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我国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调适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对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和调整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不断完善 ,在我国进入小康社会的发展新时期 ,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仍需进一步调适。科学界定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和角色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 ,完善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机制 ,加强法制化建设 ,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 ,保持中央与地方关系良性动态平衡 ,对深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促进政府职能创新是非常必要的 ,也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     

从条块分割走向协同治理——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关系的调整取向探析

垂直管理是调整行政组织结构和行政权力配置,调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项重要举措.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央收权促使了垂直管理的兴起.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关系中存在着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等问题,因此,必须对这一关系进行调整和改革.构建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借以达到二者协同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目的,是优化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关系的现实选择.     

略论中国封建社会中央与地方权力分工中的“外重内轻”与“内重外轻”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二千多年,其间王朝更迭,兴盛衰落。在历代皇帝的“家天下”统治下,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工这一问题,曾出现过两种现象:一种是“外重内轻”;一种是“内重外轻。”这两种现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各自有什么特点,与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有什么关系?本文试图对此谈一点看法。中国封建社会里,中央与地方权力分工上表现出的“外重内轻”现象是:中央给予地方很大权力,使之能独立统管地方的军、政、财大权,结果形成“尾大不掉”,不再听中央的调遣,乃至形成封建地方割据。其特点:     

调适性治理：地方党内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制度逻辑

地方党内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作为一项保障地方政策权力规范运作的党内监督制度形式,在强化中央政策统一性,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方面扮演关键角色。本文尝试从中国政党国家治理的历史线索中提出一个“调适性治理”理论框架,用以分析与解释当前地方党内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过程中的一系列制度现象及其实践,包括由正式治理与非正式治理、常规治理与动员治理、技术治理与政治治理共同形塑的制度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机制互动与深层次制度逻辑。调适性治理的稳定存在与机制生产既是法规部门组织结构及其所处制度环境,以及对环境不断适应与塑造的产物,也是法规部门保持工作灵活变通与政治能动,缓解治理紧张所导致的结果。这可以从工作通报、审查标准、指导案例、问题处理等制度调适过程得到具体呈现。然而,调适性治理在为地方党内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带来有效性的同时,也存在目标替代、制度变通、政治偏好、法治张力等制度局限。这为我们全面客观评价调适性治理的制度过程及其对地方党内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影响提供了资源。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变迁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是国家法律体系建构中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从我国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演变看,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地方权力大小各异,但相对于中央立法权,地方立法权是逐步扩大的;在中央立法权缩减的同时,地方立法权总体上呈扩张趋势,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对国家结构形式与分权关系认识的加强、治理方式的民主化和差异性国情下的市场经济。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我们应在法制统一的原则下,适当扩大地方立法权;实现立法权的均衡下放;力求权力配置上法制化和科学化,运用立法监督制度规范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     

集权与分权:变动中的历史经验——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处理为例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与地方关系经历了从中央高度集权到逐步向地方分权的过程。在从集权向分权变动的过程中积累了三条基本经验:其一,根据国内政治形势与社会环境的变化及时进行调适;其二,在尊重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基础上实现集权与分权的平衡;其三,逐步实现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规范化与法治化。     

美国联邦与州关系的历史演进及启示

美国联邦的权力在与其各州权力的对抗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并出现集权化的趋势.这种依据现实情况不断调整发展二者关系的历史进程,对于我们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我们应认真研究和把握中国现实情况,在不断巩固和加强中央权威的同时,循序渐进地推进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创新之路,营造出健康协调、良性互动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期工作人员心理影响与调适

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对权力利益关系的调整 ,直接影响着工作人员的心理变化 ,而工作人员心理状态如何则关系着改革的成败。本文通过对政府工作人员存在的焦虑心理、受挫情绪、相对剥夺感和“政治不服从”意识等问题及其对改革影响的分析 ,提出了心理调适应采用引导工作人员自我调适、重视组织调适的思路 ,以解决政府工作人员心理不平衡危机 ,维护社会安定 ,推动改革顺利进行     

中山陵征地考

中山陵修建过程中,围绕征地问题展开的一系列交涉,反映了国民党人改造国家的努力与地方社会、民间利益之间的冲突和调适,从微观上见证了这一时期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权益关系的变迁。     

论孙中山的均权主义

均权主义是孙中山先生首创和倡导的,在集权和分权各自优点上综合出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它跳出了集权主义和地方分权主义在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问题上的争论,从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关系上,寻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平衡和地方自治的合理性。均权主义不否认权力在中央与地方之间集中与分散的重要性,但认为更重要的应是职能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工与协调,只有这样,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才能在合理的职能关系基础上得到合理的解决。民国一代,均权主义的理想色彩远远大于它的实践意义。尽管民国时期的中央权威式微、地方主义盛行,加之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党专制与独裁,使均权主义仅仅停留在理论探讨上,但它至少为现实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一种合理的价值取向和结构模式。     

