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现代主义诗歌的发生与大连——以诗刊《亚》为中心

日本殖民地摩登都市大连生成了诗刊《亚》,并孕育了日本现代主义诗歌的发生。摩登都市大连的＂生活空间＂和诗人们的＂摩登体验＂,成为安西冬卫等《亚》诗人群诗歌创作的基础和文学的感性来源,他们的诗歌交织着的西洋、日本、中国等多重民族文化的葛藤,浸透着西方现代主义、殖民主义和日本传统文化的诸多特性。     

从审美视点说现代主义诗歌与传统诗歌

尽管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注意西方诗歌"外来影响的接受",西方诗歌的很多历史经验和创作方法也至今是现代主义诗歌创作中非常活跃的因素,但中国传统诗歌的艺术经验及其表达策略仍然是现代主义诗歌的根基,是无法回避的内在的艺术资源.     

曹葆华与中国"现代派"诗歌

曹葆华在中国新诗--尤其是现代主义诗歌发展--进程中的贡献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文章从三个方面总结其成就:其一,他的诗歌创作取得突出成绩,独创了一种意象奇谲、拥抱现实的苦吟风格.其二,他系统大量地译介西方现代诗潮理论,不仅带动了现代主义诗潮的成长、同时推进了中国诗歌批评的现代化进程.其三,他以个人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作用于北平"现代派"诗人群,带动一批年轻诗人走上了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道路.     

詹姆斯·麦考利:澳大利亚新古典主义文学的先驱

詹姆斯·麦考利是20世纪澳大利亚文坛的著名人物,他在诗歌创作和文艺批评等领域的影响力不可小觑。麦考利早期的诗歌创作带有现代主义特征,让他一举成名的"厄恩.马利事件",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其在现代主义诗歌方面的才华,但他最主要的贡献则是新古典主义诗歌的创作和批评。麦考利重视传统宗教与哲学,倡导审美与实用相结合的艺术创作,强调古典主义诗歌的优越性,他以"秩序"、"理性"、"逻各斯"等为准则的新古典主义文论对澳大利亚文艺创作与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台湾新世代诗歌与现实主义创作潮流

20世纪,台湾诗坛经过50至6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洗礼,70年代开始转型,书写"文化中国"与"地理台湾"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成为主潮.台湾新世代诗人感应时代变化,创办诗社,出版诗刊,发表宣言,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说"葡萄园"和"笠"诗社奠定了当代台湾现实主义诗歌的基础,那么"龙族"、"主流"、"大地"、"草根"、"诗潮"和"阳光小集"等新世代诗社则把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推向发展与成熟,并预示着新世代诗人将在80年代成为台湾诗坛的主体力量.     

"意象并置"在意象派诗歌中的运用

意象派强调在诗歌创作中"意象"第一,而创作"意象"的主要技巧为"意象并置",这一技巧最早出现在日本俳句和中国古典诗歌中.意象派诗人通过创新将它发展成为意象诗歌或是现代派诗歌的主要的创作技巧.     

穆旦诗歌创作艺术

穆旦诗歌创作集中体现了"九叶"诗人的审美追求,诗歌的戏剧化、感性与理性的融合、非诗意的阐释都体现了穆旦运用现代主义手法进行诗歌创作的独特见地,寓庄重于诙谐、寓典雅于素朴,将一个人"丰富的痛苦"和"残缺"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语言独特而隽永,充满了生存者的智慧之思.     

庞德《神州集》的再思考

庞德于1915年发表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神州集>向为东西方诗界和译界注意,随着近年国际文化交流日趋频密和开放,又引发了新的兴趣和讨论.该文以此为背景,通过阅读庞德的英译,比较中国古诗原文,再研究其翻译过程和抱负,认为庞德不仅在翻译创新和诗歌创作方面有所贡献,而且通过满腔热情吸收中国古诗中的"意象"和现代性,推动和丰富了西方的现代主义,又反过来影响了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对全球化中的跨文化研究和中西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新时期女性主义诗歌及批评

从1979年至今,伴随着现代主义诗歌的生成发展,女性诗歌创作也走过一条曲折而坎坷的道路,众多的女性诗人借助自己的话语闯入诗的殿堂,并且以自己的自由的翅膀在诗坛上抖动出眩目的光辉。从舒婷那首发出女性人格独立宣言的《致橡树》开始,女性诗人以其敏感的神经、柔弱的躯体,深沉的内在体验拓展了诗的意识空间,并以此为基础,对诗歌语言进行了先锋性探索和实验。这种探索对新时期现代主义诗歌的进步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自觉地消除了以往传统诗歌观念对女性诗歌创作方式及意义上的偏见和消极界定。十五年来的创作实践表明:女性诗歌创作的繁富,不是用“拓展诗歌的创作领域”就能够包容的,女性诗歌的内涵要远比这来得充实和丰富。我们认为就新时期现代主义诗探索而言,女性诗人不仅参与完成了诗的本体性走向和语言革命工作,还掘引了当代中国可以称之为“女性主义”的诗歌和批评的河渠     

中韩诗歌的手工艺术美探究——以卞之琳和郑芝溶的诗为例

诗歌的手工艺术是诗人头脑、知性和感性三合一的结晶。强调知性并统一感性的主知主义在诗歌创作中尤为重视技巧的作用。卞之琳和郑芝溶作为中韩各具特色的主知派代表人物因曾受英美现代主义,尤其是T.S.艾略特的影响,在诗歌创作中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如复合意象的理性塑造,生活用语的诗化表现及诗歌结构的稳健革新等。卞之琳和郑芝溶诗歌创作技巧体现了两人共同的创作理念。     

