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商业银行不可轻言上市

金融企业上市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上市问题,已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为了避免以往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的“重上市、轻改制”的倾向,我国资本市场的承受能力及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现状得出了国有商业银行不可轻言上市,对外要完善上市环境,对内要积极的创造条件推进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综合改革,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以逐步实现上市。     

企业改革与政府改革

现代企业制度的制度创新,不是孤立的制度安排,而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体系。它涉及到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劳动力市场的建立、思想观念的变革以及政府的改革等多方面的问题,其中政府改革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体制基础上发生的改革,与其说企业改革是改革的关键,不如说政府改革是改革的关键。这是因为政府与企业是一种父子关系。老子不改,     

先搞企业改革还是先搞政府改革

经济学博士、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魏杰最近提出,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不应是企业改革,而是政府改革。政府不改革,其它改革无法进行下去。 魏杰风趣而形象地提出了“爹论”:在中国,政府是企业的“爹”,企业是政府的“儿”。二者之间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劳。 企业本应是经济组织,但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企业完全被行政化了,其特征有三: 一者,企业的地位行政化。有副部级特大型企业,司局级大型企业,处级中型企业。企业都在为     

商业银行产权改革的管制经济学分析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势在必行,而其改革的实质就是政府在银行这一特殊企业中的角色定位问题.管制经济学研究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基于管制经济学的逻辑论证,揭示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的方向.     

管制下的企业行为与绩效分析

自然垄断行业需要政府管制,但受管制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容易产生低效率的弊端。如何确立自然垄断行业中的政府职能, 政府如何对自然垄断行业进行适度管制以提高其效率已成为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的新课题。本文通过对具有竞争结构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的考察, 分析了政府管制与企业效益的关系, 通过对市场进入管制下企业行为的描述, 讨论了政府管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及可能引发的社会成本。针对政府管制可能产生的低效率情况, 探讨了管制改革的对策及管制改革的效率目标     

政府机构改革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启示与借鉴

政府机构改革是政府在适应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为了更好地履行自身职能而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完善,国有企业改革是企业在适应新的市场社会条件下,为了追求更好的经济社会效益而进行的改进与变革,我们在强调政府向企业学习、追求企业化政府的语境下,也应该重视政府机构改革对国有企业改组的启示与借鉴。本文分别从职能转变、机构精简、劳资关系、多元协作、民主法制、道德自律六个方面阐述了政府机构改革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政府知识管理可行性及其途径

知识管理近二十余年的实践为企业管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以及行政人员素质的提高为政府管理改革提供了新的契机.借鉴企业知识管理改革的成功经验,依托国家知识创新工程,通过创建学习型政府、完善电子政务和公务员激励机制等措施实施知识管理是提高政府效能的有效途径.     

美国市政管理企业化改革评述

美国市政管理经历了两次“企业化”改革。第一次是市政体制改革 ,主要体现在市长暨议会制、城市委员会制、城市经理制三大市政体制方面。第二次是市政管理改革 ,主要体现在在市政预算方面增强使命感、在市政服务和市政工程方面引入竞争机制、按业绩进行管理、注重政府雇员的再培训、在人事制度方面改革政府传统的照章办事的陈腐做法等方面。美国市政管理改革给我们的启示是城市政府行政权力的集中化和扩大化 ,城市政府行政管理的企业化和现代化 ,城市政府官员的知识化和专业化     

自然垄断企业改革:政府规制和公司治理的融合

自然垄断企业的改革关系到整个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作为自然垄断企业的传统治理方式之一,政府规制在市场环境变革中已面临困境。实践表明,在政府规制框架下,对自然垄断企业进行以公司治理为核心的公司化再造是提高自然垄断企业绩效的根本之策。为此,我们提出了一个把政府规制和公司治理进行融合的新的改革思路。     

