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小说的女性意识浅谈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张洁彻底告别了热情高歌的理想主义文本,始终坚持一方面用中性眼光观照社会生活,超越女性意识感情,创造一种不分性别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寻找"女性自我",用笔记录下女性"成长"的历程。本文分析了张洁真爱理想的演变过程、女性自我的寻找历程,试图梳理出张洁女性意识的变化成长。     

英雄·草原·女性——解读邓一光家族小说叙事话语

家族小说是著名蒙古族作家邓一光的主要文学创作成就所在.就叙事话语而言,邓一光家族小说将战争年代的英雄主义与蒙古草原文化想象,以及女性命运的生存观照融为一体,建构了父系家族的英雄神话与母系家族的女神神话,并表现出浓厚的悲剧意识、民族意识与生存意识,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主流文化小说中独树一帜.     

论《人到中年》中陆文婷人性的崇高与缺失

20世纪70年代末,绝对权威化的政治话语开始消融,文学艺术向其本质审美向度倾斜。《人到中年》蕴含谌容浓郁的人文关怀情结,延留救亡与启蒙的文学母题,是作者倾力为新时期文坛奉献的一部力作。主人公陆文婷在集体无意识的驱使下践行形而上的理想,将知识分子人性的崇高张扬到了极致。但中年时的她缺乏对自我边缘化的业余生活状态和自身作为女性生命主体的观照意识。     

简论20世纪30年代中韩女性文学的女性意识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和韩国女性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自觉地融入文学发展的进程中,女作家们站在女性身份的角度,力图表现女性意识的发展与社会历史进程之间的矛盾,从女性文学的立场上来说,是否融入蓬勃的历史话语与自觉的女性意识展现是一种悖论。     

性别视角下的都市女性形象辨析

由于文化观念和性别立场等方面的不同,男女作家在塑造都市女性形象时呈现出鲜明的性别意识,形成男权话语和女性意识下对都市女性形象的不同观照。男权话语下女性形象的塑造主要表现在赎罪主题的言说、父亲形象的无形强权与文本细节的失衡等方面;女性意识下女性形象的塑造主要表现在缺席的男性、渴望对话的书写与温情述说的立体感等方面。从文本得失看,保持精神自由及写作话语的超性别意识应成为今后塑造都市女性形象的努力方向。     

"小我"的超越与皈依——中国20世纪30～40年代女性革命诗歌话语形态分析

20世纪30~40年代女性诗歌在社会政治的渗透下,树立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崭新内涵。在话语形态上,她们放弃了自恋自怜的忧愁与感伤,在变化了的时代环境展现了"小我"的超越与皈依,在诗歌艺术方面也呈现出新的特征。     

20世纪90年代“女性与都市”描写对女性文学创作的独特意义

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在＂女性与都市＂层面的另类描写,对于女性文学创作产生了独特的意义。通过笔者的梳理,认为其主要呈现出冷峻的自审意识和深切的抗辩意识;阐述全新的性别关系;构建女性话语,书写＂姐妹情谊＂;解读商业社会,展现女性都市思考四个方面的特点。     

试论20世纪80、90年代“女性诗歌”的书写差异

女性诗歌是当代诗歌重要的写作现象,在20世纪80、90年代的书写中表现不同的话语特征,从一味的女性身份的自我抒情、独白逐渐走向都市化、日常化的叙事,从起始激进的女权意识向平和的女性主义意识演变,不断走出女性诗歌的性别身份,回归语言的诗体表现意识。     

从韩剧透视韩国女性文化

女性主义理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关于女性主义的理论千头万绪,但是,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韩剧的叙事结构很大程度上与家庭主妇们的日常生活节奏吻合,韩剧的种种叙事特征体现出了女性观看世界、处理问题、观照自身的独特方式,也提供了一种女性话语的言说空间。从韩剧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韩国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     

20世纪女性写作的文学史意义

女性写作由20世纪20年代浮出历史的"地表",到40年代独占鳌头,至90年代兴盛繁荣,构成了20世纪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她意味着女性不再是被人任意书写而是开始主动书写自己的历史。在社会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女性表现出的不同文化心态成就了各个时期女性写作的经典样式。女性写作在20世纪现代化的进程中,由边缘话语渐次发展,不断生长,终至入主文坛,结束了中国文学史几乎只有一种性别声音的历史,成为一种无以忽略的文学存在。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人本意识初探

新时期报告文学表现出强烈的人本意识倾向。通过新时期报告文学创作所显现的对人的价值与尊严、人性、人道主义、人文精神、人类生存意识话语的关注与表现的探讨,归纳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主要价值取向是体现“以人为本”理念,弘扬人文精神。     

