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均田制

唐代均田制是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对私田的管理制度,不是土地分配制度。设置这一管理制度的目的有二:一是给与贵族品官(实际上是地主阶级上层,也包括一部分一般地主)多占有土地的特权,同时又限制这一特权。封建国家规定,贵族品官按照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高低,可以占有顷亩多少不同的土地,并规定他们所有土地的最高限额。二是维护自耕农民的一小块土地。封建国家以其行政权力,以收、授为手段,在自耕农民(实际上也包括一部分一般地主)所有土地之间进行收退田补欠田;以括田授田为手段,在贵族品官所有土地与自耕农民所有土地之间进行括踰制田补欠田;企图使大多数自耕农民长期稳定地保有一小块土地。封建国家也鼓励自耕农民所有土地的增加,但其最高限额为百亩。由于达两个目的,唐代均田制分为两部分:一为贵族品官受永业田制,二为百亩之田——应受田已受田制。     

汉初“大、小亩并行”辨

西汉前期的田亩制,史学界多认为是“大、小亩并行”。以晁错上书所言“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和《淮南子·主术训》“中田之获,卒岁之收,不过亩四石”的记载,认为前一记载产量偏低,应指“百步为亩”的小亩;后一记载产量偏高,应指“二百四十步为亩”的大亩。这种仅以亩产量的差异来推论一个时代的田亩制,显然是欠妥当的。 《盐铁论·未通篇》记载:     

关于宋代纸币产生、流通的几个问题

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宋代,经济上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地主阶级内部出现了新的变化,中小地主阶层开始成长壮大起来,形成了一股政治经济力量。“其田多不过百亩,砂者至不满百亩”的中小地主在全国各地区普遍存在,并在经济上占有相当的地位和实力;二是封建的手工业和商业也发达起来。当时的工商业已由唐代所谓二百二十行增至三百六十     

彻法小议

先秦的税赋制度,先是“助”法,即将田划为井字形(当时的“中国”即中原和渭河平原;还有燕赵、齐鲁平原,划井字是很容易的),当中是公田,周围是私田。私田收获归私,公田由八家“助”耕,收获归公。但人们在公田里干活不起劲,于是乎“彻”。朱熹说:“彻”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亩。而与同沟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计亩均分,大率民得其九,     

析“田”

西周金文中的“田”字是否包含超出“耕地”的其它含义,这从来为人们所忽视。本文首先分析了西周“田”与“邑”的异同及联系:1.二者虽形态不同,但都可带来剥削收益;2.“田”必定与一定的“邑”相联系;3.“田”的收获物全部归其所有者。由此认为:“田”特指用以实现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产品的耕地,被剥削者生产必要产品的耕地不在其列;为了实现剥削,“田”必然还包含一种相对较弱的群体人身控制关系;解放前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土地占有制是说明“田”的特征的很好实例。然后以此观点解释了西周经济史上的两个问题:1.“贮田”,认为这只是对确定的被剥削者以确定的方式榨取剩余劳动的权力在贵族之间的转移,它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转移,也不是改封,并非破坏西周土地制度的新现象;2.“公田”、“私田”,认为这只是“田”分配于不同等级贵族而呈现的不同形态,并不包含生产必要产品的土地。最后探讨了先秦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方法论问题,认为不应当以“土地所有制”来说明生产关系,相反,应当以生产关系、特别是剥削关系来考察、解释土地占有状况,由此可能为先秦经济史研究开出新生面。     

唐代庶民地主家庭产生的途径及社会地位

唐代庶民地主家庭来源主要有四类,一是自耕农力农出身,二是经商或者从事手工业等末业出身,三是官僚贵族转化而来,四是通过军功获得赐田。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较特殊,从经济地位上来考虑,他们应该属于地主阶级家庭;但是从其法律地位上来考虑,他们却是“编户齐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地主经济的持续发展看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

(一) 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讨论中,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建立在广泛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而小农经济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它必然分化并走向土地的高度集中,但这种发展过程常被农民起义所打断,“这样,社会走出了旧王朝的螺丝圈,开始了新的轮回,虽然每一个王朝都有盛有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却实现了万世一系,中国封建社会就在这样的循环轮回中延续下来了。”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值得讨论。他们所说的小农经济实际上是指小自耕农经济。上述论点就是靠小自耕农经济是专     

词义札记五则

夺《孟子·梁惠王上》:“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大多数古代汉语教科书“夺”字都不加注释,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在常用词“夺”下认为“勿夺其时”的”夺”“表示一种强迫的行为”,这样的解释似可商榷。按:“夺”,本义应为失。《说文·在部》:“(大隻),手持隹失之也。从又,从奞。”《集韵》末韵:“(大隻),或从寸”,是“(大隻)”即“奪”字。据此,“勿夺其时”应解释成“不失其时”。《孟子》原文“鸡豚狗彘     

“分田劫假”辨析

凡是论及西汉社会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者,无不征引“分田劫假”这条史料,也无不谈到颜师古对这条史料的注释。正确理解这条史料,对我们正确认识西汉社会,解决西汉社会的性质等重大问题,无疑是有所裨益的。“分田劫假”一语,出自始建国元年(公元九年)王莽改制所颁的诏令之中。诏令说: “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     

论西汉“奉天法古”思潮

西汉中后期“奉天法古”的思潮,源于战国儒家民本思想。所谓家家有百亩之田、无处不平均、无处不饱暖的井田制,作为儒家乌托邦式的平均主义理想,始于孟子,后被汉儒所尊奉,视之为最完美的土地制度,并为之摇唇鼓舌,力主加以恢复,终于酿成了西汉中后期“奉天法古”的思潮。     

