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欧洲公约》述评

作为保护人权的国际区域性机构,欧洲人权法院在人权保护方面所作的贡献和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欧洲公约》之于欧洲人权法院,好比水之于鱼,皮之于毛。古语有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欧洲人权公约不仅亲手塑造了欧洲人权法院,而且见证了其风风雨雨的发展历程。因此,了解甚或仅仅大致了解欧洲人权公约的存续始末,对理解欧洲人权法院的运作及其判例有百益而无一害。基于此。本文分别从起源、适用的原则、限制性规定及其对缔约国国内法律体系的影响等5个方面对《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欧洲公约》展开了述评。     

信息链接:《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当代西方研究”专栏评介 知情权法制化研究的新进展

作为一名宪法学学者,我注意到,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新近在已经具有一定学术影响的"当代西方研究"栏目中发表了《判例对免除公开条款的适用——对美国信息公开诉讼的初步研究》和《欧洲人权法院判例法中的信息自由》两篇论文。由此,引发出笔者如下一些学术感想。     

环境权与《欧洲人权公约》第八条的司法适用--以欧洲人权法院对格拉案的判决为视角

虽然《欧洲人权公约》没有明确规定环境权本身,但是,随着社会发展,通过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来保障公民的健康权等成为人类共识。欧洲人权法院通过扩大解释《欧洲人权公约》第八条的规定,在具有里程碑式作用的格拉案中解决由环境问题引起的侵权纠纷。通过格拉案的判决,欧洲人权法院不仅可以受理因环境问题对《欧洲人权公约》确认的人权产生直接损害结果的案件,同时,亦为法院受理影响生活质量的环境损害案件打开了通道,奠定了环境权是基本人权的基础。格拉案之后,欧洲人权法院在一系列的环境权诉讼中进一步明确了环境权的性质及司法保护的原则,并有力地推动了欧盟各成员国对环境权的宪法保障。     

基本权利谱系与法国刑事诉讼的新发展——以《欧洲人权公约》及欧洲人权法院判例对法国刑事诉讼的影响为中心

五十余年来,欧洲人权法院通过大量的判例对《欧洲人权公约》的诸多条款作出了更明确的权威解释,形成了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权利谱系。这促使法国刑事诉讼设立了"权利总则"——"权利立法"——"侵权无效"——"复合审"的立体式基本权利保障体系,扭转了职权主义国家长期以来"重打击、轻保护、重秩序、轻权利"的传统。法国的刑事诉讼改革对全欧洲乃至全世界均有积极的示范意义。     

欧洲人权法院述评

欧洲人权法院,是世界上第一个区域性的以保护人权为己任的司法机构,与1950年11月4日公开签署的欧洲人权公约相伴而生.1998年11月1日,对于人权法院而言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也可以说是人权法院生命历程的分水岭.此前,法院是与欧洲理事会通力合作,共同维护人权公约所倡导的权利和自由;此后,法院以单一的永久性的特质示人,大梁独挑,成为捍卫欧洲人权与自由的中流砥柱.     

英国判例中的"不能"辩护事由及其启示

在英国普通法中,特定类型的"不能"可以在未遂、共谋及唆使案件中充当有效的辩护事由.英国早期判例在"不能"案件中未形成统一的裁判模式,以戴尔顿案为代表的部分判例试图对两类"不能"案件作出划分并有限承认"不能"辩护事由.20世纪70年代的霍顿案借助对"不能"案件更细致的类型划分,扩大了"不能"辩护事由的适用范围,之后的诺克案和菲茨莫里斯案进一步肯定了"不能"辩护事由在共谋和唆使案件中的适用.1981年的《刑事未遂条例》旨在彻底取消"不能"辩护事由,但立法者的意图在安德顿案中遭到了上议院的抵制.直到1986年的希沃普里案判决的出台,英国法官和学者关于"不能"的争论才告一段落.戴尔顿案、霍顿案以及诺克案所奉行的客观说立场不值得学习,围绕"危险"概念做文章的客观未遂论存在论理上的困难且不合时宜,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合理运用自由裁量适当限缩未遂责任的范围.     