转轨时期国有企业兼并中的政府行为分析

国有企业的改革经历了从“增量改革”到“质量改革”的发展过程 ,所谓“质量改革”即是通过国有企业进行的战略性改组、兼并、联合等形式搞活国有企业。本文分为三部分 :一、我国转轨时期的经济体制的运行 ,即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阶段的国有企业的运行。二、政府主导型企业兼并。在转轨时期国有企业兼并是由政府推动的 ,政府作为企业兼并的行为主体有着深厚的体制基础。三、转轨时期国有企业兼并中的政府行为 ,即国有企业在今天兼并中政府的角色和作用     

企业改革中管理机构优化设计的理论研究

本文从企业管理系统的功能分析入手,阐述了如何设计合理的企业管理机构,以便为改革和优化企业管理机构提供帮助,并为当今正在开展的政府机构改革提供参考。     

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层障碍:个人经济权利虚置

一、走出改革的“迷阵”:政府与企业关系调整 回顾十多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仔细研究分析则不难发现,尽管我国经济改革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跳出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放权——收权”循环的怪圈,把行政性“分权——放权”延伸到扩大企业自主权,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然而仅从“政府间关系调整”到“政府与企业间关系调整”,也只触动了中国浅层次的利益结构。而深化中国经济改革的真正障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困境

服务型政府就是提供公共物品为社会、企业、公民服务的政府,它是一个民本、法治、有限和有效政府。目前政府自身的建设与改革成为影响中国改革进程的关键因素,推进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从管制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已成为新阶段中国改革攻坚的重要任务。但目前实现这种转变还存在着观念、体制、机制等多方面的困境,走出这些困境需要政府自身的转变和公民社会发展,二者缺一不可。     

论我国企业并购中政府行为的诺斯悖论

我国的企业并购是政府主导型,政府行为的诺斯悖论在其中有多种体现。其形成原因包括有政府行为目标多元化、地方政府独立经济利益的形成和制度环境的影响等。要化解诺斯悖论,可从几方面入手:进行国有资产管理政策改革,推进企业并购市场化;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制定战略规划,加强地区协调;改革财税政策。     

西方企业化政府与我国行政改革

西方“企业化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公共服务改革发展的一般规律。我国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是一种行政体制的创新,有待形成新型的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模式。文章分析了西方企业化政府的主要特点和现存问题,提出了构建有限政府、有效政府和廉价政府的命题。     

商事制度改革与外商直接投资

政府不断推进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但企业的获得感不强。因此，本文尝试实证检验商事制度改革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制度性成本。本文以广东省商事制度改革为切入点，以企业开办时间度量企业制度性成本，实证发现商事制度改革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约18%的开办时间。这些发现在统计学意义上是显著的，也是稳健的。但在经济学意义上，与政府提出的开办时间降低一半的目标相距甚远。因此，进一步简政放权，推动商事制度改革政策落地执行，大幅度降低企业的制度性成本是未来商事制度改革仍需努力的方向。     

监察博弈与国有企业改革

结合博弈论的有关知识和中国国有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不全在所有权改革上,政府还应创造良好的企业经营外部环境,从降低企业领导者工作的难度出发搞好国有企业改革。     

商事制度改革与企业制度性成本

政府不断推进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但企业的获得感不强。因此，本文尝试实证检验商事制度改革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制度性成本。本文以广东省商事制度改革为切入点，以企业开办时间度量企业制度性成本，实证发现商事制度改革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约18%的开办时间。这些发现在统计学意义上是显著的，也是稳健的。但在经济学意义上，与政府提出的开办时间降低一半的目标相距甚远。因此，进一步简政放权，推动商事制度改革政策落地执行，大幅度降低企业的制度性成本是未来商事制度改革仍需努力的方向。     

论企业化政府与政府型企业

企业化政府是当前政府改革的一大潮流,而政府型企业却处在不断的缩减之中,从如何区分公共组织与私人组织、如何理解政府社会与社会政府、如何疗治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多个视角,以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了政府型企业与企业化政府之间问题的缘起、互动的关系和发展的趋势。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政府传统行政模式的转型

以传统政府模式转型成“企业化政府”模式为典型,把已经在企业内部取得瞩目成就的平衡计分卡管理模式引入“企业化政府”管理模式,增强政府改革的可行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