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地方政府网络舆情治理的困境与进路

人工智能技术以其具有人机对话模式、自我学习的算法机制和不断改进的算力等特点,在赋能地方政府网络舆情治理时也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主要是主体障碍：技术观念“失准”,导致治理意识淡薄;信息桎梏：共享数据“失效”,造成治理格局削弱;行为破碎：决策程序“失序”,致使治理效果不佳;约束缺失：问责制度“失席”,诱发治理行为乏力。需要从理念、机制、制度和技术等方面着手,坚持整体智治：革新单向度网络舆情治理理念,转变网络舆情治理模式;协调整合：完善网络化网络舆情治理机制,增强网络舆情治理能力;规范管理：建立科学化网络舆情治理制度,强化网络舆情治理监管;技术赋能：发展技术化网络舆情治理手段,提高网络舆情治理效率;使人工智能技术这一新的“变量”成为实现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善治的最大“增量”。     

意识形态网络舆情的社会网络分析——以“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为例

意识形态网络舆情是意识形态斗争向网络空间渗透的标志。以2015年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论战事件为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网络基本结构、节点中心性、块模型和子群结构四个方面对意识形态网络舆情的网络特性和传播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意识形态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具有明显的“意见领袖”特征,网络中存在具有明显等级关系的若干子群,且网络内部群体极化严重,极易成为孕育民粹主义的“网络温床”。     

微时代下高校网络舆情演化及对策研究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等教育深化改革时代背景下,网络舆情应对成为高校提升治理能力、达到“善治”的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高校热点舆情事件频发,对学校的稳定发展与公众形象造成了冲击。为探析高校网络舆情演化共性特征,文章以近五年我国高校热点舆情事件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对案例文本进行聚类分析。研究表明：事件特质性、主体特殊性、高校响应度是激活舆情关键节点、驱动舆情演化的主要因素。文章从高校视角出发,审视网络舆情应对现状,认为需秉持高校、当事人、微媒体多元“对话”理念,从几个方面提升高校舆情应对工作效率,引导舆情向好发展：把握黄金时间,主动出击;坚持以人为本,实事求是;优化队伍建设,精细分工;多元主体参与,协同处理。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高校网络舆情正向引导研究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信息资源日益增多。网络舆情管理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向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分析高校网络舆情现状,提出构建高校网络舆情正向引导机制,探索高校网络舆情正向引导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网络新词与网络舆情研究

在今天,网络已成为社会舆情最集中、最活跃之地,而网络舆情的爆发常与快速更新的网络新词汇相联系,因为,网络新词汇总是产生于社会热点事件之中;并且,事实证明,网络语言有着从网络世界向现实世界的强大渗透力和影响力。显然,网络新词已经成为研究舆情信息的重要内容。所以,加强对网络词汇的研究,及时根据网络新词汇,准确研判网络的舆情动态,从而确保在第一时间对网络的热点、焦点与敏感话题作出反应,对于提高网络舆情的监控分析和预警能力,进而提高处置网络突发事件的能力,确保社会的稳定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就网络新词汇的产生与使用及其与网络舆情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     

基于AHP-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风险评估

网络舆情关乎社会稳定和国家治理,因此对网络舆情进行风险评估和预警具有重要意义.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通过划分舆情风险等级,构建网络舆情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并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网络舆情为例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网络舆情风险等级为“二级(比较严重)”,与此前专家对这次舆情的评定相吻合.针对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风险防控的现实困境,从卫生体制、网民、政府、媒介四个评价指标提出网络舆情风险防控的对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融媒体时代民生类网络舆情引导策略研究

舆情引导是党和国家宣传思想战线非常重要的工作。民生问题作为网络舆情焦点,集中体现了公众对社会热点事件以及切身利益的关注。引导民生网络舆情走向既是党和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也离不开合理的策略支撑。具体包括：提倡话语引导,掌握应对舆论主动权;提倡情感引导,推动“融媒”向“智媒”转型;提倡法治引导,从舆情监管走向舆情治理;提倡价值引导,发挥主流媒体压舱石作用。     

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本体分析

舆情本体是危机事件相关信息的网络文本内容,决定了网络舆情的热度和危害性.以湖南凤凰古城收费事件为例,甄选网络舆情本体的高频词汇,从词汇类目和演化阶段两个维度,对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本体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网络舆情受媒体议程设置影响,网民对事件的探讨基于媒体的报道内容,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个性化和深入的内容生产;“用脚投票”“抵制”是网民表达不去旅游的意愿和负面情绪的最主要方式;网络舆情的发散追因现象明显,将旅游事件发展成社会事件,将事件的负面影响扩大到整个旅游地,将个别案例扩展到国家和社会的层面;网络舆情的群体极化和网络暴力现象明显,极端表现是层出不穷的语言暴力、人肉搜索、网络恶搞或造谣诽谤;应对网络舆情的冲击和影响,需要从提升网民和政府的媒介素养、加强媒体的职业道德和自律、重视网络舆情的反馈作用以及建构网络舆情监测与预警系统等方面着手.     

