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清朝督抚权力演变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清朝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随着时局的演变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其中变化最显著的要数皇室（清朝政权力最高机关）权力与地方督抚权力的变化。纵观整个清朝督抚权利的演变，重满轻汉的民族主义，让清朝统治者在一开始就对汉人有排斥的思想。然而随着世界历史逐渐步入近代，保守的满族贵族的统治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西学的传入，以及西方船坚炮利打开中国的大门，清朝统治内部有了重大的分歧。那些具有开明眼光的汉族士人，在面对近代化的时候逐渐认识到自强、富国的重要性，在权力的演变中，逐步占据主动权。     

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的变迁

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是金融制度建设中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我国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的演变来看,地方政府金融权力呈现出的扩张态势、金融权力关系变迁中的政策主导性以及金融权力结构关系的失衡是其主要特征。这与金融发展的地方化趋势、中央与地方利益博弈、法律调整的"空缺"有紧密关联。优化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结构,应统筹协调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实现中央统一监管下的差异化授权;平衡兼顾地方政府多重角色利益诉求,形成权责明确、权责相称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健全完善立法,填补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的法律"空缺"。     

章炳麟中央与地方关系思想初探

在武昌起义之前,章炳麟提出了分镇思想,希望借有力的地方来维护国家利益.他还曾企图依靠督抚的力量,来达到其救国的目的.但在现实碰壁和认识到督抚革命的弊端后,他放弃了督抚革命的思想.中华民国建立后,出于对建立统一共和政府的向往和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他强调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体现在他组建政团、出版报刊的政治实践中.但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击碎了章炳麟的设想.联省自治运动中,章炳麟积极参与联省自治的政治活动,与各省势力和军阀函电往来,并提出了具体的主张,但最后还是失败了.章炳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思想,前后变化大,存在缺乏系统深入的缺陷,一些分析也存在错误,但始终以爱国主义为出发点的.     

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现代化的思考

作者提出：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现代化是进一步改革与完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目标与途径。首先，阐述了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现代化的含义与基本内容；接着，对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现代化的现实意义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然后探讨了我国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现代化的基本思路；最后又强调指出，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现代化应从国情出发，逐步进行，不能从理想出发或照搬外国模式。     

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新格局的形成

太平天国时期,中央与地方出现了权力再分配的格局。在太平天国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不得不实行放权督抚的政策,允许地方进行自救。清政府这种政策调整的结果,造成国家权力由中央到地方的逐渐下移,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逐渐为以督抚为核心的地方分权体制所代替,晚清内轻外重的局面基本形成。     

新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中央和地方关系面临的新问题的分析,提出了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几种办法,得出了寻求中央与地方关系之间的制衡点、以在动态之中保持相对稳定的结论。     

市场经济与我国中央和地方关系模式的选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有着新的特点和新的要求。因此我们应当在中央和地方权力之间寻找且保持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可操作性的平衡，从而建立一个在目标和行动上有效率、有内聚力的中央权力和受其领导的有活力、有向心力的地方权力，以适应并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和发展     

社会转型时期国有财产领域中央与地方关系之重构——以国家所有权主体的论证为中心

在社会转型时期国有财产领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构中,应当实现二元化的国家与地方分级所有体制,即实行国家与地方分级所有,国有财产的主体为国家和地方。全民所有的国有财产观念不能放弃,该观念在民主国家与法治国家的国家治理理念下,可以从宪法层面上,实现对国家所有权人及其代表人行使国家所有权的行为进行程序上、价值上的约束,从而防止国家所有权偏离公共目标,异化为私人所有权或者侵害私人所有权。     

清末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

文章探讨了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时期清政府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过程。指出清廷的主观意图是通过行政机构改革加强中央集权,但从实际后果看,这一努力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使中央与地方矛盾进一步扩大。文章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来自中央与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清政府实际是在原有体制框架内来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因此无法借助新的社会力量未制约既得利益者,只能在各方既得利益的左右下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从而使调整除了回复到旧路上去外,别无他法。      

中欧古代政治制度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比较研究——以中国晚清与现代英国时期为例

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一直是行政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如何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则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问题,中国与英国概莫能外.本文通过梳理中国晚清时期与现代英国时期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脉络,进而分析包括行政、财政、司法等在内的各个方面的制度与决策的异同点,以期对于中英两国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实现一定的启示作用.     

