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政权运作与亵渎帝王小说创作

兴盛于明代中后期的亵渎帝王的小说创作风气由多层面的机缘促成,但若仅就政权运作层面来讲,除了有最高统治者的行为导向外,手握重权当道官员的权力运作、政权运作体系本身的建构状态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此为明代政权集团不同权力阶层共同运作、政权运作体系本身建构坏损共同促成的结果.这些亵渎帝王的小说严重损伤了国家的威严,于朱明王朝的治化是极为不利的.然而若就小说创作发展而言,这有利于小说创作题材的丰富、多元,是值得肯定的.     

明代神魔小说创作动因刍论

神魔小说是在明代独特的宗教、文化氛围中兴盛起来的,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神魔小说满足了那个时代旺盛的创作需求、阅读需求,在明代异军突起并在创作上达到高峰。同时,作品在当时的广泛流传也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     

由演义假托前代到直面现实：明代中后期小说创作转型的小说史意义

明代中后期的小说创作,无论是白话小说还是文言小说,其发展轨迹大体可以表述为由演义历史、假托前代到逐渐贴近现实再到直面现实的时事类纪实小说的转向。而打破传统小说观念,开创明代小说创作直接反映现实的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最终完成了这种转型,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后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小说,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它的影响。     

明弘治之后政权运作与诗文风气转向

在我国文学思想传统中,有工具论与重自我感受、自我发抒、回归文学自身两条线。如果以正德朝为界将有明一代划分为两个时间段落,那么前期是工具论占主导地位,后期则是重自我感受、自我发抒、回归文学自身占主导地位,其中促成主导角色地位转换的因素固然是多层面的,如社会思潮变化、经济发展、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等,但若仅就政权运作层面来讲,除了有君主的行为导向外,手握重权当道官员的权力运作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此为明代政权集团不同权力阶层共同运作的结果。     

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文体创作特征

明代兴起的历史演义,作为一种小说文体,在创作上具有３方面的特征：１．从题材看,以前代的平话或坊间小说作为创作的蓝本;２．从思想内容看,主张以正史为依据,以信实为文体内容核心;３．从艺术形式看,结构体制、叙述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都比“讲史”、“平话”规整、完善,而且雅化     

明代文娱生活中的小说与戏曲

明代的社会风尚翻然一变。其当空飞舞的,是追求现实的人生和注重当下的欢快。因而,拥有眼前的享乐愉悦也就上升为一种生活理念。这其中,俗文化的代表——通俗小说和戏曲,在这个时代的文娱生活中占尽了风光。     

明代内阁与中央政权体制演变的互动关系

明王朝出于加强专制皇权的需要废除了丞相制度,从而导致中央行政中枢体制的严重失衡。为了巩固统治和完善封建官僚体制,内阁开始崛起并逐渐成为明朝政治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从内阁的兴衰及其权势的变化看,它完全依顺于皇权,其政治功能是皇权的外延与扩张。内阁大学士参与中枢决策,故而阁权在国家权力体制运作中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决策权,但这并未抑制住皇权的恶性膨胀。     

复兴大潮与雅俗合流——明代中后期文言小说散论

明代是中国文言小说的复兴时期,而明代中后期文言小说复兴的明显特点便是雅俗合流。这种合流从受《娇红记》影响的通俗化传奇小说和文人编辑的通俗化小说读物如《燕居笔记》等开始,到大量小说类丛书、类书的出现,就已经呈现出文言小说复兴之大势。而许多社会名流、诗文作家参与文言小说的创作,无疑会进一步促进文言小说的复兴和雅俗合流的趋势,马中锡的《中山狼传》和宋懋澄的《九籥集》便是典型的例证。     

从明代小说看明代手工艺制作的水平及其商业化

宋元时期逐步兴起的中国工商业,经明初作了进一步的结构调整后,在明中叶开始繁荣起来,它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市民商业活动的描写,尤其是对当时各种手工行业如酿酒、绘画褙裱、园艺、织造、首饰制作等情况的描写,是明代小说在取材上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可以了解明代时我国早期工商业发展情况的一个重要方面.     

