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保险、社会资本与健康水平

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保障人民健康安全,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求从战略高度审视居民健康水平,把保障人民健康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优先目标。文章通过构建医疗保险、社会资本与健康水平的模型,采用2010—2018年CFPS五年的追踪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医疗保险、社会资本与健康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医疗保险的参保类型会影响居民的健康水平,而在中国这样的传统型关系社会中,社会资本不仅对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还可能加强或者减弱医疗保险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具体而言,"新农合"和认知性社会资本对居民健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城居保"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居民健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进一步地,结构性社会资本对"新农合"产生正面影响起到了阻碍作用,却充当了"城居保"扩大负面影响的缓冲剂。     

中国家庭资产贫困脆弱性的测度与分解研究

在预期贫困脆弱性测度框架下,将家庭按非时变特征划分队列,利用队列分解方法识别家庭资产的累积风险冲击,据此构造一种测度资产贫困脆弱性的新方法。随后,采用2000—2015年CHNS数据,通过构建资产指数对中国家庭资产贫困脆弱性进行实证测度,并在队列层面予以分解汇总分析。结果表明:相比于收入贫困脆弱性,家庭资产贫困脆弱性更为接近实际的贫困发生率,印证了基于资产测度贫困脆弱性的可靠性;年轻组和年老组家庭更脆弱,西部地区农村家庭最脆弱,受教育程度越低越脆弱;脆弱性产生的原因存在差异,但水平效应依然占主导。意味着,在贫困识别过程中应该将家庭资产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并且刺激居民家庭资产积累的减贫政策更为关键。     

贫困代际传递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机制分析

鉴于贫困代际传递存在的事实,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数据,结合有序Logit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实证检验了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贫困代际传递居民幸福感的Likert值低于非贫困居民,贫困代际传递显著降低了居民主观幸福感,但贫困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适应性。对影响机制的研究发现,贫困代际传递可以通过影响居民对社会公平、阶层流动机会和社会信任的感知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同时,也会通过影响情绪,进一步调节个体对主观幸福感的评价。     

中国居民家庭的主观贫困感受研究

主观贫困包含着大量客观贫困无法体现的信息,是客观贫困测度的一种有效补充。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半参数广义可加模型的主观贫困效应的测度方法,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的微观调研数据,对影响我国居民主观贫困感受的决定因素以及主、客观贫困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按照CSS数据中居民对自身经济地位的自我评价,将居民划定为主观贫困和非主观贫困两种状态;其次,为了更加灵活的捕捉连续变量的影响,利用所提方法对影响主观贫困的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并对主、客观贫困测度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居民主观上的贫困感受不仅受到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家庭规模、人口结构、教育水平、资产积累、医疗支出、家庭遭遇困境事件、居住位置等因素均会显著改变主观贫困发生的概率。因而居民主观贫困的脱离不仅依赖于经济条件的改善,教育、医疗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从政策上提高贫困人口应对困境的能力都对提升居民安全感和获得感具有重要的影响。     

我国农村贫困的动态转化、持续时间与状态依赖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双重视角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0—2015年跟踪数据,比较分析了农村家庭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长期变动情况。在此基础上,使用Cox比例风险与动态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跨期贫困的动态转化概率、状态依赖及其影响因素等问题。研究发现,农村多维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比收入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高出近20个百分点,但未脱贫的多维贫困家庭比收入贫困家庭具有更明显的贫困适应性。随着贫困持续时间的增加,无论是收入贫困还是多维贫困,中断当前贫困状态的可能性都下降了。进一步分析发现,子代职业地位、子代教育、城镇化水平和交通便捷度等因素显著降低了贫困家庭的贫困适应性与状态依赖,而贫困补贴对部分贫困家庭产生了补贴依赖效应,从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贫困适应性。本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有关贫困动态性的探讨,为有效破解低收入群体的贫困状态依赖提供了经验证据。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影响的性别差异分析——来自陕南地区的证据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最重要减贫手段之一,通过搬迁安置和产业帮扶措施旨在提高贫困人口应对风险的能力,在脱贫的基础上降低其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利用陕南山区入户调查的数据,使用VEP方法,按照家庭消费的水平和波动对不同类型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行分解,从而深入研究易地扶贫搬迁影响农户贫困脆弱性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在女户家庭中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减贫效果,参与搬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陷入短期贫困脆弱的概率,集中安置、新阶段的移民搬迁工程有效降低了其长期贫困脆弱性;在男性为主导的家庭中,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在提高家庭消费水平的同时,参与搬迁、搬迁时间等也导致了该类群体在总消费方面的波动,并提高了男户的短期贫困脆弱性。基于性别差异视角审视易地移民搬迁在不同家庭权力模式下的减贫效果,为后续精准施策提供政策启示。     

