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政府促进产业发展的关系——基于光伏产业准入规制政策的演化博弈分析

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产业准入规制目标存在一定差异,地方政府为维护自身在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就业促进等方面的利益,在执行国家产业规制政策时可能会出现一定偏差,即不完全执行中央政府的准入规制政策。鉴于此,通过构建光伏产业准入规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对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光伏产业准入规制政策时产生偏差的原因,对中央政府的监督方式进行了演化博弈分析,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采取混合策略支持光伏产业准入规制政策的执行对双方都有利,因此地方政府对于光伏产业准入规制执行应采取支持与合作的策略,中央政府应积极引导地方政府提升支持光伏产业发展的偏好程度,确保地方政府支持光伏产业的偏好程度达到双方利益均衡,实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双赢。     

房地产宏观调控中的三方动态博弈问题

城市房价飞涨正在演变成一个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中央政府有必要对此实施严厉的宏观调控政策.本文从博弈论和制度经济学角度,探讨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企业之间委托-代理、管制-被管制的博弈关系,重点分析了中央政府监督成本、地方政府设租概率和房地产企业价格合谋概率这三者相互作用的机理.指出房地产企业价格合谋和地方政府设租的现象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长期存在,但这两者对于中央政府都是可控的.建议中央政府在设计房地产宏观调控机制时,应着重降低对地方政府设租行为的监督成本.     

结盟地方、应对中央:动因、类型及成功机理

在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对企业实施治理的特定情境中,当企业遇到中央规制的强大压力时,可以针对地方政府"双向代理"的特征,通过加强与地方政府的经济关系,利用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影响力,促使中央规制环境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本文对企业加强与地方政府经济关系的方式进行了分析,发现了企业与地方政府结盟的四种类型:地方政府默许、地方政府援助、地方政府引诱和地方政府主导.在对四种类型进行分析和解释的基础上,就企业与地方政府结盟突破中央规制限制的成功机理进行了深入分析.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偏离的修正路径研究——以长春市“按份共有”廉租房政策为例

政策执行中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是具有独立利益的制度性实体,它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会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确定自己的最优行动。主要运用规范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以长春市“按份共有”廉租房政策作为案例,结合委托代理理论从信息不对称程度、激励（约束）机制等角度分析作为代理人的地方政府偏离中央政策目标的原因。从完善信息反馈制度、完善政策执行中的民主参与制度、改革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强化责任追究制度、完善激励机制等制度层面设计修正路径,从而规范地方政府的代理行为。     

中国房地产市场政府调控政策的动态博弈分析

本文根据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房地产商和金融机构四个利益集团在房地产市场中的多阶段动态博弈过程的讨论,分析了我国房地产市场政府调控政策的目标与方向。我们发现:地方政府、房地产商和金融机构由于其各自的利益需求形成了自然联盟。中央政府若要改变现有的博弈格局就必须增加对地方政府保障房投资的支持力度。通过对中央-地方联盟与中央-金融机构联盟博弈均衡解的比较分析,我们得出中央政府必须与地方密切合作,以激励地方增加保障房投资为调控方向,力求改变住宅商品房单一供应的局面,从而实现房地产市场可持续发展的调控目标。     

减排政策实施效果的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碳排放具有外部性、公共产品等特性,仅依靠市场调节会产生“市场失灵”现象,因此政府部门需发挥积极作用,制定科学合理的减排政策。针对碳减排政策实施效果问题,构建一个基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三阶段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分析碳减排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并选取中国30个省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对博弈结果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认为:对地方政府减排行为奖励越多,则碳减排政策实施效果越好;地方政府抵制中央减排政策所获得的额外收益越大,则碳减排政策实施效果越差;中央政府提高对地方政府违规行为惩罚的概率和力度可以激励地方政府积极减排,同时也增加了中央政府的收益;碳排放强度越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减排动力越小,中央政府减排政策实施效果越差。     

