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型"政治与新加坡的现代化

英国在新加坡的殖民统治（1819-1959）给新加坡留下了持久的遗产,这就是政治上高度控制,经济上以转口贸易为主,社会上形成种族、宗教、语言和文化的多元性。1959年新加坡获得内部自治地位后,人民行动党在这些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建立了“权威型”政治,即在议会政治的假象下,行政权通过一党专政凌驾于立法权和司法权之上。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保证了新加坡与外国资本结盟策略的成功,使人民行动党能够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迅速调整战略,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现代化。     

引导学生参与民主型师生关系的构建

民主型师生关系是师生双向良性互动的结果。教育过程中,积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理解教师,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对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构建民主型师生关系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合作生产”与廉政建设:合作治理逻辑的延伸

20世纪90年代,合作治理已经成为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主要手段。合作治理的局限性在于其可能导致腐败新形式的产生以及旧形式的扩大。合作生产则可以通过激励个人反腐来促进廉洁合作治理的公共价值。美国的Qui tam诉讼是以合作治理的逻辑来激励全民参与反腐的一种尝试。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理想型构:合作网络治理

治理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治理体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型关系.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政府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第三部门等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采用一定的手段方式,合作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运行机制.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民主政治建设、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更涉及到政府与社会二元结构的调整等.     

合作治理:现状和前景

合作治理作为近年西方国家出现的旨在解决跨域跨部门公共问题的一种新治理形式,逐渐成为公共行政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对合作治理的理解都强调了其集体的平等的决策过程、协商的决策方法和共识的导向。制度分析与发展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结构选择理论能有助于理解合作治理的不同方面。目前,学者们对合作治理的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合作治理的协商过程、有效参与、联合行动的能力及其互益的互动。合作治理的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参与者的协商行为、参与代表性和共识判断。     

信息治理:林农合作组织生成与运行治理

虽然林农合作组织正从传统的合作组织向新型的合作组织转变,但如何吸纳更多的林农加入合作社,林农合作组织怎样运行才能增加更多的绩效,激励机制如何更好地促进林农合作组织良性发展,仍是困扰林农合作组织发展的核心问题。针对简单借鉴企业治理所采用的产权治理理论来分析合作社的合作问题与治理机制的现象,在指出当前关于林农合作组织及其治理的错误认识基础上,构建分离均衡的林农合作组织治理的经济学分析框架,论证信息治理有助于解决林农合作过程中的分离均衡问题,进而提出推进会计建设是林农合作组织生成与运行信息治理的务实道路。     

创业者的合作关系与治理

探讨了创业合作关系的建立,合作的稳定性,以及对合作关系潜在不稳定因素的治理方法, 认为分析合作的基本要素,有助于人们正确看待合作中可能产生的问题并进行治理,尤其在 创业合作这种形式中,中央权力往往是十分必要的,当然,权衡其利弊同样重要。     

合作收益与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是各类公共组织为解决组织内部共同事物(或利益)时的制度安排,由于这种公共利益的存在,传统的基于“经济人”的“竞争性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就应该发生改变,合作而非竞争,是公共利益组织最优化的必然选择。公共治理理论应建立合作-收益的分析框架,通过人类的合作机制,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基于这于认识,文章分析了公共治理中遇到的难题和困境,并对竞争性成本收益和合作收益两种分析方法进行了比较,指出合作收益分析是公共治理的方法论基础。     

协商治理、协作治理、协同治理 与合作治理概念及其关系辨析

协商治理、协作治理、协同治理与合作治理等新型公共治理范式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通过考察协商、协作、协同与合作的基本含义,利用内涵、外延、内容以及特征等四个维度对协商治理、协作治理、协同治理与合作治理进行概念辨析,最后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与治理机制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     

合作治理嵌入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分析

现阶段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在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存在村民自主治理和传统的政府干预治理范式,但是这两种范式已经不能有效地治理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问题.合作治理作为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方式具有其理论依据和逻辑契合点.因此,"政府-引导-农民行动-村委会沟通"的合作治理模式应该成为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的趋势,从而实现美丽乡村和宜居乡村建设.     

