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金融监管权力“理性”路径

"理性"经济人的概念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支撑,从地方金融监管权力"理性"实现视角,以监管权力的"理性"实现为切入点来探讨地方金融监管问题,把决策者描述为"理性行为主体",运用经济学中"理性"视角对地方金融监管权力的实现进行研究,契合我国全面深化金融监管改革进程中"旧未完破、新未全立"的情势.对地方金融监管权力的"理性"配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探寻其发展规律,并从主体自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维度构建主体"理性"框架.在此基础上探讨主体"理性"实现路径,进一步提出重塑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政府管理与市场调节、中央调控与地方监管的关系.     

论省级政府配置地方行政权的权力

我国地方各级政府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特点决定除通过法律配置地方行政权力外,还需要建立地方行政权配置的动态机制.省级政府的地位及管辖范围决定其是地方行政权配置的恰当主体,承担地方行政权纵向与横向配置的职能.省级政府配置地方行政权的权力来源于宪法和组织法授权,权力具有原则性和概括性.省级政府只能配置法律授予地方政府的行政权,服从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对地方行政权的配置行为,不得配置被法律明确授予的权力,并尊重市、县政府对行政权的配置.     

构建法治视角下地方行政主体与客体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行政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较为复杂,其互动程度和性质影响着行政部门作用的发挥.在当前建设法治国家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作为国民政治的细胞,更加重视地方行政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建构.针对地方行政主体与客体间存在的诸多问题,通过法律框架、制度层面、观念素质和多元博弈四个方面分析如何在法治视角下探索构建地方行政主体与客体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公民参与:幸福表达的权利之维

我国是坚持人民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公民和主权所有者的二元身份,人民既是政策执行的客体,又是政策制定的主体,保证人民参与事关自身利益的政策制定和公共资源的分配过程,实现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国家主人的权力。人民的参与权与幸福感的认知是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为了保障这一权力的实现和权利的表达需要政府担负起更多责任,在开放对社会行为的容忍度的同时抓紧制度建设和整改,在教育的源头加强公民的参与意愿与能力,保障与鼓舞公民参与。     

当前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的难点、关键点和着力点

政府绩效管理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政府执行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推行政府绩效管理的现状的分析,提出政府绩效管理的难点在于评估主体与客体的确定、绩与效的确定以及厘清多元主体评价权,关键点在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破除行政垄断,着力点在于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各级政府应从难点入手,抓住关键点和着力点,不断改善公共资源的配置,从而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基于公共资源配置的腐败形成机理分析

当前我国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功能尚不完备,政府仍拥有较大垄断配置权.由于制度"缺席"与权力失约,政府干预失灵就会产生"非生产性租金",在"官本位"文化影响下,受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倾向驱动容易出现权力腐败现象.运用公共选择、委托-代理及寻租等理论对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的腐败行为进行定性分析,并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个体因素四方面探究其多元形成机理,为真正从源头上预防与遏制腐败提供理论支持.     

论我国地方政府竞争对地方治理的效用——基于官僚制理论视角的分析

无论是对地方治理的主体发育、能力提升,还是对其主体间关系的良性发展,地方政府竞争都以其＂理性官僚＂特有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产生着积极的巨大影响;但同时,相对于理想共赢却也蕴含着有两败俱伤的可能,官僚制下的竞争失范又侵蚀着地方治理的基础条件,使市场体系发育受损;造成＂规制分化＂,损害地方＂善政＂的实现;形成权力与资本的紧密融合,加剧地方治理主体关系的失衡。面对新课题,后官僚制理论启示,以权力关系制度化为突破口,实现治理主体定位的合理化;以政绩考核制度改革为契机,带动地方政府＂善政＂能力的提升;以竞争约束机制强化为纽带,实现治理主体的均衡发展。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投资适度性理论及实证检验

