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女权崛起中的男性逻辑

中国女权的崛起离不开男性的倡导和宣传。然而,男性提倡"女权"的初衷不是出于"男女平等",而是基于三点逻辑思路:第一、国富民强逻辑;第二、自身危机逻辑;第三、男性是女权的捍卫者逻辑。由此,男性便采取策略促使女权崛起。首先,他们会给妇女灌输"权利"意识,激起女性争夺权利的欲望。然后,他们将女权与国民革命相联系,强调女性的责任与义务,用"义务平等"代替"权利平等"。知识女性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回应着男性心中的女权主义,从而忽视了男女之间的性别问题。     

旗袍:中国20世纪初期女权文化的一个表征

20世纪初期风行于上海的旗袍不仅仅是一件衣着，它还是中国女权文化的一个表征。它通过在女性个人经验层面上对于身体的控制、自身的认同以及身份的确认，使新时期的“女性形象”得以建构；它在社会层面上，通过商品经济、文化层面、政治层面对于“女性形象”的认同与肯定，赋予旗袍以民族性和中国特色的文化意义。从个人经验层面和社会层面对于女性形象的建构可以看到男性目光和男性倡导的作用，可以说新的女性形象是在男性倡导下建构起来的。这使中国女权文化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萧红的女权意识和她的背离行为

萧红短暂的一生中，都是在女权意识的支配下，与男性中心社会的主宰者进行着抗争，以求得女性的独立与自主。但她未能摆脱传统女性的心理模式：对男性的需求与依靠。因而，这个女权主义的张扬者却“一股脑地被男人所支配”，形成了她的悲剧命运。     

萧红作品中的女权思想

萧红作品中的女权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她赞颂女性,在<呼兰河传>和<生死场>的女性描写中,她称赞:女性的人品高尚,性格坚强、刚毅,不向封建道德观念与黑暗恶势力屈服,敢于同命运抗争;另一方面,她鄙视男性,抨击和嘲讽男性,如在<逃难>和<马伯乐>中,对她的这种思想体现得尤为突出,她觉得:男人貌似强大,了不起的样子,其实思想卑微、自私自利.男人不仅胆小、怕事,而且比女性懦弱、愚蠢等等.萧红笔下的这些男、女形象的刻画都充分反映了她作品中的女权思想.     

社会达尔文主义视角下的民初妇女运动

面对近代中国亡国灭种的国难问题,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诉诸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欲摆脱病国的现实,必从改变病夫开始,隐藏于传统家庭结构中的女性由此走向社会场域。以此为背景而兴起的近代中国女权思想,与西方女权发展的路径十分不同,其意不在寻求女性与男性个体权利的平等,而在于将个人看作国家有机体的组成细胞,将强国目标的实现与女性个体的改善相连,故此,女性的主体性在与国家救亡的时代使命的关联中凸显出来。     

女性主体建构的初步尝试——论《中国新女界杂志》的女权思想

区别于以民族解放为妇女解放之目的和归宿的晚清女权启蒙主流话语,<中国新女界杂志>从女性的角度关注和探讨女权问题,重视女性的主体地住,形成了以本土女权理论意识、温和的女性立场和科学启蒙意识为主要特征的独特女权思想.<中国新女界杂志>的女权思想不仅丰富了晚清女权理论,同时也为晚清以来中国女权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     

从《秀拉》看托妮·莫里森的民族女权观

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长篇小说<秀拉>是作者民族意识和女权观点的综合体现.长期以来的种族歧视使黑人男性作为第一受害者在精神上弱化,心灵上扭曲,从而在两性关系中要求女性做男性权威的绝对顺从者.在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迫下,众多黑人女性失去了寻求自身解放的意识,沦为社会和家庭的奴隶.但是,"我们中不乏勇敢的人",莫里森笔下的夏娃、秀拉以及莫里森本人都是在这多重困境下成长起来的"勇敢的人".莫里森以实际行动对自己的民族女权观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女权理性视野下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

20世纪中国的女权理性是在“五四“启蒙运动传统理性与现代理性的激烈交锋中诞生的 ,作为现代理性分可分割的一部分 ,女权理性在整整一个世纪之中 ,伴随着时代、政治和文学思潮的变迁而不断变化 ,同时 ,也给女性文学带来了不同的价值评断力量 ,本文立足于 2 0世纪女性写作的文本 ,细致梳理了女权理性与女性写作繁琐微妙的复杂关系     

意识形态对女性主义翻译观的影响

女性主义者大力呼吁:“在翻译中也要争取女权,即在译文中让女性的身影尽量被看到,女性的声音尽量被听到”,以反抗文本的男性中心和女性歧视,突显女性在文本中的地位,并以此影响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界定。本文从女性主义翻译哲学,翻译标准等六个方面,系统地探讨了正是女性的这种反抗男权中心的意识形态形成了颇具个性的女性主义翻译观。     

"生利说"的来源及衍生于妇女问题

在中国现代化初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男性女权先声"提出的"生利说"对现代化以及妇女解放的影响重大.一方面,他们将妇女视为不劳而获的"分利者",从而开启了唤醒二万万女子全面进入公共领域的女权启蒙进程;另一方面,"生利说"从根本上否定和屏蔽了女性在历史中,尤其是生产劳动中的作用和地位,从而将此虚构为国弱民贫的一大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