农村贫困、收入不平等与城镇化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2000—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

城镇化进程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计算中国省际层面2000—2012年城镇化率、农村贫困发生率和农村基尼系数,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中国农村贫困、农村不平等和城镇化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村贫困发生率随着城镇化率提高而下降,城镇化率每提高1%,农村贫困发生率会降低2.87%;农村收入不平等随城镇化水平提高呈弱倒U型变化。同时,不同地区城镇化对农村贫困、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也呈现不同趋势。在未来城镇化战略中,实施农村减贫政策时应兼顾调整收入分配政策,降低农村收入不平等。     

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测度与分析

多维贫困理论与方法更有助于对贫困的精准识别和量化.本文构建了新型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引人人工神经网络方法,测度并分解了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水平.研究结论表明:随着贫困维度的增加,多维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指数下降,表明农村家庭不易发生多维极端贫困;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指数(MPI)呈西高东低态势,表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具有典型的区域分布特征.此外,多维贫困指数分解结果显示,收入、金融和教育等因素是我国农村家庭致贫的主因.其中,东部地区金融因素影响最大,而中西部地区则为收入因素.研究结论为贫困的识别和精准扶贫提供了政策依据.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与贫困监测

贫困标准是贫困测量的重要基础,准确测量和反映中国农村贫困状况首先需要对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方法及其代表的实际生活水平有一个清晰准确的判断.为此,本文首先全面梳理了国家农村贫困标准的测算与调整方法,采用纵向历史比较与横向国际比较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当前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所代表的实际生活水平,以及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与我国扶贫历史实践中采用过的另外两个贫困标准和世界银行提出的国际贫困标准的差异.然后简要介绍了农村贫困监测体系,并对按照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衡量的减贫成果和多维贫困缓解情况进行了量化分析.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符合我国国情和当前发展阶段,是与“两不愁、三保障”相结合的基础上达到稳定温饱要求的标准.第二,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脱贫成就显著,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亿多人.第三,近年来,我国农村脱贫步伐进一步加快,扶贫成效非常显著.全国和贫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大幅下降;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快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全国和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条件、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不断改善.最后,在扶贫实践中,经常会涉及国家标准与地方标准、单一标准与多维标准、贫困监测抽样调查数据与建档立卡数据之间的关系,需要有清晰的认识,并加以妥善处理.本文中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住户调查和国家农村贫困监测调查.     

中国城镇居民贫困的测量

中国城镇居民贫困的测量□国城调从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看，贫困问题主要在农村，占全国绝对贫困人口的８５％以上，但从社会影响角度考察，城镇的贫困问题更不能忽视，城镇贫困居民虽然比农村少，程度低，但由于城市人口集中，贫困问题的社会影响却比农村更大。正因如此，...     

家庭结构变迁视角下农村老年贫困研究

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的目标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老龄化背景下农村老年群体成为相对贫困治理的重点人群。家庭作为贫困识别的最小单元,对不同类型家庭老年贫困变化的研究有助于未来相对贫困的识别。从家庭结构变迁视角下考察农村老年贫困的变化,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2011—2018年调查数据,采用A-F法测算了不同家庭结构下农村老年贫困的变化,并进一步探讨两者间关系。为克服内生性的影响,采用滞后因变量回归(LDV)考察基期的家庭结构对下一期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结构是影响农村老年贫困的一个关键因素。随着时间推移,独居和四代合住家庭贫困发生率下降最小,两代合住家庭次之;农村老年贫困的分布从三代合住逐渐向独居和两代合住转变。不同家庭结构的老年多维贫困呈现不同特点。在考虑农村老年群体差异后发现,与配偶合住的男性老人、三代合住的高龄老人以及生活能自理老人免于贫困的优势更明显。为此,构建老年脆弱家庭的多维防贫机制,防止规模性返贫。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农村老年相对贫困的治理需更多关注独居和...     

财政分权、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健康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通过内生增长模型得到了财政分权影响居民健康水平的关系.并利用2002-2014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考察财政分权、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分权与居民健康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财政收入分权与居民健康水平存在负相关关系,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健康水平存在负相关关系.此外,进一步研究财政分权对居民健康影响的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东部地区财政分权促进居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中西部地区却抑制居民健康水平的提高.     

民族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分析

文章运用平滑转换模型对少数民族农村的减贫效应进行分析,选取医疗贫困、收入贫困与教育贫困三个指标作为主要贫困指标.结果发现,少数民族农村金融的发展并没有缓解医疗贫困,对收入贫困的缓解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金融发展水平越来好的情况下,教育贫困这个问题将会慢慢得到很好的解决.     