针对中国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注重扩大建设规模实现区域覆盖的建设模式,以及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竞争造成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不断增长的现状,不少学者提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过度的警示。文章着重研究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度"的问题,提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存在适度性的观点。首先,在古诺模型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对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的影响效应以及相互关系进行了理论模型构建。其次,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以公路为例,采用中国各省份1978-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经济发展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在交通基础投资建设初期,交通基础设施规模的增加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促进经济的发展。随着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的继续扩大化,将超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对经济产造成不利影响。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达到一个适度的程度能够实现经济产出的最大化。再次,在适度性理论的基础上,建立最优路网密度模型,说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发展之间是一种动态均衡的关系。通过运用部分OECD国家的国际数据估计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适度规模,以此评价中国各省市路网密度的适度性。评价结果表明,中国大多数省份处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状况,其中西藏、新疆等中西部省份交通基础设施严重匮乏。而北京、重庆等直辖市以及旅游型城市海南则出现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过度的情况。最后,提出建议: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应当遵循适度性原则,避免盲目的进行规模扩大化建设,应更加注重质的提高,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利用率;充分结合各地区的实际需求实现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差异化,注重地方政府间区域间的协调与合作,实现区域间交通基础设施的有效沟通和衔接,提高中国交通基础施设整体水平。     

论个人活动的认识尺度

在个人活动所必须遵循的价值尺度、伦理尺度和认识尺度三大尺度中,认识尺度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个人活动尺度的尺度。个人活动的认识尺度有两方面：一是价值需求的认识尺度,包括对客体属性的正确认识;对主体需要的正确认识;对主体需要与客体属性之间价值关系的正确认识;对客体属性与主体需要之间转化条件的正确认识;对实现价值需求手段的正确认识。二是大利处理的认识几度,包括对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之关系及其处理方式的正确认识;对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关系及其处理方式的正确认识。     

经营城市——城市公共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探析

杨丽丽在《行政论坛》2007年01期发表“经营城市——城市公共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探析”一文认为，经营城市理念要求把城市中可资经营的公共资源如城市土地、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生态环境等有形资源以及依附于其上的名称、形象、知名度和城市特色等无形资产的使用权、经营权、冠名权等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进行运作以获取最大收益。经营城市的本质是搭建一个城市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平台，为政府扩大招商范围，使城市公共资源在“阳光下”配置，最大限度地使城市公共资源增值。     

物的规定与人的选择：基于信息中介论的主体双重尺度的统一性问题研究

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的认识在本质上是一个被多级中介着的信息活动过程,这为人们从认识的信息活动过程的视角探讨主体双重尺度的统一性问题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切入点。在认识活动过程中,人对认识客体的反映是通过人对客体信息的能动的选择和建构活动实现的,所选择的信息同时具有真理性（与客观事实相符）和价值性（满足主体的目的、需要）的双重属性,主体的双重尺度正是在这一认识的信息活动过程中实现了具体的内在统一。从信息认识的视角探讨主体双重尺度的统一性问题不仅为我们在认识论上真正确立人的主体地位、避免认识上的混乱找到了一个有效途径,而且为我们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实现认识论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关键的突破口和重要的理论支点。     

“凝闭型”政策体制下地方治理的现代化——以公共事件的地方治理为视角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依靠地方治理现代化,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地方政府与社会赋权增能双赢发展的过程。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凝闭型”政策体制体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也存在两个方面的客观情势：公共事件本身的诉求、影响程度和地方政府的资源与空间直接决定凝闭型政策体制下的政策议程设置;凝闭型政策体制下公共事件的地方治理表现出体制钝化式的被动反应特点。地方治理的本质就是地方性公共权力权威性、市场化、公平公正配置公共资源或公共利益的政策过程。要实现地方治理现代化,就需要坚持制度化分权,将政策体制从“凝闭”转向“开放”,从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运行规则和参与趋势三个方面构建理性与共识并存的新型常态治理模式。     