日本汉诗本土化的探索——江户汉诗在理论及实践层面对和歌、俳句的借鉴

历代歌论是江户汉诗人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和歌、俳句则是他们获取创作灵感的重要源泉。江户时期出现的日本诗话,即受到本土文学及理论的深刻影响。诗话作者常常用和歌、俳句的理论及实践来探讨汉诗的创作。这种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援和歌、俳句入汉诗,以和歌、俳句与汉诗相互印证、相互发明,以期打通和、汉壁垒的尝试表明,日本人对中国汉诗并非只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在创作实践中努力探索一条使汉诗本土化的路径。     

浅论近代日本汉学与对中国的东方学话语

一直到江户时期汉学始终为日本学术的最高境界。但进入明治时代之后,日本将中国看“成落后”的国家,汉学已不再作为达到“先王之道”的学问,随之汉学渐渐地分成几门客观的、科学的学术领域。一批研究中国经典的学者及爱好汉学的作家,虽然一方面对传统中国有憧憬、向往的心情,但另一方面他们一致认为应该用从近代化获得的优势,对中国施加压力,进而改变它。在这一过程中,秉承西方列强,形成了为日本帝国主义获得殖民地提供理论支持的日本式东方学话语。     

中日文学的交融与诗学因缘

中日两国诗学有着特殊的血缘关系。日本诗歌在奈良时期受中国诗学及唐代诗歌影响草创发端,以《古事 记》、《怀风藻》和《万叶集》等为代表的日本古代书面文学均有受中国古代诗歌影响的明显痕迹。这些诗文集大约产生于 公元8世纪左右,当时正值中国唐代诗歌的繁荣时期,也是中日文化交往的鼎盛时期,很多日本学问僧来中国旅居学习, 并将唐宋诗引入日本,从而促进了日本诗学的形成与发展。     

叶芝的现代性再探

关于叶芝的现代性,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叶芝虽然不处于以艾略特、庞德为代表的现代主义中心,但其对现代主义的影响是深远的;叶芝对现代主义的态度是否定的,然而叶芝诗歌中的意象、思想无疑有着深刻的现代性。     

西方后现代主义诗歌的渊源及其特征

迄今后现代主义诗歌不是一个具有确切内涵和统一标准的概念 ,但后现代主义诗歌仍具有某些共同的精神特征和创作特色。我们首先应该在与现代主义诗歌的比较中来理解和把握后现代主义诗歌。庞德与威廉斯是跨越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两个时代的诗人 ,通过他们的思想和创作 ,我们可以理解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诗歌。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基本特征是 :意义悬置、平面化与零散化、拼贴与反讽性复制、即兴式写作与表演式创作、语言游戏与语言实验、东方化情结等     

别有天成难学得,青莲风格少陵心——日本历代汉诗概览（4）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脱亚入欧＂,追捧西方文化,冷落中国传统。日语诗歌,除了传统的和歌、俳句,又有自由诗崛起,汉诗则逐渐边缘化。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随着日本的国语改革,文言文被人遗忘,汉诗更进入冷宫。不过,由于一千多年的文化传统和惯性使然,雅好汉诗者仍然不少,明治初期一度甚至空前繁荣。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常以汉诗写...     

日本古代中世文论的历史扫描

日本古代中世时期,歌论确立并得到长足发展,诗话以诗赋格律为要建构起诗论,世阿弥演艺系统总结确立了日本能乐论。古代中世是日本文论形成、发展、确立的时期,此时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渗透之下,日本文论内容呈现出丰富多彩。     

在"新月"与"现代"之间完成艺术的沉潜——谈黄金期之前的卞之琳

卞之琳是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家,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简单地将1935年之后卞之琳诗歌划为"现代"时期是草率的,简单地将"新月"终结在1933年也是欠妥当的。就1930—1934年的卞之琳诗歌而言,体现出明显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体现在不能对"新月"和"现代"进行简单断代。也许简单的划分有利于增加研究的明晰度,甚至简化研究难度,但是也会遮蔽一些更为复杂的需要辨析的诗歌特质。而这些诗歌特质正好是研究卞之琳创作嬗变的关键性因素。事实上,"新月"和"现代"几乎是同时滥觞的,而且同时获得发展,并在相互渗透中逐步融为一体。而卞之琳正是在"新月"与"现代"之间完成了艺术的积累与沉潜,为1935年的全面辉煌做好了准备。     

日本统治大连时期的"皇国民"教育探析

日俄战争后,以"教育立国"自夸于世的日本,便在金州建立了南金书院民立小学堂,开启了其在大连地区进行"皇国民"教育的历史.本文拟从管理机构、设施、培养目标和手段等方面进行剖析,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所谓对大连近代化做出的"伟大贡献"的侵略本质.     

万叶歌人大伴家持与边地“里日本”——试论8世纪日本贵族文学的边境实现

边境不仅仅只有政治、经济上的意义,更有文化和审美上的意义,文学意义上的边境实现指的是实现了后一方面的意义。对于万叶歌人大伴家持而言,边地里日本的山河不仅仅是仕官地和失意地,也是他文学精神的凝聚场所和《万叶集》的最终编定地,充分肯定它们在日本文学史上的意义是本论展开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