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首次国共合作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由"党外合作"向"党内合作"转变的标志不是中共西湖会议,应是1923年的中共三大;"党内合作"形式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但并非是革命发展的惟一原因;首次国共合作两党关系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主次地位的变化,决定了国共关系的发展变化。     

西安事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曾经有过两次台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推动下实现的,由于这次国共合作,形成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第二次国共合作同样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推动下实现的,由于这次国共合作,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战,形成了全国抗日的局面。国共两党这两次合作所以能够形成,其客观条件和基础大不一样,合作的内容和形式也有很大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这两次合作都顺乎历史的潮流,合乎人民的意愿,因而     

陈独秀在国共合作中与共产国际的分歧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分歧，他认为保护共产党的独立性是国共合作的前提，主张两党“平行合作”，反对“党内合作”的形式。随着国民党右派分子对国共合作的破坏，陈独秀主张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为此与共产国际做了一定的抗争     

中共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形式的探索

一历史上有过两次国共合作。在组织形式上,第一次是党内合作;第二次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适当的组织形式,对于巩固发展合作关系,推动民族民主革命胜利进程是很重要的。中共就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为此作了长期努力。中国共产党在酝酿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就合作的组织形式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了多次的谈判,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诚意。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逼进。企图侵占全中国,损害了南京政府的利益,才使蒋介石改变对中共的政策,由军事“围剿”的方针改为“谈判”的     

抗日战争史宣传和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谨就抗日战争史宣传和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谈谈管见。 一、应充分估计和大力宣传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两党所造成的积极影响,为国共第三次合作大造舆论 第二次国共合作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巨大的,对国共两党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过去,我们对国共第二次合作对中国革命、对共产党的影响的研究和宣传是很有力度的,但是在它对国民党的积极影响的研究和宣传却很不够。一方面,我们强调,第二次国共合作使共产党组织、人民军队和敌后解放区都得到了巨大发展,不仅夺得了抗战的胜利,而且为后来打败蒋介石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国民党则把它在大陆的失败与第二次国共合作联系起来,认为与共产党再度合作是一个“根本错误”,“明知其为阴谋而依然中计”(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由于这次合作使中共“坐大”发展,最后颠覆了国民政府。这就容易造成一种误解:共产党占了第二次合作的便宜,国民党则上当吃亏。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的再认识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作为这一事件的参与者,他对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认识和态度,在建立国共合作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影响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推动了中国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然而马林方式的国共合作是马林的殖民地工作经验在中国的翻版,这种"党内合作"的方式使中国共产党丧失了革命的独立性,从而在大革命中不得不放弃革命领导权,最终让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得逞。     

求同存异 相互信赖──论第一次国共合作

１９２１年１月２０日，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这次国共合作，使国民党获得了新生，共产党组织也得到了发展，赢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笔者认为，国共两党坚持“求同存异，相互信赖”是成功地实现第一次合作的基本经验。一、国共两党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立场，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前提条件本世纪２０年代，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五四”运动以来全国最有影响的政党。他们有着各自的革命纲领、奋斗目标、组织原则，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历史的渊源…     

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其主客观原因,中国共产党最低纲领的制定、中共三大统一战线方针的确定,为国共合作铺平了道路;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以此为基础,国共两党实现了合作,为国民大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新论

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这一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已成历史定论,但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是新旧民主主义两种性质的革命同时并存、交互更替的时期.关于这种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第一次国共合作使旧民主主义革命得以延续1922年,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护法运动”遭到失败.不久,他毅然改组国民党,转而与共产党合作,揭开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序幕.     