中央政府房地产调控政策决策逻辑的理论解释——基于1998—2013年间相关政策文本的研究

近年来,中国城市房价持续上涨。除了高速城镇化引致房价上涨的客观原因外,房地产调控政策与不断高涨的房价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中央政府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决策逻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关键问题。基于1998—2013年间的相关政策文本,通过对中央政府房地产调控政策决策的逻辑起点、监督逻辑、外部回应逻辑以及政策选择逻辑等方面的探讨,可以提供一个关于中央政府房地产调控政策决策逻辑的理论解释:转型社会进程中,央地利益博弈格局下中央政府谋求治理绩效最大化的渐进产物。     

要调控，更要调整调控

在现今房价上涨过快时,政府却出奇地沉默,也许正是到了对调控本身反思的时刻中央政府2004年以来,动员了9个部委和各地方政府,启动了税收、土地、金融、行政四大手段对房价进行调控。无论从政策使用的力度还是广度上看,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都是空前的。但在这种既有明确政策导向,又有政绩压力的调控政策下,近几年房价似乎陷入"越调控、越上涨"的怪圈。     

建立可持续财政分权体制的主要原则与对策考虑

政府间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与划分,以及由事权划分而产生的财权划分、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和划分问题。众所周知,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离不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和转变以及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结构包括税制改革和调整都离不开政府间职能的界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建立同样要依赖于政府间职能的科学界定。显然,政府间职能界定与划分是财税理论研究和财税管理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间财权配置的科学依据,也是科学建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更是有效制定财政政策和预算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激励问题十分重要。在我国,中央政府为了管理全国事务而制定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但中央政府缺乏执行自己政策的工具,执行工作则几乎全部依靠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分离的体制下,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漫长的执行控制与监督链条,可能使执行效率不断衰减。因此,必须有一套激励约束机制,督促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的法律与政令。中央应该怎样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使地方政府的效用达到Pareto最优,是众多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论题。基于政府间职能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认为,有必要根据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结构的特点,用机制设计理论对政府间职能关系进行研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等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该理论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在于,将高度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之解决大为简化。因此,将机制设计理论引入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中央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由各级地方政府组成的行政体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非对称信息的博弈行为以及动态调整的关系。中央政府是委托人,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执行;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比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的行为相互影响。所以政府间最优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它关系到如何诱使地方政府揭示私人信息和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如何设计最优职能关系。职能分配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也即各方主体能否达成协议的问题。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从理论上为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多主体利益协调问题提供了技术可行性。近百年来,我国在现代公共财政建设过程中于划分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时常遇到难以破解的"困境"问题。不过,按照"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原理,摆脱这种困境,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财政分权体制目标是可能的。为此,南开大学张志超教授组织一些青年学人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书面见解,以期对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有所裨益。     

近代分权型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经验

政府间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与划分,以及由事权划分而产生的财权划分、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和划分问题。众所周知,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离不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和转变以及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结构包括税制改革和调整都离不开政府间职能的界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建立同样要依赖于政府间职能的科学界定。显然,政府间职能界定与划分是财税理论研究和财税管理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间财权配置的科学依据,也是科学建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更是有效制定财政政策和预算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激励问题十分重要。在我国,中央政府为了管理全国事务而制定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但中央政府缺乏执行自己政策的工具,执行工作则几乎全部依靠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分离的体制下,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漫长的执行控制与监督链条,可能使执行效率不断衰减。因此,必须有一套激励约束机制,督促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的法律与政令。中央应该怎样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使地方政府的效用达到Pareto最优,是众多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论题。基于政府间职能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认为,有必要根据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结构的特点,用机制设计理论对政府间职能关系进行研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等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该理论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在于,将高度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之解决大为简化。因此,将机制设计理论引入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中央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由各级地方政府组成的行政体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非对称信息的博弈行为以及动态调整的关系。中央政府是委托人,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执行;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比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的行为相互影响。所以政府间最优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它关系到如何诱使地方政府揭示私人信息和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如何设计最优职能关系。职能分配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也即各方主体能否达成协议的问题。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从理论上为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多主体利益协调问题提供了技术可行性。近百年来,我国在现代公共财政建设过程中于划分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时常遇到难以破解的"困境"问题。不过,按照"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原理,摆脱这种困境,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财政分权体制目标是可能的。为此,南开大学张志超教授组织一些青年学人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书面见解,以期对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有所裨益。     