法治框架下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之解读

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以来是困扰我国法治进程的重大课题。近30年以来,我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以"放权"为基本特征,逐步改变了传统的中央权力高度集权的关系格局,却依然无法有效应对实践中的诸多困难和挑战。在现有体制框架内,从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实现中央与地方权责的科学定位,完善程序制度建设等途径来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民族自治地方与中央和谐关系法治保障研究

在世界格局转换的今天,为促进民族发展、西部地区和谐发展、完善宪政民主,必须充实民族自治地方与中央和谐关系法治保障。本文分析了民族自治地方与中央关系法治保障现实困境,从究政保障模式构建、民族自治地方与中央关系法治保证途径、实现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的方式（财权、事权自理）三个方面提出观点。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初探

新农村建设内涵丰富,涉及农村基础设施和生§环境、公共事业、基本法律制度等公共产品层面,而乡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融资、实施与监督过程,则涉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事权和财权分配关系。我国现行地方组织法和预算法存在的缺陷不能适应新农村建设目标,因此,新农村建设必然进一步促进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     

拉奥经济改革对印度中央地方关系的影响

联邦制是印度政治体制的主要特征之一。中央地方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拉奥经济改革对中央地方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 ,它是 90年代印度中央地方关系缓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之一 ,在很多层面上起关键的作用 ;二 ,它是中央地方关系运转调整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三 ,它最重要的作用在于为联邦制总体关系的缓和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     

探究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现状与发展路径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否稳定、和谐不仅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涉及我国每位公民的切身利益,同时也是推动我国依法治国战略所必须考虑和解决的现实问题。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管理制度创新和新形势下市场经济的不断进步,中央与地方关系也在相应转变,对于其中所产生的问题应予以正视和认真探索研究,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新形势下的新要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党政关系的比较分析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以党治国＂理念付诸实践。但在具体制度设计上中央层级与地方层级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模式：中央层级以党统政,地方层级党政分立。本文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层级党政关系的比较分析,得出了两者之间的三大差异：从以党统政到党政分立;党政间制度联系渠道的从有到无;从党权至上到党权虚化。     

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刍议

市场经济条件下,既保证中央权威的相对集中,又能扩大地方自主权,必须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明确二者的职能范围,为此,要改革行政区域的划分,转变政府职能;要实现事权划分法制化;要加强中央的权威性,同时扩大地方的自主权,使二者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实现良性互动,以确保我国长期繁荣与稳定。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和谐关系构成研究

在我国宪政的建设过程中,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深入探讨和正确处理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和谐关系对我国的宪政建设、民族自治地方的快速发展尤为重要。本文从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和谐关系的内涵出发,通过对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力和谐关系、党政和谐关系、民族和谐关系、组织和人事和谐关系、制度和谐关系以及行政和谐关系的研究,阐释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和谐关系内容。     

两广地方实力派关系述论(1927-1936)——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为透视点

两广地方实力派的关系深受国民党派系斗争尤其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1927-1936年,两广地方实力派在与蒋介石抗衡时,关系密切,似乎结成了粤桂联盟.1929年李济深被囚后,广东陈济棠依附蒋介石,与桂系处于对立冲突之中.1931年胡汉民被囚后,两广又紧密合作,对抗中央,酿成困扰中国政局的"西南问题".因此,粤桂关系的互动实际上是广东、广西、中央关系的互动,此种情况反映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地方主义势力的强大.     

转型期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协调： 特征、趋势与路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经历了一个深刻的协调过程,呈现出良性互动逐渐取代零和博弈、中央权威和地方权限双向增长、地方权限和地方责任同步上升的特征,为今后两者关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协调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不过,改革开放所启动的社会转型并未结束,相对于外在环境变动的需要而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协调也还存在一些需要继续努力的地方.完善分税制相关财政体制、促进中央与地方权力的集分平衡以及加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制建设是新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