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测度与分解

文章基于CFPS的4期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使用预期贫困脆弱性VEP法测度家庭贫困脆弱性,并进行静态和动态分解。研究发现：贫困脆弱性家庭占比在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依次为21.52%、19.94%、17.18%和5.09%,有的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有的并非贫困家庭,但存在很高的贫困脆弱性。高波动（HV）型的贫困脆弱性发生率高于低均值（LM）型,消费波动导致较高的贫困脆弱性;而LM型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均值高于HV型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均值,LM型家庭多处于长期贫困的状态。由动态分解发现,贫困脆弱性的降低主要是因为脱脆效应逐年大幅降低,返脆发生率也在逐渐降低但变化程度较小。长期脆弱发生率也在不断降低,但长期处于贫困脆弱性的家庭仍占不小的比例。     

国际资本流动、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系统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背景下货币政策的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渠道,运用2008-2015年商业银行微观面板数据,并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对风险承担意愿和行为都具有显著影响,外汇储备变化对银行风险承担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国际资本流入会提高银行承担风险水平,反之亦然.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农户的生计水平突变研究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农户生计造成了全面且持久的冲击,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进程。以新冠肺炎疫情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典型案例,从随机突变论的全新视角,构建疫情前后的农户生计水平演变动力学模型,基于疫情核心区湖北省的465户农村居民调研数据,采用非线性实证分析方法,探寻农户生计脆弱性引致因素及恢复路径。研究发现: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能会诱发农户生计水平的突变,其程度由生计风险决定,且事件发展不同阶段的影响存在差异。疫情冲击下,农户自然资本具有显著的抗风险能力,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损失甚微,而金融与社会资本却遭遇重创。疫后农户生计水平的不同源于生计策略差异,务工主导型农户生计脆弱性较高,而农工互补型农户适应力最强。现行的惠农政策对复工复产虽然有效,但农户生计水平恢复具有时滞性。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应以农户生计策略为导向,制定并完善农户生计风险应急机制,探索差异化、特色化支农助农惠农政策,拓展农户多元化增收渠道,提高农户生计韧性和稳定性,实现生计恢复和可持续发展,以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后危机”时代中国多区域支付政策的CGE模型、模拟及分析

 通过构建一个后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多区域支付政策模型及模拟系统来进行相关政策模拟。该模型基于多区域经济学理论,应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技术与方法,数据上采用8区域8部门的社会核算矩阵。模型考虑了人口分组与流动,资本流动和区域均衡机制等,使劳动力和资本可以跨区域跨部门流动,并可通过区域变量可以调控和测度区域差距。最后利用该模型针对3种中国区域支付政策方案（单区域和多区域）进行了模拟。模拟发现：当地方政府增加对本地居民的支付后城市居民的终生累积效用会得到增长,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效用会有小幅下降,而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效用会有小幅增长;当地城镇就业岗位会得到增加,但是农村就业会有所减少;同时中央政府源于该区域的财政收入会增长,而地方政府收入由于转移支出而下降。     

金融脆弱性指数构建的测度与实证分析

金融脆弱性理论蕴含了基本的金融风险预警思想,是金融风险预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章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中国金融脆弱性指数,并结合中国的实践进行了金融风险预警系统的实证分析.研究表明,2001年以来大约有近30％的月份我国的金融脆弱性指数处于境界线上.在此基础上对影响脆弱性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     

数字金融、数字鸿沟与多维贫困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推动了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居民经济行为的影响巨大,因而也可能具有减贫作用。本文首次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通过克服内生性的工具变量估计,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然而,与预期不同,本文的初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了贫困发生的概率,也加深了多维贫困的程度,且影响逐年增大。不过,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能存在结构性问题:数字金融发展给能够接触到互联网的居民带来便利以及机会,挤占了未能接触到互联网的居民原先所可能获得的资源,这种数字鸿沟使得位于贫困线附近和贫困线以下的居民由于数字金融的发展而愈加贫困。观察背后机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主要导致了面临数字劣势的贫困居民失业概率的提升。因此,在推进数字金融发展的同时,应着力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和可得性,尤其对于农村的贫困人口而言,积极应对数字经济对就业市场的挑战,引导其成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支撑。     

中国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的测量与识别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视角

老龄化背景下农村老年人贫困问题逐步显化。基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在测算收入贫困的基础上,采用AF方法测算了农村老人的客观多维贫困指数(MPI-I)和包括主观福利的多维贫困指数(MPI-II),涉及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主观福利5个维度。研究发现,MPI-II测量的主、客观多维贫困发生率最高且主观福利贡献最大;MPI-I测量的客观多维贫困次之,收入贫困发生率最低。进一步,对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样本进行交叉识别,收入贫困的农村老人中有96%同时陷入多维贫困,多维贫困样本中一半以上为非收入贫困。这说明虽然收入始终是农村老人多维贫困识别的重要因素,但以主观福利为代表的非收入因素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