合作治理：乡村治理中行政与自治的一种关系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纵深推进,国家权力也在不断深入乡村,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成为主要的主体之一,以致乡村治理呈现出一定的行政化特征。在这种背景下,村支两委走向行政化成为必然的趋势,从而使自治空间面临着和行政治理相协调的问题。村级治理是采取行政手段还是自治手段,并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而是一个排序问题,就是在政府主体担任元治理的角色下,应当优先尊重地方性治理自治,其次才是以行政手段作为兜底。因在现代化异质性因素的扰动下,行政与自治的边界应当有机地统一在村级治理场域中,才能使治理朝向有效的方向发展,即乡村治理中行政和自治是合作关系而非对立关系,当自治力量能有效发挥作用时,行政的力量则应当协同参与,反之行政力量发挥作用时自治力量应当协同参与,以使乡村治理更加有效。     

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

张康之在《行政论坛》2008年第6期撰文指出,20世纪后期,各国在政府和非政府的部门间建立起了一种合作对话机制,各种非政府的、非营利的组织发展迅猛,他们以各种方式同政府部门进行协商、对话与合作,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适应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变迁和发展,已经形成了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三种既有逻辑联系又有所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     

合作共治与复合治理: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体制的复合化

9月13日,浙江大学与杭州市上城区政府联合主办了社区发展与中国实践国际交流会,数十位中外专家学者到会交流研讨,本刊将陆续摘登部分专家论点,以飨读者。     

全球能源安全治理:风险挑战、国际合作与中国角色

能源安全是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目前,全球能源安全治理面临着供应冗余与生产失序、南北差距扩大与运输风险上升、能源消费不振与美国保守主义回潮的风险和挑战。因此,国际社会亟需加强应对这些问题的国际合作。然而,目前既有的能源安全治理平台与行动框架呈现出发展不成熟、区域化趋向和偏重消费方的实际不足,导致实践进展迟滞、参与主体有限、运行机制不畅的发展困境。21世纪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能源安全治理,并为维护国际能源安全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中国需要在继续维护本国能源安全的基础上,引导全球能源安全治理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实现自我革新。     

合作治理破解地沟油博弈困境

地沟油变食用油产业链条屡斩不断是各方行动者博弈的结果。本文从博弈理论出发,分析该产业链条上各方在抵制地沟油方面所采取的行动,发现相关各方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终导致社会整体利益甚至相关各方个体利益的损耗。并利用合作治理理念提出斩断地沟油变食用油产业链条的方法。     

中国的选择:加强反腐败治理的国际合作

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困扰世界各国的世纪难题.寻求良好的治理方式、建立廉洁政府是各国共同的愿望.该文在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突显的反腐败治理国际合作潮流以及中国当前反腐败治理所面临挑战的分析基础上,指出以<公约>为契机,加强反腐败治理的国际合作既是我国必然的选择,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互嵌共生:新场景下社区与物业的合作治理机制探究

伴随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国城市基层治理历经行政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锤炼,超负荷运转的社区与单凭市场化不能完全尽责的物业正面临合作治理的新场景.双方作为基层治理中原本各司其职的主体,目前一方要担负指导与监督职责,另一方要融入社会治理体系,也即要走向资源共享、携手共进的伙伴关系,各方从认知到行动均尚未做好...     

嵌入式发展、参与式合作与贫困治理研究

贫困治理的关键是使贫困家庭及贫困地区获得自身持续发展的内生性能力,这需要通过嵌入式发展和参与式合作来实现。零星分散的个体为了突破力量微弱的限制,通过嵌入政治组织进行利益博弈,嵌入经济组织实现资产积累,嵌入社会组织获得社会资本,嵌入文化组织促进素质提升。组织与个人及组织与组织的参与式合作及竞争行为,在强化个人嵌入式发展动机的同时,也利于激发贫困地区社会系统的内生性发展动力,从而在个体与组织的嵌入式发展、参与式合作中达成贫困治理的秩序。     

国家公园合作治理:理性审视、法治实践与进路选择

国家公园治理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突破口,与环境管制的运行逻辑之间存在矛盾,必须构建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国家公园合作治理模式,以化解环境管制的困局。中央管控型、地方自治型与综合治理型的国家公园合作治理实践表明,政府、市场和公众必须在国家公园治理中形成合力,通过治理制度上合作规则的建构、治理主体上合作组织的建构及司法保护上联动机制的建构,形成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合作与制衡的治理格局,实现国家公园由行政管制向合作共治的转变。     

传染病治理国际合作:历史理路、现实审思与未来走向

国际合作成为全球化时代传染病治理之必需。自19世纪中叶以来,传染病治理国际合作经历了1851—1947年的兴起与初步探索、1948—2002年的整合与快速发展、2003年至今的改革与结构性调整三个阶段。目前它仍面临诸多挑战,单元层次的“不合作难题”久而未决,国际公共物品的“成本承担问题”日益突出,国家治理能力上的“南北差距”难以弥合,多维度下的“协调难题”长期存在,观念层面的“认知困境”无法突破。着眼未来,应深化国际合作机制改革,充分体现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抓住关键环节,着力打造传染病治理国际合作的核心能力;理顺各类关系,明确传染病治理国际合作的思路方向;重视案例研究,推广新发传染病治理的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