个人信息权保护的法律界限研究——基于欧洲人权法院50个判例的分析

个人信息权是一种新兴权利,与日益扩张的国家监控权针锋相对.《欧洲人权公约》第八条从个人和家庭隐私的角度,对个人信息权作出了规定.欧洲人权法院的50个相关判例涵盖英国、法国、德国、瑞士、俄罗斯等不同法系的国家,涉及健康隐私、私密声音、私人通信等个人信息,缔约国败诉率高达三分之二,明确表明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限度: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储存、使用、披露、查询、删除等监控和干预必须依法、善意、必要进行,以充分保障人权.我国应当以“保护为原则,干涉为例外”,立法保护个人信息权,夯实合法性基础;合理善用国家监控权,找准合目的方向;最低程度平衡权益冲突,把握合比例性原则,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一国两制视野下的国家主权豁免问题:分歧与协调

国家主权豁免原则是一项国家习惯法,在实践中当今世界各国有绝对主权豁免和限制主权豁免两种做法。刚果(金)案是香港回归后香港法院首次受理的以外国国家为被告的案件,该案引发了在一国两制背景下对国家主权豁免问题的探讨。中国政府在司法实践和外交实践中一向坚持国家主权绝对豁免主义,即使在签署了《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之后,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必须或必然放弃绝对豁免而转向限制豁免。香港回归前在主权豁免方面适用英国《国家豁免权法令》,采用限制豁免的主张;回归后,有关国家主权豁免的制定法缺位,香港自由判例法中不存在合适的"先例"可被遵循,原英国判例也只能作为参考,而无法律拘束力。在此情形下,香港法院没有必要也没有充分的法律理由采用限制豁免的做法。国家主权豁免问题不仅是法律问题,也是外交问题,因此要妥善处理好政府与法院间的关系。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香港和中央政府在处理国家主权豁免问题上的分歧,还是需要尽快出台《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法》。     

从全球化角度解读欧洲移民问题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今天,欧洲移民问题经过多年的发展,对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安全、民族和社会文化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引起了欧洲各国的强烈反响。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多种多样,从全球化角度来看,欧洲移民问题是全球化问题的一个表象,其实质是全球化带来的问题。     

胡适与陈寅恪的口述著作媒介考察

胡适与陈寅恪晚年都各自完成了一部重要的口述著作,分别是《胡适口述自传》和《柳如是别传》。从麦克卢汉的媒介观来看,胡适是热媒介文化代表,而陈寅恪是冷媒介文化代表,《胡适口述自传》是一种热媒介形成的著作,而《柳如是别传》则是冷媒介形成的著作,它们各自表达着不同的媒介文化意义。这种情况的形成,与两位学者文化知识结构的形成发展过程及特点具有密切关系。     

发挥判例在行政诉讼中的作用

判例是指在司法中可供参考借鉴的判决先例。由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过于抽象 ,制约了它在行政法治中的作用。应赋予典型判例以法律效力 ,使其能弥补《行政诉讼法》的缺点 ,提高行政诉讼的威信 ,规范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 ,唤醒公民维护权利的意识。     

社会文化行为研究之逃避自由——在娱乐至死中隐没自我

埃里希·弗罗姆在《逃避自由》中指出现代文化和社会危机最要紧的一个方面,即自由对现代人的含义。在自由与民主化的现代社会里,个体化进程飞速发展。一心追求自由的人因为无法承担自由带来的孤立与无能为力之感选择了逃避自由。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出的娱乐的方式成为了人们逃避自由的机制。人们最终以爱的艺术克服孤立与自由的矛盾,不再逃避,获得真正积极的自由。审视这些关于自由的问题,积极摆脱人类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的窘境,在《爱的艺术》中探寻解决矛盾的方法,将对现代人的自由发展和媒介环境的改善具有深刻的意义。     

