。 俗话说:“老皇历,看不得。”前不久,京津沪关于大龄未婚青年的调查表明,目前大龄未婚女性比例大大超过男性。原因是在城市男女青年比例大体相等的情况下,约5％—8％的男青年,选择了近郊或外乡女青年为偶;而选择农村     

雷达的文学评论与1980年代社会学批评方法的嬗变

雷达是秉承着当代文学社会历史批评传统走上文学批评道路的。社会学批评方法在20世纪50—70年代存在“泛政治化”“泛阶级论”的弊病,并在“文革”期间走向了极端,沦为沾满血污的“棍棒”。为了使社会学批评正常化、健康化,1980年代的文艺理论批评界对社会学批评的“真实性”“时代本质”“思想倾向性”等尺度进行了调整。雷达的文学批评历程恰恰体现了社会学批评方法面对时代转型与文学新潮进行积极调整的过程。与阎纲、许觉民等年长的批评家一道,雷达迎纳新潮,独立思考,渐渐形成了他凝聚着个性魅力的“历史—美学”批评,为备受质疑与冷遇的社会学批评方法开拓了蜕变与更生之路。     

修改常识成新知：数字时代新闻社会学的理论检视与内涵重订

20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经典新闻社会学倡导参与式观察研究法,积极打造编辑室中心主义的新闻文化,形成“新闻生产制作框架”和“新闻是社会现实建构”两大常识系统。在数字技术背景下,新闻生产制作重新成为社会问题,新闻社会学面临着巨大的现实挑战,因此数字新闻社会学的提出具有相当的现实性和必要性。数字新闻理论创新应重新审视新闻社会学建立的常识体系,在本体论、方法论、实践论和规范理论等方面作出哲学反思。数字新闻社会学应当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在本体论层面维护事实的“硬性”逻辑,在认识论层面突显现实的中介化建构,在方法论层面坚守混合民族志研究法,在规范理论层面建构数字时代的“融合伦理”。     

社会学的日常化建构与知识实践——岭南地区早期社会学研究风格的形成与发展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学快速发展的时代,以国立中山大学和私立岭南大学为代表的岭南地区院校进行了大量社会学的知识实践,嵌入早期社会学社会调查和平民化、大众化取向的浪潮中,形成“到民间去”的研究风格,是学术日常化的建构,与知识社会学“回到社会”的理念契合。本文在知识社会学的建构主义视角下展开分析：岭南地区的社会学构建一方面是社会学本土化的一部分,从课程教学到调查研究,嵌入在社会学本土化进程中;另一方面建立在岭南地区强烈的“现代”城市/社区特点基础上。由此,岭南社会学形成社区和群体两方面的重要研究实践,彰显了岭南地区的民间社会学调查风格。     

物化与情化的两难: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学论题

从"物化"及其现象入手分析当代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重要而独特的视角。通过这一视角,可以看出:"物化"及其时代的来临是社会学安身立命的土壤,对当代社会发展产生了一系列深远影响。探讨物化对社会学研究的重大挑战及社会学的可能响应,涉及到对社会学重要概念与基本理论的再审视和深刻反思。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学的视角,人的社会化,社会现代化等。其中,"物化"与"情化"的冲突与融合,对当代社会的发展及其研究尤具启发性。     

“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理论检视

受索绪尔符号学的影响,巴特、列斐伏尔、鲍德里亚等消费社会理论家认为,消费社会中消费的涵义发生了转变,它超越了经济学意义对物品使用价值的占有,成为一种对意义关系的占有,即符号性消费。他们进而将对消费社会的符号学批判纳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畴之中,试图开创"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们提出的"符号消费"、"符号价值"、"符号的政治经济学"等范畴,颇具时代性,但试图将"符号的批判"替代马克思的商品逻辑批判,尤其试图消解使用价值的现实性,则是其理论舛误所在。     

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和谐”与“法治”密不可分,构建和谐社会首先是要构建一个法治社会,而构建法治社会之前提则又在于培育法治精神,因为没有法治精神的法治社会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法制社会,根本没有和谐可言。     

浅谈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实践途径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是“三个代表”的基础。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坚持改革开放和科教兴国 ,是实践“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途径     

和谐社会建设中之社会含义诠释

今日通用“社会”一词与我国古代的“社”与“会”的含义不同。在社会建设语义下,应走出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雄的“大社会”传统思维范式,更加强调社会的总体利益和社会性目标、注重社会成员基本需求的满足、强调社会中个体发展的公平性、社会服务提供的完善性等。进行以社会公平为核心的社会建设需要对“社会”涵义作进一步的析解与拓展。     

自由的现实存在的反思——黑格尔社会批判理论评析

特殊利益与公共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及其途径问题是黑格尔社会批判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近代社会不同形式和内容的社会生活所内含的伦理原则及其意义是黑格尔社会批判理论关注的核心主题。对不同伦理原则意义的分析使黑格尔得出国家对社会的超越性、优先性、制约性的逻辑结论。超越契约论解读模式,致力于特殊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统一问题的研究,是黑格尔留给当代人类社会的可贵哲学遗产。     

私法自治、国家义务与社会责任——成年监护制度的立法趋势与中国启示

从“发疯人”到“精神不健全”概念的详细界定,从年龄歧视主义到年龄中立主义的立法回归,从大包大揽到正当程序的合理利用,从禁治产制度到注重意思自由的个案审查机制,成年监护制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对私法自治理念的逐步强调.私法自治理念不仅要求成年监护立法区分当事人需求,尊重当事人意愿,还强调成年监护领域适度的国家义务与社会责任.我国成年监护立法的重构需要以立法趋势为背景,贯彻尊重自我决定权理念,增设意定监护制度,加强国家与社会的监护监督义务,注重私立监护、公共监护、社会监护合力的构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彰显新的治国方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执政能力转型和实施新的治国方略的重要体现,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它体现了人类共同的美好向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的把握,适应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对我国传统社会理想的承接、发展和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思想的丰富与完善,同时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注重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论“霍布斯的秩序问题”

“霍布斯的秩序问题”是社会生活中的核心问题,它指涉着“社会秩序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在考察这一问题的实质及其内在逻辑的基础上,阐明历史上解决这一问题的诸方案之得失,并简略地阐述解答此问题的初步设想。     

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晚年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入手,研究了东方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提出了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创新思想,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系统地回答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跨越"卡夫丁峡谷"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的问题,从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