网络舆情生态系统运行的动力节点解析

网络舆情生态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态系统,系统内舆情主体因素、舆情客体因素及舆情环境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发生着多维度、多层次、立体化的互动。研究从“生产——传播——消费——分解”四个关键节点来解构网络舆情生态系统的动态运行过程：生产动力驱动网络舆情的酝酿生成;传播动力推动网络舆情的扩散升级;消费动力拉动网络舆情的集中爆发;分解动力催动网络舆情的消退与转化。这四个动力节点是探究网络舆情生态系统运行机制的重中之重,也是有效化解舆情危机、实现网络舆情生态治理的逻辑起点。     

网络事件中的阶层冲突

由于社会地位的差异而引起的冲突,乃主要的网络冲突之一。当下中国,比客观社会底层庞大得多的群体均有着身处社会底层的心理感受,使得任何具有社会地位差异意味的网络冲突事件都具备了成为“社会寓言”的可能。这种地位型的网络冲突事件具有以下5个特点：1．冲突的参与者具有高流动性以及不确定性;2．冲突主体被符号化,释放紧张情绪成为参与者卷入冲突的主要原因,参与冲突的过程比冲突事件的结果对其更有意义;3．基于“社会契约论”的公民权利,挑战“政治身份决定论”的官场特权阶层之合法性,成为网络群体冲突的典型模式;4．在线下社会鲜少打交道的两极阶层,在网络上更容易产生“越界式”摩擦,暴露于公众视野的社会下层与上层的冲突频率远高于线下社会;5．网络;中突事件的责任,最终多指向政府,即使政府并非事件的冲突主体。这些冲突因其广泛、低强度的性质,具有“减压阀”与“反馈”功能,可视作一种低成本的舆情监测手段。     

网络舆情视野下政府公信力构建论析

政府的公信力是政府获得社会及民众信任和支持的一种能力和表现,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在现代社会,尤其是网络社会尤显重要。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舆情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舆论场,政府的公信力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冲击。基于此,结合网络舆情和公共管理相关理论,可以在理念、机制、法律、规律认识、方向引领等方面采取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舆情”社会内涵新解

当前,学术界对舆情社会内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而澄清舆情社会内涵有利于政府部门更准确地把握社会舆情的核心和价值所在。从历史上和当代中国对“舆情”的运用看,舆情的基本内核是民众态度,而客体应限定在社会政治方面。同时,在与相关概念辨析中,舆情处于民意范围内,又与舆论有交叉,它是普通民众对政治人物和事务的各种情感、认知和行为反应倾向的集合。舆情主体类型多样,其核心部分内容丰富、结构复杂,因此,舆情呈现出稳定和易变、理性和情绪化、积极和消极等双重特点。     

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政府公共关系改善与提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为我国政府公共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也对政府的公共关系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围绕政府公共关系的改善和提高,政府应该树立并提高公关意识和民主意识,合理设置公共关系机构,全方位地拓展民意沟通渠道,加强公众舆论管理,引导社会舆论。     

网络流行怨语视角下佛山社会管理创新刍议

伴随着微博等新媒体的广泛传播,民意表达的声音此起彼伏,来势汹汹。给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带来严峻挑战。必须转变思维模式迎接正面民意,而不是简单压制民意。新媒体时代,通过搜集并整理民间怨语,对于调查社会心态,听取民意,进而引领、疏导民意,调节社会情绪,是一条难得而有效的途径。网络社区怨语与现实社会管理的交叉研究无疑对佛山市转变社会管理思维模式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网络环境下现代社会冲突的特点及化解策略

网络连接了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它是社会动员的重要场域,并越来越成为民众的诉求渠道。它可以引爆或加剧社会冲突,也可以化解或缓和社会冲突。网络环境下的社会冲突事件的组织性增强,政府解决社会冲突的难度加大。要化解网络环境下的现代社会冲突,政府必须重视民生,建立通畅的群众利益诉求渠道,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以及网络舆情的处置力和引导力,树立政府网络舆论的权威性。     

构建和谐社会与政府的角色行为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攻坚阶段,各种社会矛盾逐渐暴露甚至激化,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导者、推行者,政府角色行为直接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速度、质量。政府应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政府管理创新,提高管理水平;应正确认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公共政策制定应体现公开、公平和正义;应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建立危机预警干预系统和社会救助体系。总之,应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行为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     

马斯洛“科学心理学”的理论探讨

马斯洛的“科学心理学”在对心理学主流科学观进行批判与解构的基础上,对“科学”进行了历史与心理向度的本真还原,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元科学视域下科学心理学的理论创获。马斯洛以他的需要层次论、自我实现论、高峰体验论等为理论资源,对需要、动机、焦虑解除等在科学研究的作用做了心理学的说明,他的“科学心理学”对国内研究的开启或具有重要启示。     

西方国家政府绩效评估的理念及其启示

当代西方国家所推行的政府绩效评估是指对政府管理过程中投入、产出、中期成果与最终成果所反映的绩效进行评价和划分等级。绩效评估是西方国家在现存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内、在政府部分职能和公共服务输出市场化以后所采取的政府治理方式 ;也是公众表达利益和参与政府管理的重要途径与方法。它反映了政府管理寻求社会公平与民主价值的发展取向 ,贯穿了公共责任与顾客至上的管理理念。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现有的基本社会秩序、提高服务质量、改善公共责任机制和增强政府公共部门的号召力与公众的凝聚力。西方国家政府绩效评估措施对我国的政府管理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和谐社会构建与社会心态调控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多种要素相互配合和相互统一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蓬勃发展的经济基础,还需要安定有序的政治环境和健康和谐的社会心态。和谐的社会心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内在要求,它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良好的心理氛围,从而推动社会快速健康发展。在社会转型加快和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社会心态的状况对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影响更大,没有民众和谐良好的心态,就不可能有真正持久的、和谐的社会生活秩序,也就不可能有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必须建立健全各种舆论导向运行机制,注意正面引导,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加强社会利益公平分配的监管和调控力度,使广大民众真正树立起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关于我国社会保障财务信息透明度的思考

我国社会保障财务信息透明度应该包括制度透明度、会计透明度和指标与预测的透明度三个方面。增强透明度能够降低政府代理成本并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也能够保障社会公平,但有时不能过度透明。目前由于社会保障法制化程度低以及政府机构设置和预算内容的披露等问题导致我国社会保障财务信息透明度相对较低,因此必须建立多元化披露体制和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交流,强化公开监督等措施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