雷震案：政治构陷的悲情

若谈及雷震先生，《自由中国》半月刊10年风雨路，固然是一个最主要的话题，但“雷震案”(以下简称雷案)本身也是不容忽略的。因为这个案子的背后有着太多的故事。有人将此案与1955年8月发生的“孙立人案”相提并论，是从“政治构陷”这一角度来审视的。当年孙立人案     

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的关系

在英美判例法中，预期违约包括预期拒绝履行和预期履行不能两种形态。此外，美国《统一商法典》、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及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还规定了另外一种形态的预期违约，即推定的预期违约。大陆法系中的不安抗辩与推定的预期违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与默示预期违约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范畴。     

全球化时代欧洲各国移民政策的调整

本文针对全球化以来欧洲各国移民政策的重大调整 ,集中分析了这种调整的深层根源和影响 ,并对今后欧洲各国移民政策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     

束缚与自由──《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自由观

马克思的作为历史观的自由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束缚人的社会现象的批判，二是正面阐述人类自由与解放的理想，两个方面都不可或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我们注意到这两个方面内容都已成熟，并得到系统阐发。本文试从此两个方面对马克思的自由现作一概括。一、对不自由现象之剖析自由是同不自由相比较而存在的。不自由一般指人的行为受外在物的束缚与强制，并非自觉自愿，因而不自由；自由则是超越外在束缚．内在地自我决定、自我实现。因此无论自由还是不自由，只有相对于作为主体的人才有意义。在《形态》中马…     

雷震案:政治构陷的悲情

一若谈及雷震先生,《自由中国》半月刊10年风雨路,固然是一个最主要的话题,但“雷震案”(以下简称雷案)本身也是不容忽略的。因为这个案子的背后有着太多的故事。有人将此案与1955年8月发生的“孙立人案”相提并论,是从“政治构陷”这一角度来审视的。当年孙立人案中所谓“匪谍”郭廷亮,完全是由情治人员(情报与治安)一手策划的;而雷案中的“匪谍”刘子英,也不过是郭廷亮模式的一个翻版而已。两案在手法上如出一辙,说到底,都是当局为整肃和打压其政治敌手,将“匪谍案”模式作为“执政者排除异己、掌控权力的重要方式”(薛化元:《〈自由中国…     

从《漂亮女人》到《馒头血案》：戏仿作品的合理性判断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经典判例Campbell v.Acuff-Rose Music(1994),从美国著作权法§107的四项因素出发,为各级法院如何处理《漂亮女人》这样的戏仿作品的合理使用抗辩,提供了一个详尽的经典的分析框架。胡戈的视频作品《馒头血案》是否侵犯电影《无极》的著作权,中国现有著作权法难以裁判。而美国合理使用理论、“漂亮女人”案的判决,以及著作权制度的基本宗旨,为我们处理戏仿作品的合理性问题,提供了关键思路。     

光租条款的起源及其在英美的发展差异

光租条款是因租船承运人不享有责任限制权利而创造出来的。在国际公约和各国立法规定租船承运人与船舶所有人享有相同的责任限制权利以后,英国仍以契约自由理论维护光租条款效力,美国则以《海牙规则》第3条第8款等为依据否定光租条款效力。英美关于光租条款效力的判例变化,根源在于两国的航运、贸易产业立场不同。     

从Optus案看云计算环境下版权法“时移”规则的变迁

早在学者关注和立法调整之前,云存储和云服务的合法性就以判例的方式经过了司法审查。有关云计算的判例,在美国、新加坡和德国都有发生,而2012年4月澳大利亚全席法庭在Optus案做出的判决与2008年美国第二巡回法院在Cablevision案做出的判决并不相同,Optus案的判决影响了云计算环境下版权法"时移"规则,得出"云服务提供者进行复制"的结论。云计算给版权法带来很多新问题,"时移"规则只是沧海一粟,版权法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应作着眼权利人,作品利用人,技术提供者之间利益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