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中)学术推介

刘叶婷、王春晓在《"大数据",新作为——"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政府作为模式转变的分析》一文指出,在大数据时代,创新将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创新将走向民主化,集中表现为终端用户的创新、普通大众的创新。政府也将逐步"智能化",由数据"收集者"向数据"分析者"转变,由数据"被索取者"向服务"推送者"转变,政府决策由"预报"走向"实报"、"精报"。     

地方政府推进农产品电商的战略研究

在"互联网+"时代,如何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带动农产品电商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明确以"五大发展"统领的发展思路,认为地方政府在推进农产品电商战略时,重点需要明确"四大目标",构建"四大平台",形成"四大服务",推进"三大阶段",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共同实现农产品电商的良好发展。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

经济分权同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紧密结合是中国式分权的核心内涵,本文在此背景下讨论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偏向的激励根源,并通过构造财政分权指标和政府竞争指标、利用1994￣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们的推断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结论是:中国的财政分权以及基于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造就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明显扭曲;并且,政府竞争会加剧财政分权对政府支出结构的扭曲,竞争对支出结构的最终影响则取决于分权程度,而1994年之后包括科教兴国、西部大开发在内的现行重大政策并没有缓解这种状况。这意味着,中国式分权在推动市场化和激发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同时,与之伴随的成本可能正在上升。     

大数据与政府数据管理

21世纪是数据信息大发展的时代,2011年5月,在"云计划相遇大数据"为主题的EMC World 2011会议中,EMC抛出了大数据的概念。本文从详细介绍大数据入手,分析了政府数据管理中不利于大数据应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定的解决办法,以期推进我国政府管理的大数据建设。     

官员之“伤”

崇尚"政绩工程"、追求"形象"和"面子"是形式主义在当下最为显著的表现.从上至下恶批猛斥了几十年的陈规陋习,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相反却呈愈演愈烈之势,的确让人深思! 我有一好友贵为县长,不久前我专程去拜访,他刚刚和一台商签了一个投资两亿美金的大项目,击败几个竞争对手,签回大单投资项目,本该可喜可贺,但却未见喜色,问之究竟,原来县里为了引进这个项目,政府承诺要砸进去三个多亿,另外还有长久的税收奖返优惠.县长满腹心酸地说:"项目好不容易签回来了,但县财政伤了,我的心也伤了." 应该说,我的这位好友县长之"伤"正是很多官员之"伤".这种"伤",不仅伤及政府肌体,而且伤害百姓利益.在发展地方经济的形势所迫下,以招商引资看成败,以引进项目论英雄,很多官员变得盲目、武断、不顾一切.为了取悦老板,他们不惜把财政砸个大洞去"奉送";为了项目落户,他们不吝牺牲地方长远利益去"换取".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只要引进项目,就有"政绩"摆着,就能保持能人"形象",就能顾全政府的"面子",就可以垒筑提拔晋升的"资本",反正干几年提拔走人,债由后任还,屁股归后人去擦.殊不知那些港商、台商及外商抓住了我们官员的这些心理,在项目落户之前,搭起擂台,撺掇内地城市之间展开比拼,自伙自地杀得血肉模糊遍体鳞伤,而他们从中渔利.     

房市乱局的根源是政府角色错位

政府之所以要牢牢控制土地供应和土地价格决定的权力,决不能全部归因于部分官员的"腐败寻租",除了"无所不能"的"霸权"心态作怪之外,问题的死结在于政府已经被深度"套牢"在土地财政的"战车"上。     

数字政府建设中数据传播问题与治理策略

打造数字政府是我国政府建设的重要举措,数字政府建设的核心在于数据的有效传播,而当前数据传播面临着条块分割导致"数据孤岛"、技术依赖造成"数据鸿沟"、现有制度难以保障数据安全三大困境,亟待通过制度、平台、技术、资金、体制机制五大方面进行治理。具体而言,就是要制定前瞻性政策与修正法律规章,盘活数据资源与形成配套体系,强化数据整合与加快开放共享,提高数字素养与优化资金使用,重视数据安全与保护公民隐私。     

中职德育教学的人本回归思考——以中国传统人文教育为视觉

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树人",教育归入根本还在于完善"人"本身。目前,我国中职学校德育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而综观其所面临问题的根本解决关键在于教学中的人本回归,尤其在新形势下,我们仍应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并充分应用于中职教育过程,以期不断完善中职生的道德品性,使之成为国之良材。     

大数据治理中政府的权责定位

大数据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政府在大数据治理中的权力和责任,则是大数据治理的核心命题。在大数据治理中,政府应该打造一套"四权分置"的权力机制和"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责任机制,需要从"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过渡。政府探索大数据治理的责任机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合理的数据资源分配机制,二是制定大数据治理责任清单,三是建立健全大数据监管机制,四是完善政府问责机制。     

28%:广东率先公开珠三角土壤被重金属污染比例

——珠三角28%土壤被重金属污染,这一数据引起关注的原因,不在于数据之高,而在于数据公开本身。在全国层面,中国到底有多少土壤被污染,仍无确切答案。此前,没有一个省级地方政府公开本省土     

“二政府”，你的权力哪里来？

"二政府",是群众送给一些借助政府权力为非作歹、残害百姓的非政府行政部门的称号.这些非政府部门,却行使着政府的权力,甚至比政府的权力还要大,这样的现象虽然不普遍,然而在一些地方却也很典型."二政府"成了一些政府部门的代言人,它不但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而且严重伤害了人民群众的感情,造成了政府与群众的严重对立.因此,对"二政府"的现象,各地党委、政府部门都不可等闲视之.     