治理视域下的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探析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多元利益诉求的兴起,中国各级政府顺应世界治理的发展趋势,推行各项改革以实现政府—社会的关系调整与权力配置,从而提升政府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但随着地方政府自主发展意识与权力的强化,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却陷入困境。从治理导向即分权化框架和治理的核心理念出发,剖析区域地方政府间低效合作现象的深层机理即分权化体制下的权责失衡与“经济人”的行动逻辑,继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以完善分权化宏观制度为支撑、以培育公民资格与多元治理主体为基础、以建立治理组织网络模式为依托的有效途径,构建区域地方政府引导下与市场、社会组织、公民高度融合的区域多中心治理体制,以保证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的高效运行。     

论点摘登

经营城市———城市公共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探析杨丽丽在《行政论坛》2007年01期发表“经营城市———城市公共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探析”一文认为,经营城市理念要求把城市中可资经营的公共资源如城市土地、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生态环境等有形资源以及依附于其上的名称、形象、知名度     

大学儒学组织的运行与演变逻辑——基于大学学科发展的权力-资源理论的实证研究

借鉴克拉克的学术权力理论,选取15家大学儒学组织,采用多案例分析方法,基于学科与学科组织的发展需要资源这一事实,以学科资源定义权力和权力主体,界定掌握学科资源的政府、院校、教师、社会四类权力主体,揭示影响大学儒学组织发展的基础逻辑。结果表明,政府-院校-教师之间呈现明显的权力等级结构,儒学组织所拥有的学科资源与其结构-功能之间存在对应关系,权力主体通过配置自己所掌控的学科资源,将学科资源投入儒学组织,决定了儒学组织的发展阶段。     

粮食直补：中央、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博弈分析

文章针对粮农与地方政府对粮食补贴政策表现出的不同程度的漠视现象,应用博弈理论的分析方法,通过分析政府与粮农、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等不同利益主体在博弈过程中的策略选择,得出基层政府的发放成本以及粮农的种植风险补偿是影响粮补政策实施效率的两大制约因素。研究结论对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以及在保证政策实施效率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改革的制度选择与发展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基层医疗服务供给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治理模式的影响,在市场化社会中,基层医疗机构变为逐利性的市场主体,公共资源配置不公平性成为一种普遍性的问题。而在当前社会结构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受到行政体制的严重制约,造成基本功能萎缩。在进一步的基层卫生改革中,需要重构政府、市场与供给者的关系,探索有效的激励机制。     

灾后基础设施重建中公众参与的行为框架及路径分析

灾后基础设施重建的特殊性以及国际经验揭示了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基于参与式发展的思路表明,当地灾民、社区、非政府组织等利益相关或感兴趣的个人、群体或组织参与基础设施重建活动的内容、过程和结果的控制,将提高重建效率,并保证其过程及结果的公正性。应用利益相关者理论等,基于主体、客体和环境3个视角构建了基础设施重建中公众参与的行为框架。鉴于基础设施重建各阶段中公众参与程度的要求均不相同,为实现公众参与过程中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在参与程度设置讨论的基础上,通过对托马斯的公众参与有效决策模型进行修改,构建了公众参与模式的选择模型。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主体发展趋势研究——基于内容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

农村基础设施的状况决定农村的发展程度。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基础设施供给制度日渐完善。供给制度的核心问题是供给主体,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村社区及农户、企业、金融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等。研究凭借我国相关的农村基础设施法规、权威网站和问卷调研等研究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主体的发展趋势,旨在透视和映射出供给制度的发展变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主体更加多元化,但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基于资源和信息的公司权力研究

公司权力是企业管理中极受关注的一个话题,权力配置是否合理决定企业经营管理的成败.资源是公司权力的基础(来源),资源结构与公司权力结构理论上具有同构关系.也即是说,资源结构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结构,权力配置模式应当以资源为基础.同时,信息传递方式的转变使得权力配置模式向集中配置的趋势发展.所以,企业在权力配置实践中,应当充分考虑资源的基础作用和信息传递方式的影响,合理安排企业权力,提高生产经营管理水平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