论中央与地方财政权责关系与划分适度——兼论地方财政适度单立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平衡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而权责清晰的财政关系是在中国国情下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首要和当务之急。本文认为,在中国具体国情下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主要在于确立中央与地方的财政适应关系,关键在于具有中央与地方财政权责关系,由此达成或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平衡和协调发展,这也是解决地方财政问题的核心内容。而划分适当、有度调适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权责关系,是因应中央与地方财政权责关系这一收入与支出范畴和权责内容的基本建构相态,为此,地方财政可以适度单立,如可先完善地方税收权,而在这一现实过程中完成中央与地方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平衡相适应的基本财政任务,其既是动态的,又是静态的。进而理论上也是在主动判断建立一种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适合的基础,还需要对财政权责关系适度配置予以考证及分析。     

公共权力失范与政策执行失序

我国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有着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随意性的特点.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不规范加剧了地方政府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府部门之间职能不清、责任不明也导致了政策执行失序;提升政策执行力必须规范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同时消除部门利益,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宪法演变

世界各国中央与地方之间行政权力关系的形成原因复杂,因国情不同而互有差异。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间,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我国宪法,在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过程中,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同时,彰显了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决心。从政经一体化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到政经分离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再一次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西方发达国家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几点启示

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比较规范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它们的许多做法对我们今天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注意划分国家与社会的权力、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针对具体的情况采取具体的制度     

创制·改革·调适──简论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政治关系之一。建国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经历了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的确立与发展时期、１９７８—１９９９年的改革时期。今后，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世界形势的变化，还将不断地进行调适。     

集权与分权的均衡:国家管理模式的机制创新

合理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关系是大国治理的根本问题.作为体现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两种基本形态,单一制和联邦制具有各自不同的优势和不足,各国应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国家管理模式.在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经历了持续的改革,但仍存在着高度集权、权责不明晰、差异性分权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推进我国国家管理模式创新,应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建立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分权格局、适度扩大地方分权、健全监督制约机制,推进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走向法治化.     

授权体制——当代中国中央地方关系的一种阐释

中外学者关于当代中国中央地方关系的八种阐释各有优劣。进一步认识中央地方关系应遵循四个前提。当代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是一种授权体制。在授权体制的中央地方关系下,权力的核心和合法性源头在中央,然而地方并不是简单地不折不扣执行中央政策的代表,实际上也握有一定的职权和权力,中央通过职权的授予和收回("放"和"收")来调整中央地方关系。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想模式:保持适当的张力

如何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横观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和纵观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演变历史经验的借鉴，试图从中央与地方关系应保持一种适当张力的角度出发，提出一种较理想的关系模式，即中央必要集权与地方适度分权相结合的纵向权力关系模式。     

从贵阳教案“八议”的适用看咸同政局的内外变迁

贵阳教案是《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发生的一起标志性案件,延宕数年之久,最终以“八议”结案。清代“八议”制度虽明载于《大清律例》,但适用范围极为有限,近乎具文。贵阳教案以“八议”结案这一不同寻常之处,展示出司法交涉过程中交织着复杂而隐蔽的权力较量。权力较量的背后,是咸同之际内外政治局势的变化。内部军功阶层的兴起,中央权力与地方督抚之间围绕贵阳教案展现幽微而丰富的权力关系。中央权力在面对某一位督抚时仍然具有绝对性优势,但是中央权力一旦面临军功阶层因阶层认同所形成的复杂权力网络时就会大打折扣。“八议”的适用,是对传统儒家式君臣关系短暂的复归,对军功阶层的优待,适应了政治格局的变化。清廷恩威并施,体现出富有弹性的统治策略。中法围绕“国体”展开的合法性争夺。法方试图以国际条约体系解决教案,但又以殖民话语否定清廷的主权。清廷则试图把儒学原则扩大到国际交涉,使对方的权力被包容进皇帝的统治之中。双方均试图通过持续性的话语操作将对方纳入自身的权力体系当中。在这个过程中,清廷的国家观念、交涉方式均向现代国家转变。     

论1932—1935年间蒋介石个人权力的扩张

1932—1935年间蒋介石个人权力扩张的过程,是民国政治由寡头政体向独裁政体转变的过程,也是现代国家权力发生异化的过程。蒋介石利用“剿总”、“委员长行营”等军事指挥机构对各级政权的渗透和扩张,凸显了军事集团势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强化了蒋介石的个人权威,使得民国政治重新返回“军政”状态。他的所作所为不仅干扰了中央与地方各级政权正常的政治运作,阻碍了自晚清“新政”以来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进程,而且还扼杀了处在萌芽状态的地方自治运动,造成“国家权力”的畸形扩张和“民权”的萎缩。他通过对许多地方各级政权党政军事务的牢固控制,架空了汪精卫领导下的中央党政机构,最终在1935年实现了建立个人军事独裁统治的政治目标。其代价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