政府绩效对合法性水平层级差异的作用机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比较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政府绩效上的差异可以通过公众心理这一路径作用于政府合法性水平的层级差异。其作用机制是决策绩效与执行绩效的时空分离和公共危机管理。由于这两个作用机制,公众在心理上更容易认为中央政府绩效高于地方政府绩效,因而中央政府可以从政府绩效中获取比地方政府多的合法性资源,造成政府合法性水平层级差异的强化和扩大。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关系及对策研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呈现出新的景象和趋势:地方政府成为独立利益博弈主体,围绕着对经济管理"责、权、利"的重新定位和分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也始终进行着利益的博弈。为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强化中央政府应有的权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与控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明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职责权限划分,并使之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各地方政府之间应相互尊重、因地制宜、发挥强势互补的效应。     

政府与食品生产企业的合谋监管博弈

基于前景理论,考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食品生产者的心理特征,构建三方受益感知矩阵,并进行合谋监管的博弈分析,得出了合谋监管的均衡条件。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和食品生产者的心理因素是影响合谋策略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央政府要紧紧围绕改变合谋双方的主观感知来防范合谋,通过制度设计,实施差异监管,加强信息曝光,完善声誉机制,形成心理威慑效应,改变地方政府和食品生产者对合谋的成本收益的主观感知,以抑制合谋行为。     

粮食直补：中央、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博弈分析

文章针对粮农与地方政府对粮食补贴政策表现出的不同程度的漠视现象,应用博弈理论的分析方法,通过分析政府与粮农、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等不同利益主体在博弈过程中的策略选择,得出基层政府的发放成本以及粮农的种植风险补偿是影响粮补政策实施效率的两大制约因素。研究结论对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以及在保证政策实施效率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中央环境规制政策最终由地方政府监督、企业履行落实,意在使污染企业减少污染排放和技术创新。以“十一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为自然实验,以清洁企业为对照组、污染企业为实验组,从地方政企策略行为的视角,理论与实证分析中央环境规制政策通过减污效应和创新效应对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1）中央环境规制使地方政府更有激励给予清洁企业以政府补贴和融资便利,而污染企业会采取减少产出、迁移、产品转换、退出市场等威胁性策略,迫使地方政府为其提供政府补贴和融资便利,以进行技术创新和污染治理。（2）与清洁企业相比,污染企业一方面因治污成本增加,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而另一方面因融资贷款用于研发创新生产更多新产品,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最终使中央环境规制对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3）异质性检验发现,中央环境规制仅提升了国有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但降低了中部地区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转型期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关系探析

转型期的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在“经济人”假设中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权力的稀缺性和利益性，利益集团追逐利益的本性，使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天生就构成一种联盟关系。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三者博弈关系中，中央政府在政策贯彻的执行力度上的强硬程度，影响着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联盟关系的“牢固”与否。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并非是天然的联盟关系，地方政府往往占据主动权，在不同因素作用下两者之间的博弈关系，是一种脆弱的、缺乏稳定的关系。     

差序政府信任： 文化心理与制度绩效的影响及其交互效应

文化心理和制度绩效被认为是政府信任的重要来源,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公民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怎样的机制导致了对中央政府信任程度高而对地方政府信任程度低？实证结果显示,威权主义价值观、经济绩效和政府回应性对中央信任和地方信任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同时,威权主义价值观和政府回应性对信任差值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表明威权主义价值观和政府回应性是信任差序的重要来源。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对中央信任的影响中,经济绩效与威权主义价值观存在负向交互效应;对地方信任的影响中,政府回应性与威权主义价值观存在负向交互效应;对信任差值的影响中,经济绩效与威权主义价值观的交互项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