一位绝代佳丽的文化命运遭际--谈三个王昭君的人物形象

王昭君在马致远、郭沫若和曹禺的笔下分别以不同的形象出现。在马致远的《汉宫秋》里 ,她是一位富有民族节烈光环的明妃 ;在郭沫若的《王昭君》里 ,她是具有叛逆意识的娜拉 ;而在曹禺的《王昭君》里 ,她又成了肩负民族和解使命的阏氏。这不同的形象 ,分别是作者所处时代的不同时代精神的映现。但这三个形象有一点相同的是 ,她们都是中国传统的“士”的精神的载体 ,不过这种“士”的精神只是一种守成性的 ,而不是创造性的。     

女性意识与民族国家——以现当代话剧文学中的昭君形象为中心

在中国现当代话剧文学中,郭沫若、顾青海及曹禺的<王昭君>从不同侧面强化了"昭君出塞"母题的某一因子.郭著<王昭君>更多的突出了昭君形象的叛逆精神,女性意识相对较弱,民族国家意识也相对隐蔽;而顾著<王昭君>中的昭君,比郭剧中反抗王权的昭君更加理解女性的不幸,因而女性自我意识更加自觉.同时,昭君的种种爱国举动,表现出她鲜明...     

女性意识与政治意识的交结——谈丁玲创作中的两重性

丁玲作品中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在五四时代表现出别具一格的先锋色彩。在其后的创作中,政治意识开始凸显并占据主导地位,女性意识弱化,形成了以女性意识为基点,以政治意识为客观表现形式的双重性特点。这与作家理论素养及创作思维的局限性有关。但政治意识的强化并没有完全湮没作家的女性意识,仍不时以探讨民族、阶级解放的方式表达对社会变革中女性命运的关注。     

论编辑话语的基本特征

编辑话语是从编辑活动中产生，对编辑主体、编辑对象以及接受群体同时产生影响的一种语言形式。具体表现为编辑话语是蕴含在编辑活动中的一种话语实践，它不仅是构成思考、产生意义的方式，也是构成它们试图控制的那些主体的思想意识、心智活动及情感生活的要素。编辑话语的主要特征是：实践性、主体性、整合性、内隐性及稳定性。     

基督精神与庐隐小说的女性意识

庐隐作为亲历“五四”妇女解放大潮的新女性作家,创作的小说凸显着鲜明的女性意识,而基督精神对她的女性意识的表达有着深刻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一、平等与博爱思想催发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使之在追求个体的独立自由的同时,勇于担当社会责任;二、女性意识在现实的突围中陷入困惑,在忏悔与皈依中不断挣扎以寻找出路。基督精神渗透在庐隐的小说创作中,增强了庐隐女性意识表达的迫切性和厚重度,使之散发出永久的文学魅力。     

莎士比亚喜剧中女性主体意识与男权解构

针对男性霸权压迫下女性沦为边缘地位的"他者"现状,采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分析了莎士比亚喜剧对女性群体的人文主义关照。研究发现:莎士比亚喜剧对女性群体的重新诠释突破了父权话语机制下对女性的传统定义和歧视。其书写的女性跃于文本中心主体位置,她们独立自主,质疑并挑战男权,彰显了鲜明的女性自我主体意识和对平等的两性关系的追求。同时,强大的男性霸权又牢牢桎梏着女性的思想和行为,使女性难以真正走出父权的阴影,体现出莎翁对女性恶劣的生存困境的担忧。     

转型期文化的探索与知识分子精神的叩问——吴定宇的学术研究和特质

吴定宇的学术研究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他对中国转型期文化与文学的宏观把握和独特判断,提出的“转型期中国文学”的概念,以及在巴金研究、郭沫若研究、陈寅恪研究等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为中国百年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吴定宇倡导文化整合的研究思路,注重对文学现象中的独立、自由精神进行追溯,为当代学术研究注入了思想活力和自由意识。     

论苏轼“诗主理”与“主理诗”的理性自觉

苏轼“诗主理”具有高度的理性自觉和审美品格。苏轼异乎常人的政治、学术使命感，以道自任的人格理想和人文精神，表现在其诗歌创作上的主理意识也就分外鲜明，也形成了鲜明的“诗主理”的诗学理论：“有为而作”说、“言必中当世之过”说、“以奇趣为宗”说。而他在诗学理论规范下的创作自觉，使其“主理诗”的特征也愈发显著，这就形成了其“主理诗”区别于一般政治诗的理性美质，即写实品格、批判精神、议论英爽。     

郭沫若的创作与侠文化精神

郭沫若对侠文化有独到的理解,在文学创作中对侠文化进行了现代性改造和创造性转化,在对其时代内涵的开掘运用中彰显出侠文化精神的独特魅力。从五四时期崇尚强力思想到抗战时期从侠义题材中开掘民族精神,体现了他的侠性心态的演变轨迹,也传达出他的人格建构和文化建构的价值理想。但为政治服务的创作意图,致使其作品的艺术魅力相对冲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