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战争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入侵的正义战争。这次战争能够坚持八年,并取得最后的胜利,最根本的原因是民力、民心和民族精神所致,是中国共产党倡导下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成功。本文拟就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及其与抗日战争的关系、抗日战争的领导权等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党的工作者的职业文化修养

党的工作者认为自己对完成当今党所面临的新任务有多大程度的思想准备?他们对自身业务素质和个人品质的评价如何?是否认识到改革党内生活的必要性?一句话:当代党的工作者是如何考虑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带着上述问题,苏联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哲学和法学研究所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高级党校于1988年春进行了问卷调查。     

试谈郭沫若对第一、二次国共合作的贡献

在中国现代史上,国共两党的前两次合作,对推动人民革命事业、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这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中,杰出的爱国主义战士郭沫若起了巨大的作用。“春兰秋菊,遐迩一家”。祖国统一、民族昌盛、人民幸福,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今天,在我们盼望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完成的时候,回顾、学习郭沫若同志在国共合作中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政策、策略观念是倍感亲切的。     

利益·沟通·模式─—国共合作因素的政治科学抽象

本文认为，一切合作皆以共同的利益为基础，要把这种基于共同利害关系的合作愿望变为现实就必须借助于沟通，而合作成效及其功能发挥的优劣又与合作模式密不可分。作者主要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参照系，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分析了利益、沟通和模式这三大要素在国共合作中的重要地位，在宏观上为酝酿中的国共第三次合作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思路。     

简论周恩来和邵力子在国共合作中的共同活动与贡献

周恩来同志和邵力子先生,为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和平昌盛而同心协力,折冲樽俎,多次代表国共两党参加谈判。周恩来在谈判中把伟大的革命胆略和高度的斗争艺术巧妙地结合起来,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邵力子在谈判中识大体、顾大局,主持正义,得到人们一次又一次的赞扬。他们两人为国共合作,共同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努力促成下实现的。周恩来和邵力子是这次合作的忠实拥护者和参加者,共同为团结合作事业作出了贡献。(一)共建黄埔军校,为革命培养大批军事干部黄埔军校建于1924年5月,周恩来于同年11月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6月,邵力子因在上海参加和领导“五卅”运动遭通缉,被迫离沪来粤,先后在军校任秘书处长、秘书长、筹备校史编纂委员会主席、     

翟秋白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对中国革命作出卓越贡献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始于党的“一大”后,前后持续了两年时间。一九二三年六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一及社会主义重要法宝的党的统一战线方针。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确立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直接有力的推动了全国性的工农运动和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使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把中国历史,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代,推进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     

中共“三大”对国共合作宣传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次大会做出了实行国共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的决定,并在此基础上,对当时的国民党的宣传工作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指出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宣传原则及其贯彻实施的指导方针,这些探索及初步实践有利地推动了国民运动的发展。认真总结这一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对今天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加快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届全球国际研究大会

(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2008年7月23-26日) 会议主题:什么使我们分离,什么使我们凝聚?国际秩序、正义、价值观 这次会议的主题暗示着全球的紧张局势和困境,同时也暗示着合作的可能性.并且,这个主题将引发关于包容与排斥模式的辩论.我们意在鼓励通过种种不同视角看待全球与区域问题.我们的目的是汇聚世界各地的学者对全球问题的对立视角进行审视,从而为我们今后的国际关系研究确定议程.     

国共合作的一次重要会议——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述论

1926年1月,在广州举行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有它光辉的一页。但是六十年来,几乎从它开会的第一天起,对它即是褒贬不一;尤其是大革命的失败,它的光辉几乎被全部湮没了。拂去尘埃,去除偏见,显示它的本来面目,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对于正确地认识大革命前后国共两党的路线和政策,对于准确地评价第一次国共合作,都是不无意义的。一国民党二大的召开,是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的紧迫需要,它面临国共两党能否继续合作的严峻抉择。在两年前的1924年1月,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改组国民党,亲自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     

试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及其伟大历史功绩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战胜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了同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深入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阐述其伟大历史功绩,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社会现象,它是中国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必然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张国焘的“左”倾机会主义

一九五一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时,出版委员会为每篇文章作了题解和注释。实践证明,这对于帮助读者了解文章的历史背景及其内容,是人有裨益的。大部分题解和注释是写得好的,但也有个别的写得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毛泽东选集》的首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题解,就是其中之一例。题解写道,“毛泽东同志此文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最先发表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主办的《革命》半月刊第四期上。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出版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第二期转载了此文。后经过修改,又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五集第一一六、一一七期上。现在要探讨的问题是:毛泽东发表这篇文章的前后,即一九二五年末到一九二六年春,党内是否存在着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当时的张国焘,其主要错误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还是右倾机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