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汉王朝西南边疆开发中的“各以地比”之治理方略

“各以地比”之治理方略,形成于西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之地,丰富、完善于两汉时期开发西南边疆的进程之中。此套方略的基本内容是,北方中原王用在稳固掌控西南北部蜀地的基础上,与蜀人一同治理巴地,并依托北部的巴蜀人对西南中、南部进行治理和开发。该方略切合酉南实际,卓有成效,对后世影响甚大。     

《史记》中“僰中”、“西僰”考辨

《史记·西南夷列传》把西南夷又分成“西夷”和“南夷”。司马迁作这种划分的基准是西汉时期的巴蜀;巴蜀以南的夜郎称“南夷”,以西的邛、筰、冉、駹、斯榆(徙)称“西夷”。《史记》中还有“僰”的记载,或称“僰中”,或称“西僰”。对于僰是属西夷,还是属南夷,人们看法不一。辨清这个问题,对于研究僰人的族属是十分重要的。     

“嶲”、“昆明”考

西汉时统称巴蜀境外的少数民族为“西南夷”。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大体总括了西南夷各部落的概况,在其列述的七个“君长以什数”的(约百十余)部落地区,还有“毋君长,毋常处”的巂、昆明部落。由于语多简略,故对于巂、昆明的情况至今不甚明了,以其方位而言,司马迁仅用了“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等12个字。一般认为同师在今保山一带,楪榆即今大理。依此,则巂、昆明之地西界怒江,北不     

庄蹻王滇辨

无论是探讨西南民族的古代史,或者是探讨战国时期西南的民族关系,无有不引证“庄蹻王滇”一传说的。这一传说始见于故事发生后约一百八十年的作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史记》的原文是: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应依汉书删蜀字)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     

汉译佛经中作状语的"甚大"

“甚大”作状语最早出现于东汉译经,魏晋南北朝和唐代译经续有沿用,用例甚多。与这种状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甚大”作状语在中土文献中极为少见,我们只在《太平经》、《太平广记》、《祖堂集》、《敦煌变文》等几部文献当中发现了几个例子。所以,“甚大”作状语能在中土文献中出现,是佛经语言现象“直接移植”的结果,而其不能真正融入汉语,则是因为与汉语的语法规则有抵触。     

也谈夜郎族属问题

《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汉书·西南夷传》也有相同的记载。可知夜郎为战国至西汉时期西南地区最大的地方侯国,其历史在西南地区的民族史中有一定的影响。     

枸酱小考

司马迁撰《史记·西南夷列传》,文末以“太史公曰”作点睛之议:“然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禺”。说汉代有关西南夷的若干历史事件,是由在番禺(今广州)见到枸酱引发的。     

从近年整理的彝文典籍探西南古史

中国西南地区各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尚书》等先秦古籍中就有记载。《尚书·牧誓》中记载的庸、蜀、羌、、微、卢、彭、濮人,从武王伐纣,武王称之为友邦的八国,就是西南地区的各族。《疏》注:“此八国,皆西南夷也。”另据《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正妃嫘祖生了两个儿子,“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濮,生高阳。……是为帝颛顼也。”此处提到了西南。同时,西南地区也有丰富的文物资料如广汉三星堆的出土文物与古籍相佐证。但总的说来,汉文     

进步民族史观与高超叙事艺术的整合——评《史记·西南夷列传》

《史记·西南夷列传》描绘了西南地区内部各民族的独特特点,追溯了西南各族人民与内地交往的历史,重点讲述了汉武帝三次通西南夷的情况,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民族史观;将复杂繁乱的历史问题叙述得条理分明,体现了司马迁高超的叙事艺术。     

汉代“白狼夷”的族属新探

我国历史上,首次赴首都洛阳歌颂祖国强大统一政权的,是西南“白狼夷”部落首领“白狼王”唐蕞等一行.他们在东汉明帝(58——75)举行的宴会上演唱出领辞《白狼歌》三章,“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由此载入当时史册《东观汉记》及《后汉书·西南夷传》,千古传颂不绝,迄今尚有国内外学者进行研讨.这三章汉夷对译的《白狼歌》辞,在我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现将当时汉夷对译《白狼歌》三章列下:     

据《史记》看出缅、吉蔑(柬埔寨)、崑崙(克侖)、羅暹等族由云南迁去

缅族祖先之试探缅的祖先,来历不明,哈威氏缅甸史也不能追溯其缘起,偶因研究云南民族,略有所悟。《史记》一一六西南夷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其下又云:“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劳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劳浸、《汉书》九五作劳深。王叔武氏以为劳浸、靡莫在滇池区域不过从《史记》文面意想得之。     

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民族政策

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是指两汉时期分布在南方的诸多少数民族.西汉王朝对"西南夷"实行的"厚赂"、武力统一、"故俗治"、徙民实边、打通西南夷通道等民族政策,在客观上有利于西南夷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增进民族融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东汉王朝对"西南夷"实行的加强边郡统治、廉吏政策、"以夷治夷"等民族政策,是以德化为主,这一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东汉王朝所委任的边吏多比较清廉,善于安抚西南夷,这也是东汉西南民族政策成功的保证.     