广东试水

政府要想获得大数据带来的"红利",公开透明是首要前提。广东率先启动大数据战略,让我们看到政府发现大数据价值及应用于决策的一个良好开端。广州的四月如初夏,车水马龙。记者见到中山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郭巍青教授时,他正准备着去参加广州城市交通治理的一个讨论会——讨论广州要不要"限制外来车辆"。围绕"限外",广州市已经有很多争论。"北京、上海都限制了,广州也想限制。"郭巍青说",但也有人说,广州的问题不是外地车辆造成的。限与不限,讨论     

大数据的中国陷阱

正现在,上到高官,下到推销员,左一句"新媒体",右一句"大数据",预示着从美国传来的"大数据"浪潮也会和微博一样,很快就要进入中国的主流话语。既然从美国的推特(Twitter)到中国的微博,有太多重大变化,那么"大数据"这样的美国产物,在进入中国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嬗变?     

政府质量、公司治理结构与投资决策——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

投资有利于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有助于企业构建作为竞争优势获取机制的动态能力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本研究使用世界银行的分层抽样企业调查数据,探讨了政府质量和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政府质量对企业的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所在地政府质量越高,企业净利润中用于投资活动的比例越高。第二,企业投资决策不仅仅依赖于政府质量和公司治理结构各自的单独影响,而且依赖于政府质量与公司治理结构在企业投资决策过程中的互动影响关系。在既定的政府质量水平下,企业越是倾向于向"两权分离"的公司治理结构发展时,越能够激发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了有关政府质量和公司治理结构如何影响企业投资方面的认识。企业的"投资之帆"只有在"政府质量之风"更加强健有力之时才能顺利地"乘风破浪",而公司治理结构可以被作为帆船前进过程中的调节工具。这为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如何促进企业投资、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了政策启示。     

大数据时代的政府治理之道

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各级政府应把握住时代赋予的机遇,夯实大数据时代的网络基础,搭建大数据时代的应用平台,培养大数据时代的文化精神,打造一个基于新技术、新规则、新理念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关于科技创新体系中政府职能定位的思考

胡锦涛主席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科技创新与政府职能的转变有着密切的联系,为建设科技创新体系,应该逐渐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变,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并为科技创新建立一个充分的市场、一个公平的环境。     

社会双向运动中的政府治理

从社会双向运动的视角研究政府治理,目的在于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协调。社会双向运动中出现的社会转型危机是每个国家转轨必然经历的阶段,而不是所谓的"崩溃论",政府治理是有效应对社会转型危机的必然选择。社会双向运动对我国政府治理的内在要求,既符合一般规律又具有独特性。     

中国社会的治理实践及其优化

在当前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领域存在的众多分析逻辑中,尤其以两种思路表达为要:一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思路,二是"大政府、大社会"的思路。然而,就当前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建构和微观表现而言,我国的治理实践仍然无法跳出"大政府、小社会"的窠臼,这一制度惯性仍然具有符合当下实际的合理内核,且不会在短时间内消解"。大政府、小社会"实践模式的逻辑机理体现为国家主义传统的有效约制、政治参与制度化稳步推进和社会组织自组织程度不高三个表征。因此,应当通过对国家与社会的耦合来优化这种"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治理格局:从国家层面来看,需要依靠政府自身的改革促进政治参与制度化;从社会层面来看,需要进一步提升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水平,以弥补国家主义的不足。     

政府的合约性质及其经济治理——基于中国地方政府若干实践的交易费用考察

政府的性质与边界是一个跨越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社会科学重要研究领域。在传统上,学界将政府角色定位为"守夜人"与"裁判员",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中,中国政府常常突破这一界限,却取得了良好绩效。为了解释理论与现实的背离,本文将摒弃传统经济学的"政府—市场"二分法以及"市场—企业"二分法,从微观的合约角度去联接"市场"、"企业"与"政府"这3种组织形式。根据"交易费用—合约分析",所有组织的本质均为合约,而合约的条款与形式由交易费用决定。因此,政府性质与企业性质一样,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的合约组合。政府本身具有合约性质,可以通过合约链条参与到企业的生产中,与企业合约连接在一起,起到降低交易费用与生产成本的效果。合约的形式多种多样,政府、企业与市场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互合作、相互链接,甚至相互竞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定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合约细节进行研究。中国的案例表明,在交通运输领域、投资领域、生产领域这些看似应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地方政府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成绩不菲。中国特色的政府经济治理模式从本质上提升了合约效率,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档案管理视角下的政府数据资源治理刍议

本文将档案管理思路嵌入政府信息资源管理,阐述依托档案管理思维治理政府数据资源的意义,分析档案管理与政府数据资源治理协调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从数据资源、数据挖掘、开放共享三个方面指明档案部门参与政府大数据治理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