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的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

社会工作参与社区矫正的开展,对促进社区矫正者更好地融入社区、推动社会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回顾我国社会工作参与社区矫正的历史,从政府主导模式下的差异统一到政社互动形式下的合作共赢,既标志着社会工作参与社区矫正逐步走进公众的视野,又标志着我国社会工作参与社区矫正事业逐步走向成熟。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参与社区矫正仍面临着社工机构人才不足、社会认同程度较低、政策环境两极分化和公共资源整合不足的诸多困境,这决定了关于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的路径优化策略,要更多关注社区专业人才培养、社会参与环境优化、配套政策体系完善和加快公共资源整合等四个方面,破解社会工作参与社区矫正的实践困境,以此不断推动社会工作参与社区矫正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立法完善——以英国社区矫正制度为借鉴

我国现行社区矫正制度存在适用种类及范围狭窄、执行主体性质模糊、效果欠佳及形式单一、缺乏监督等问题。借鉴英国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先进做法,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提高非监禁刑的适用率,建立专门的执行机构,培养专门的高素质工作人员及社区矫正实现形式多样化,加强法律监督以及制定专门的《社区矫正法》。     

高校辅导员职业化发展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例

高校辅导员非职业化倾向体现在学历与专业化程度不够、人员流动频繁与职业化体系不健全等三个方面。而自我实现难、权责不等、职业规划不清晰和提升路径不畅成为阻碍辅导员职业化发展的现实困境。通过设立“思想政治辅导员专业”、增强职业优越感、实现“岗位专门化”、完善职业规划和提高职业素质等措施,探寻出辅导员职业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论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的困境与对策

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一方面有利于弥补社区矫正人力不足,更好地教育和改造社区服刑犯;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人民法院自身审判职能和社会管理创新职能的实现,从而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但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应定位为社区矫正的决定者和矫正过程的配合者,同时要注意与其他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合与协调,解决自身存在的司法资源不足的问题。     

城乡边缘社区:艰难的城市化--论城乡边缘社区管理困境与路径选择

城乡边缘社区是连接城市与农村的一个特殊社区,是农村城市化与城市扩大化的产物。其管理上存在体制性困境、经济性困境、利益性困境和群体性困境,这些困境使得城乡边缘社区在逐步转为城市社区的过程中步履维艰,困难重重,严重阻碍了我国城乡一体化与城市化的发展。     

社区矫正制度：困境探析与路径探索

社区矫正制度在许多国家的司法改革中都有所涉及，其中美国的社区矫正制度最具代表性。我国进行社区矫正试点已经有六年时间，面对社区矫正带来诸多益处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社区矫正在实际操作中的问题，以期寻求一种改革的有效路径。     

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的本土化实践——以上海YJ社区基金会为例

作为一个“舶来品”，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不仅是其自身融入社区的本土化过程，而且也为社区治理模式提供创新路径。对上海YJ社区基金会的个案分析表明:社区基金会在本土化过程中，不仅需要因地制宜地传承并创新发展模式，而且还需处理好与政府、居民以及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社区矫正对象之选择初探

通过对中外社区矫正制度的对比,指出解决问题的基础在于确定社区矫正之对象选择方法;通过对社区矫正与其他刑罚方式的比较,指出确定社区矫正对象需要在犯罪人格视角下进行;通过对犯罪人格的剖析,最终提出了社区矫正对象选择的路径,即以犯罪人格的区分来选取社区矫正的对象。矫正当局应当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人员配置、经费划拨、机构设立,来保障社区矫正对象的正确选取,以实现社区矫正的目标和任务,体现人本主义关怀,使得犯罪人能够得到适宜其改造的矫治方法。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随着农村劳动力就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出现了速度加快的趋势,但同时也面临着法律制度不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缺失、流转市场机制不健全、政府管理职能越位或缺位等诸多现实困境。要想走出制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实困境,就必须要健全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弱化承包土地福利功能,发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介组织,强化政府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管理职能。     

对社区矫正对象分阶段教育之探析

对社区矫正对象实施分阶段教育,既有必要,又切实可行。在具体实施分阶段教育时,要遵循循序渐进原则、个别化教育原则以及系统性原则;要根据矫正对象在接受矫正过程中的心理状态等方面的情况,在不同阶段设定相应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并由不同的矫正教育主体采取相应的教育方式。同时,为提高矫正教育的实效,在实施分阶段教育时,还要注意教育者自身的素养等方面的问题。     