《瘗鹤铭》新语

《瘗鹤铭》原在焦山阴崖石上(《京口三山志》云:“焦山西南日瘗鹤岩,今沦于山麓乱石中”.《明镇江志》云:“铭之所余断石,今在山之西南观音庵下滨江崩崖乱石间,春夏水涨石没,秋冬水落,始可摹拓”,并见明正德十三年顾元庆撰《瘗鹤铭考》,所引国朝《镇江志》,盖正德戊宣前旧志),铭曰“山阴爽垲”,又曰“瘗尔作铭”(阙文依王昶《金石萃编》补字,规以识之),知瘗鹤之所,近在崖侧矣.     

纵观南北 俯视一隅——读朱俊明同志《夜郎史稿》

《史记·西南夷传》开宗明义云:“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当汉武帝遣使探寻通往身毒国(印度)的道路,途经夜郎时,夜郎一君长曾问汉使者:“汉孰与我大”?由此,“夜郎自大”成为人们熟知的历史典故。夜郎何以“自大”?太使公曰:“以道不通故”也。亦即其居地闭塞因而孤陋寡闻固步自封之谓也。其实,夜郎作为长期滞留于封闭社会的古老中华民族之组成部分,这种“自大”的文化心态,并非其所仅有。从某种意义上看,其“影响”所及已大大超过汉代犍为、牂柯二郡的时空范围。因此,对夜郎历史与文化作系统全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刻的社会意义。     

汉代西南夷之“徼”与“边民”的华夷身份

在汉代，“西南夷”不仅是一个族群概念，还是一个地域概念。其时存在两种与西南夷有关的“徼”:一是限定“西南夷”所在的巴蜀之徼；二是将“西南夷”分为两部分的西南夷郡徼。在此两徼作用之下，西南夷诸郡在地域上位处巴蜀与西南夷徼外之间，在华夷身份上亦是如此。生活在西南夷诸郡的边民，亦因两徼的存在，及与徼内夷杂处，拥有了与后者既相互区别而又混同为一的漂移于华、夷之间的身份特征。其为当地边民精英在身份的抉择与建构上提供了不同可能。而自武帝置西南夷诸郡以来，有意识地“华夏化”与“蛮夷化”先后在西南夷边民精英中上演。     

僰为彝说

关于古代西南夷“焚”的族属问题,目前有氏羌系统说,有百越系统说。本文拟从彝族有关文化现象来探讨“僰”与彝族的关系。 一、僰的分布 史志载,古代僰人分布在键为郡、越巂郡、益州郡。健为者,即以僰道(今宜宾)为中心,《汉书·地理志》注引应劭语说:“(僰道县),故僰侯国也。”《华阳国志·蜀志》:僰道县,……本有僰人,故《秦纪》言僰僮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水经注·江水》:“(僰道)县,本僰人居之。”许慎《说文解字》:“僰,犍为蛮夷。”《华阳国志·南中志》:“朱提郡,治朱提县,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泉池,僰名千顷池。”《史记·平淮书》:“汉通西南夷道,     

跟随武王伐纣的“八国”考

《史纪·周本纪》载:武王伐纣,跟随的有“庸、蜀、羌、髳、微、(纟卢)、彭、濮”八国.《集解》引孔安国曰:“八国皆蛮夷戎狄.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纟卢）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马融曰:“武王所率,将来伐纣也.”《正义》:“髳音矛.”引《括地志》云:“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庸国.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国.陇右岷、洮、丛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髳国之地.戎府之南,古微、(纟卢)、彭三国之地.濮在楚西南.有髳州、微、濮州、(纟卢)府、彭州焉.武王率西南夷诸州伐纣也.”古文献对此“八国”的记载不一致,其历史、方位、迁转究竟如何,值得探讨.     

东汉《白狼歌》的政治文化内涵及其历史价值

东汉《白狼歌》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夷汉"双语"互译的民族志文献资料和民族历史语言资料,承载了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具有宝贵的历史价值。它不仅鲜活地体现了东汉时期白狼、槃木、唐菆等西南夷各族对东汉王朝的政治认同,还体现了汉王朝最高统治者及各级官吏的"大一统"政治理念,是汉代西南边疆地区民族融合、边疆开发、西南夷政治心理成长演变和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进程的重要历史见证。     

副词“很”的语法功能及词汇意义

“很”原作动词或形容词用,《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不听从也;一曰行难也”。《玉篇》的解释是“戾也;诤讼也”。《广雅》说“俗作‘狠’”。《孟子》里的“好勇斗狠”中的“狠”,就是“诤讼”的意思。但《说文解字》对“狠”的解释是“犬斗声”。新编《辞源》在“很”字条下列了四个义项:一、违,逆,不听从;二、凶暴;三、争讼;四、甚。《中文大辞典》据《元     

《“双卿”其人有无考》质疑

前阅《苏州大学学报》,见张国擎作《“双卿”其人有无考》,认为清初女词人贺双卿並无其人。对此,笔者实不敢苟同,谨申理如下,聊作质疑。按张说实出于二十年代末胡适所写《贺双卿考》一文。胡适根据史震林《西青散记》中的“眼中无剑仙,意中须有《红线传》”以及双卿自谓“夫双卿犹梦耳”等语,便断定贺双卿是虚假人物。后来便有人出来响应,都把贺双卿说成是子虚乌有式的人物。其实,史震林在《西青散记》中所说的那些並不足以表明贺双卿是虚构人物。较有权威性的乾隆年间所修《金坛县志》,早有贺双卿其人其事。乾隆时距贺双卿时代甚近,其所记双卿事虽多采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