天宝十一载《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并现有解释刍议

唐玄宗天宝十一载《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是研究均田律令及均田制破坏、唐代地主阶级及其发展、唐代农民特别是自耕农向佃农转化、安史之乱发生的原因或背景等等课题,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故其条文一再被引用、解释。但由于现存天宝诏文字微妙,且唐代格令今已不全,解释难免多失本义。例如说此诏与以前的律令比有三个“明显差别”并有三项“重大意义”,甚至提出它是“废除均田制和公开承认地主土地私有制之诏”,“是划分唐代前期与后期的时间介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等等。拙识与上引高见颇多出入,现陈于下,就正于史林:一现有解释认为,在荫田占有数量方面,天宝十一载诏“完全否定”了开元二十五年令说:“诏     

试论明清兴化族田的发展及作用

族田指封建社会后期一种特殊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形式。族田一般是由族人捐献或买置而来，且大多用干出租取利。关于族田的作用，史学界一般认为：族田是维护封建族权的重要基础，对维护封建制度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地主阶级保产保富的“救贫之术”，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族人“各专其业”的要求。综观中国史学界对族田研究的状况，随着对宗族组织发展的区域性特点的重视，族田的地域性特点也逐渐得到重视，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具体到对一府族田的个案研究方面却显得很不足。因此笔者择取福建省兴化府为研究单位，从族田的来源、类型和经营、…     

东汉简牍《和从书》所见东汉若干制度探索

从<和从书>来看,监临湘李永是中部督邮下属的监部派往临湘办案的属吏,例督盗贼也是中部督邮的属吏,其职守是捕斩群盗、核查各类案件.尹湾汉简中的"督盗贼"并非指"犹今之侍卫队长"的"门下督盗贼",而更可能是督邮属吏例督盗贼的省称;东汉时期临湘县的亩制是按一石种子能播撒多少亩地的标准来计算的,缴纳田税不是用谷子而是未脱颖的禾.简文中计算禾的重量单位"下石"疑相对于"钧",重三十斤.精张、李建都有各自的口分田,当属自耕农阶层.精女 正留下的十三石田并非口分田,而是具有私有土地性质的田产.关于财产继承问题,死者没有儿子也没有父母、妻子的情况下,出嫁的女儿也有继承权,女儿死后嫡长外甥有继承权.     

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及其新发展

理论界一般认为，列宁关于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是按照“土地国有化→小自耕农经济的普遍出现→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占据主导地位”这样一种逻辑发展起来的。其实不然，“美国式道路”的真正含义是国会与大地产商、金融集团联合控制西部待垦土地资源并以地租形式分配资本平均利润的过程，是国家与金融资本联盟和用资本替代土地和劳动的过程。     

对傅作义扶植自耕农的思考

傅作义1939年来到绥远后经济十分困难。为了保证军政人员的军需供应,粮食军饷,增加战区的财政收入,傅作义进行了地籍整理为中心的扶植自耕农运动,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取得这些成绩的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是傅作义既有强大的武力作后盾,又有过人的军政才能和务实的工作作风;第二是傅作义争取到了高层的支持;第三是傅作义为了巩固扶植自耕农的成果,发展农业生产,富裕自耕农,采取了一些配套措施。比如"大屯田运动"和兴修水利运动。     

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

●本文针对我国农村改革后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从理论上对农村工业化过程中收入分配规律性的变动趋势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我国现阶段在宏观上应继续维持分配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加快农村工业化的进程,只有在此基础上通过“先增长,后分配效应”和“资源重新配置效应”,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     

论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及其赋税制度(上篇)

“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的土地綱领。它的曾否施行曾引起我国史学界的注意和讨论。我认为这一文件的实质不是废除土地私有制,而是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为主导的小生产者所有制。在这个文件中我们只看到授田的纪載,而无还田的规定;只有每家分田若干,而无集体生产的条文。它乃是革命者对土地要求的反映。从整个文件看来,看不出当时撰写人有马上执行土地公有的意旨,文件的主要倾向毋宁是侧重在“有田同耕”和     

唐代粮食亩产量——唐代农业经济述论之一

记载唐代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史料,有如下几则: 一、《唐会要》卷85逃户条,开元十八年(730)宣州刺史裴耀卿论时政上疏:“(浮户)每户给五亩充宅……种桑枣,筑园蔬……丁别量给五十亩已上为私田,任其自营种。率其户(按:《通典·食货典》作‘十丁’)于近坊,更供给一顷,以为公田,共令营种,每丁一月,役功三日,计十丁一年,共得三百六十日,营公田一顷,不啻得计早收一年(《通典·食货典》作‘不啻得之,计平收一年’)不减一百石。”     

新的粮食安全观与新的宏观控调目标

一、问题的提出 在过去的20年间,我国粮食市场发生过两次“买难”和三次“卖难”,每一次“买难”和“卖难”都带来粮食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不仅使农民种粮收入预期不稳定,而且也使得国家粮食流通政策出现反复。粮食“买难”与“卖难”问题的交替反复发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咎于粮食流通体制,但从理论到实际情况看,无论是“买难”还是“卖难”,都是供求失     

关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经济基础的几个问题

在中国,自秦汉以来,皇位世袭、皇权无限、“官无定守、民无定奉”,庞大的官僚群组成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历久不衰,专制和集权的趋势愈来愈强。这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上层建筑赖以树立的经济基础究竟是什么?多年来,史学工作者为它寻出了几种不同的答案:封建土地国有制、小农经济、小自耕农经济、地主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封建土地国有制和自耕农土地所有制是这个基础的补充。以上五种观点其实可以简化为三种,即封建土地国有制、小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土地所有制。我认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封建专制主义经济基础的提法是比较科学的,现将理由简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