体制化“空转”： 发展悖境中社区工作站运行的组织行为分析——以S市X社区为例

社区工作站作为承接政府社区公共服务职能的新型社会组织,似乎并未真正摒弃行政化积弊及普遍性怠政现象,凸显出事实与价值背离的发展悖境态势。在当前新工作情境下,社区工作站无论是窗口、街头还是社区,其实都呈现出无工作负荷的“空转”状态,并彰显惯习性运作的体制化印记,而体制化“空转”的致因逻辑又在于情境暗示效应下的规章制度软性约束、街道办“示范效应”及社区工作“应付法则”。对此,有必要由情境反思予以解悖,从“干净的石板（clean slate）”出发,在政策原点上破解社区工作站的运行困境,尝试社区工作站的机构撤并及职能删减,以摒除社区公共服务工作中本不该有的体制化“空转”状态,力促基层组织体制改革去行政化的不二取向。     

区域品牌的成长机理和路径分析——以温州为例的研究

我国产业集群普遍面临产业升级问题.区域品牌作为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学者的关注.温州区域品牌的形成是宏观-环境因素、中观-产业发展和微观-企业主体三个维度相互作用的结果.区域品牌的成长路径为:区域产品集聚、强势企业创牌、产业集聚成长、同业名牌集聚、区域品牌形成.     

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文化共同体建设的困境与路径

共同富裕为乡村文化共同体建设提供价值指引,乡村文化共同体建设为共同富裕创造支撑条件。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文化共同体建设呈现多元主体参与欠缺、联结平台发展孱弱以及相关机制供给不足等问题,可从深入开展科学有效的乡村文化认同教育、优化开发多元多样的乡村文化载体以及建立健全系统长效的乡村文化 发展机制等方面探索乡村文化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进路,促进乡村文化共同体的纵深发展,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积极推进社区矫正立法,健全完善社区矫正执行体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矫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我国实践十多年的社区矫正工作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积极推进社区矫正立法,科学合理设定社区矫正机关,规范程序,健全完善社区矫正执行体系,提高教育矫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实现社区矫正目的。     

社区矫正的困惑与反思

社区矫正是我国刑事执行体制和刑罚执行方式的重要革新,对于行刑的人道化、科学化以及降低行刑成本都具有重要价值。但是社区矫正同时也存在适用对象的选择、适用程序、矫正手段以及矫正工作与社区社会工作的结合等方面存在问题,因此必须在肯定社区矫正价值的同时进行反思,科学选择适用对象、完善适用程序、提高矫正工作者素质,以真正实现公正、人道、科学、效益等行刑价值。     

新时期高校德育生活化实施的路径选择

探讨了高校德育工作存在的新问题,认为德育生活化的新目标须遵循德育与生活相统一、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相统一、德育教育双主体性原则;提出了建构教师主体、提升教师师德形象,建构学生主体、塑造学生健全人格,以及建构校园环境、创设优良文化氛围等途径以增强高校德育教育实效性。     

地方传统媒体媒介融合的现状及路径思考——以安徽省级媒体为例

媒体的转型发展过程,离不开媒介融合.地方传统媒体在转型过程中,前有中央级媒体的高度垂直布局,后有市场化新兴媒体的细分重构,其组织成分和媒介资源日益窄化,又反过来加重了转型的障碍和困难.从代表性的纸质媒体到电子媒体,安徽的传统媒体多年来都在进行相关的积极探索,多方寻求突破,多元塑造产业形态.通过对省内报社、电台和电视台发展实践的深入探究,观照其发展的现实困境与实际问题,突破媒介融合的理论框架和宏观参照,力图从技术逻辑、体制观念和产业想象三个方面作出发展路径的多元思考与理论回应.     

社区治理中的政府作用探析--以杭州市为例

社区治理必须树立现代治理理念。政府与社区组织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必须彼此交换资源、合作互动、持续协调才能顺利实现各自目标。目前政府与社区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关系尚未理顺,政府职能转变进程的滞缓和主导性强势行为直接影响了社区治理的效果。要改变现状,政府必须正确定位,摆脱自身社会管理的重负,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快培育发展社区自治组织,使之有能力以主体姿态参与社区治理,实现社会管理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