元刊话本小说与明代话本小说的人物形象比较

话本,就是民间说话人的口头创作,它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延续,也是一种展示前人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口头文学形式。元刊话本和明代话本,是元代和明代说话讲故事所采用的底本。话本的特点是以语录的形式经过加工和修订之后而形成的底本。话本的语言的表达形式接近口语,通俗而流畅。元代话本体现为小说或者平话,主要以简本的形式出现。话本发展到明代,多数经过了艺术加工和整理,在艺术形式上相对完整。     

卫太子冤狱昭雪与西汉武、昭、宣时期政治

卫太子冤狱的昭雪过程与西汉武、昭、宣三朝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巫蛊之祸”是汉武帝为翦除卫太子刘据势力集团而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阴谋。此后,围绕着卫太子昭雪事件,武、昭、宣三代君王各自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武帝虽然给卫太子昭雪,但不甚彻底；昭帝嗣位后,对卫太子案漠不关心；宣帝上台以后终于使卫太子冤狱得以昭雪,与此同时,宣帝也借昭雪事件培植了一大批亲己势力,这股势力在牵制和铲除霍氏势力、维持宣帝的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也无形中助长了外戚势力的日益膨胀,预示着外戚专权时代的到来。     

英国现代主义小说空间书写中的权力规训

权力运作机制是英国现代主义小说关注的一个焦点,空间是一切权力机制运作的基础,现实社会中的政治权力冲突、斗争和规训都会印记在英国现代主义小说的各种空间之中。在这些英国现代主义小说中,某个国家、城市、荒岛甚至农场都成为权力的角斗场,空间成为权力规训的手段。英国现代主义小说空间书写中的权力规训表现为小说中当权者对人们现实和心理两种空间内的行为、情感与思想的约束、限制和惩戒。     

福音书在晚明的译介历程

翻译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文字的转换,它与译入语的文化语境密切相关。晚明社会的伦理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双重干预注定福音书进入中国的道路不会平坦。耶稣会士从对耶稣事迹只言片语的介绍到对福音书较为完整的转述甚至翻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漫长过程。     

从康雍乾三帝对督抚的简用谈清代的专制皇权

在我国古代 ,专制主义政治体制是封建国家权力结构的基本形态 ,它通过君主集权驾驭着庞大的官僚体系 ,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官僚制度 ,君臣之间以相对稳定的权力占有及权力制衡关系共同操纵与控制着封建政治的运行。但是政治运行必须在既定的规则下方能得以实现 ,换言之 ,就君主而言 ,他在实施专制政治的时候 ,必须要保证其个人的意志要与普遍原则的体系共存 ;就官僚而言 ,他们是被置于成文法规的制约下从事政治活动的。因而 ,由政治体制、政治制度等构建的政治机制 ,是政治运行的重要保障 ,它将政治运行置于有序的规则程序中 ,而支持这种有序运行的内在因素 ,是渗透于国家法规、制度以及统治者思想中的政治文化。每一时代都有支配政治的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儒家、法家与道家的思想历来被视为封建政治文化的重要内涵 ,特别是儒家文化 ,当它在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解释下被赋予了官方文化的政治地位之后 ,它便完全成为封建政治的灵魂 ,在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运行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因而 ,在这一意义上 ,政治运行的过程也即文化的运行与传承过程。在政治运行中 ,作为掌握政治命运的权力人物即君主与官僚 ,他们既是政治活动的主体 ,也是文化的载体 ,他们的任何政治行为都是一个政治运行的过     

晚清政治小说的时空想象

晚清政治小说以全新的时空想象,设计国家未来发展模式,这种想象在时间上着眼未来,空间上着眼世界。中国文学开始关注社会现实和走向世界。传统农耕社会的理想是陶渊明描绘的世外桃源,晚清政治小说国家想象超越这种小农的社会乌托邦。政治小说的直接功利性超过了它的艺术性,政治小说本身代表上层知识分子的集体愿望,没有贴近普通民众的想法,因此没有实现新民启蒙的最初目的。     

论晚清时期外国政治小说译事的嬗变

由于晚清动荡的政治格局及适应读者的需要,梁启超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的外国政治小说的创作意图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相反,外国政治小说的译介逐渐向历史小说、英雄传奇、革命小说以及社会小说发生嬗变,在内容与形式上均融入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诸多因素。     

以情为本:理欲纠缠中的离合与困境——晚明文学主情思潮的情感逻辑与思想症状

情的问题是中国文化一直探讨的重要问题,思想史上抑情论与诗学史上的尚情论奠定了此一问题的基本格局,情在思与诗之间维系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在宋代由于理学对文学的僭越而被打破,使其成为晚明主情思潮兴起的一个特定文化背景。在心学与复古运动的影响下,晚明文学界李贽、袁宏道等人张扬性情,鼓动私欲,展开了一场情感解放的文学革新运动,对情进行了全新的诠释,确立了情的本体地位,突出了情的私欲内涵,对宋代理学忽略感性生活倾向有反拨之功。但主情思潮的发展,存在着一个情与理先分后合,情与欲先合后分的吊诡,在与理、欲的冲突弥合中陷入了自身的困境。这一困境既昭示了明清知识者在理之外为中国文化重新寻找安身立命根据的失败,也表明了在古典社会终结之前,中国人内在情理世界的尴尬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