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中的“由今知古”

在学术研究中,人们常常使用“由今知古”的研究方法。然而,今与古的联系是多维的。“由今知古”在学术研究中的应用有如下几方面：其一,研究的对象是“古”,“今”是参照,由“今”领悟“古”。其二,古之存留,长期湮没无闻,今之发现使人们知“古”。其三,“今”作为“触媒”而引起的知“古”。其四,“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知“古”。其五,考察当代,由“今”知“古”。     

汉水下游河道的历史变迁

汉魏六朝时期,汉水下游河道当在今河道之北,与今天门河位置相当。隋唐至北宋前期,汉水下游河道南移至今东荆河一线。北宋中期至南宋,汉水下游有两条河道并存,北支在今河道附近 (具体位置与今河道略有差异 ),南支相当于今东荆河。明代汉水下游岳口至汉川段河道在今河道之北,流经今天门横林、干驿与汉川田二河。这一河道在明清之际淤废,汉水主泓道迁移到今河道位置上。     

拓跋珪与雁北的开发

公元398年,北魏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并确定“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此处,代郡冶代县,位今河北蔚县,西与今山西广灵县交界;善无位今山西右玉县南;阴馆位今山西代县西北四十里,北与今山西朔县、山阴县为邻;参合位今山西阳高县东北。广灵、右玉、朔、山阴、阳高诸县均属今山西雁北行署,它们之间的广大区域恰为今山西大同市和雁北行署所     

概述甘肃行政区划历史沿革(续一)

隋唐五代时期,又回复到秦汉的郡、县两级制。 隋文帝为改变州、郡、县三级体制过于分散的状况,于开皇三年(公元五八三年)按照“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原则,裁并郡县,取消郡一级建制。炀帝大业三年(公元六○七年)又改州为郡,恢复郡统县的两级制。郡的长官仍称太守,另设司隶和刺史分部巡察,主掌监察。这一时期,甘肃境设十六郡、七十六县。 安定郡,治安定(故治在今泾川县北),统七县:安定、鹑觚(今灵台县)、阴盘(故治在今平凉市今东)、朝那(故治在今平凉市西北)、良原(故治在今灵台县西北)、临泾(今镇原县)、华亭(今华亭县)。 北地郡(北魏置豳州,西魏改宁州),统六县:定安(郡治,今宁县)、罗川(隋开皇初改阳周为罗川今正宁县)、彭原(故治在今镇原县东)、襄乐(故治在今宁县东北)、新平(今陕西省彬县)、三水(故治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北)。     

古代文论研究的新视野:从古今之争到生存论——试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型的超越与还原

无论我们在理论上将"失语"与"转换"概括为"以古救今",还是"化古疗今",其实都脱不了"古为今用"的老调,也摆脱不掉"古"与"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古、今的问题之所以在生存论的视域中才能达到视阈融合,是因为在生存论的视野中,没有古与今之间二元的截然对立。对古代文论研究现代转型的超越,其实是生存论根基处的还原。     

实事求是看待石勒故里——三说石勒是和顺人

后赵皇帝石勒(274-333)故里,有今"武乡说"、今"榆社说"、今"和顺说",所以引发争论。史学界一些同仁把晋置的武乡县(在榆社北)与今日的武乡县(在榆社南)的区域方位混为一谈,故今"武乡说"是不能成立的。晋时所治的武乡县治所,虽在今榆社县北二三十里的地方,但毁于战火,今遗址不存,况且榆社境内无石勒村庄,故今"榆社说"也是站不住脚的。石勒建立后赵政权后,别置武乡郡,郡治所随晋武乡县城,辖沾(今和顺县与昔阳县一部分)、涅(今武乡故城一带)、武乡(今榆社县北)和轑阳(今左权县)四县。和顺汉时属上党,后赵时属武乡郡地区,至今县北十多公里处尚有千年以上历史的石勒村和李阳村(镇)。李阳村(镇)即是当年与石勒争沤麻池的武乡名士李阳的故居,且留有古阁建筑、石碑等文物佐证。史称"石勒上党武乡人"确切地点,就是现在的和顺县石勒村。     

漆园考

<正> 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庄周,“尝为蒙漆园吏”。而漆园在今什么地方,众说不一。新版《辞海》云:“一说在今河南商邱市北,一说在今山东菏泽北,一说在今安徽定远东。”新版《辞源》云:“《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在曹州冤句县北。冤句,今山东曹县地。”又云:“今安徽定远县,河南商邱县都有漆园,也有庄周为吏的传说。”我们认为漆园故地“在曹州冤句县北”一说较为可靠,具体言之,即今菏泽市城西稍     

试论元代云南驿传的特点及其作用

元代在全国广置驿传,云南也不例外。元代在云南推行的驿传制度,与内地基本一致,而又有其特点。研究云南的驿传,有助于全面了解元朝的驿传制度和元代的云南社会情况。 一、元代云南驿传的特点 元代在云南设置的驿传,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分布广泛,规模庞大。元朝在云南行省西部边疆、南部边疆以东,以北地区(包括今云南大部、贵州西部和四川凉山地区),修建了纵横交错的驿道网络。驿道网络以省治中庆(今昆明)为中心,以大理、威楚(今云南楚雄)、建昌(今四川西昌)、乌蒙(今云南昭通)、曲靖、临安(今云南通海)、车里(今云南景洪)、永昌(今云南保山)、丽江等重要路、府所在地为枢纽,通向四面八方。在云南行省西部、南部边疆地区,也有驿道经过而通向今缅甸、越南等国。设置驿站之     

札记四则

一、关于“今王”句“今”字的释义《孟子·庄暴见孟子章》的“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一句(以下简称“今王”句),赵歧无注,孙奭的疏见于一章,而对于该句的“今”字的释义,近年来颇为流行的看法是:“今”,应作假设连词,义同“如”或“若”。有的文言读本和语法专著,也持有这观点。如吉大韩峥嵘同志的《古汉语虚词手册》(八四年版)在例举该句时,还将     

古代文论研究中生存论视域对古今之争的超越

无论我们在理论上将"失语"与"转换"概括为"以古救今",还是"化古疗今",其实都脱不了"古为今用"的老调,也摆脱不掉"古"与"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古、今的问题之所以在生存论的视域中才能达到视域融合,是因为在生存论的视野中,没有古与今之间二元的截然对立.只有在生存论的视野中,才能通达古代文论研究现代转型的超越之路,这种超越其实却是生存论根基处的还原.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