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西兰卡普图案在广告设计教学中的应用

从湘西土家族西兰卡普图案符号的形式、传统色彩搭配和图案寓意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将西兰卡普图案所传递的形式感、观念、情感、个性化特征应用于现代广告设计中.探讨了在广告设计教学中如何将民族性的传统图案与现代感的设计元素有机融合,使民族传统图案在现代广告设计中得到升华,更有助于学生创作出寓意深刻具有中国传统的文化内涵的广告作品.     

壮印女性传统服饰图案多模态比较研究

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探讨壮族和印度民族地域性、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研究壮族的“天人合一”和印度的“梵我同一”对壮印传统女性服饰的影响,通过多模态比较研究其服饰图案纹样题材造型、图案纹样构图方法和服饰图案色彩搭配,以及服饰图案寓意,发现两者在这些方面的相同与异同之处,整理和归纳出壮族和印度女性传统服饰独特的艺术特点.并将在“一带一路”中印文化交流中,有利于壮族和印度女性传统服饰这两种元素巧妙地渗透和融合.对传统民族服装设计的传承与创新的应用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从审美意向到艺术符号的构建——论中国民族服饰情与意的整合传达

中华民族服饰文化体系,是各族劳动人民情感的表述.它以符号化视觉语汇透视出民族生活习俗、民族审美理念和思想情感,标志着各自民族符号性的文化选择.服饰构成要素的变更,促进了情感和审美形式的变化和发展.民族服饰视觉情感语义的准确快速传达,主要是通过一定的服饰造型和图案设计等呈现出来,并体现民族传统审美文化体系的历史延续.     

也谈乳源瑶族服饰上的刺绣图案

到过粤北乳源瑶山考察的民族学工作者,都知道那里的“东边瑶”妇女擅长刺绣;无论男女老少服饰上的花纹图案,均出自妇女之手。这些花纹图案,不但色彩艳丽,技巧别具一格,而且构思奇妙,涵义深刻,不愧为瑶族民间工艺珍品。本世纪四十年代,曾有学者对这些花纹图案进行探讨,并提出:“他们的历史,经济、家族、生活诸方面,可说都有多少形迹留在里面”的推测,但未加论证。     

视觉传达艺术设计中国民族图案的审美价值

中国民族图案的形成具有悠久的历史,每一种民族图案都蕴含着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美好向往,体现着劳动人民的审美趣味,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审美艺术价值。民族图案通常会和一些艺术设计作品同时呈现,其立足于传统,体现着传统的美术精神和民间艺术。图案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情感,体现着我国传统的审美观念。在现代视觉传达艺术设计中,中国传统的民族图案依然能够被创新和应用,并体现出独特的审美价值。     

传统文化的情感取向与生命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的著书立说以“重情”的独特表达方式,共同铸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高度和情感智慧,源远流长滋润着世代中国人.儒家:“血浓于水”的亲情指向,强化以血缘关系为基点,形成“忧国忧民”的主流文化情怀;道家:自爱与恬淡的情感定位,提出甚爱必大费,以包容性的阴柔情怀面对社会环境;佛教:慈悲为怀,以波澜不惊的内在情愫超越自己.他们互补的精神文化情怀,面对生命给了我们许多启示.     

浅谈丰富多彩的云南文山少数民族服饰文化

云南省文山州少数民族众多,支系复杂,因地域环境、宗教信仰及审美观念不同,各民族服饰各有特点.文山少数民族的传统服饰,是少数民族同胞的情感表述.这些独有的情怀,通过服饰材料的造型、图案色彩的构成,体现出民族传统审美文化体系的传承.     

藏族纺织品的装饰图案艺术

图案艺术在雪域高原民族生活中无处不有，这些民俗文化，体现了他们对美和善的追求。作为一种装饰、实用艺术，藏族纺织品的装饰图案反映了藏族人民审美情趣的组成内容和特征取向。 藏族纺织品装饰图案主要来源于具有象征意义的自然形象和几何原理纹样，包括植物、动物、天文地理现象（日月星云水石等）、吉祥寓意的传统纹样、组合器物纹样、几何纹样（含变形文字）等。这些图案以单独、组合、角隅、边饰、散点、连续、规则条格等形式进行配置，在藏族工艺美术传统纹样中被广泛应用。     

海南美孚方言黎族织锦纹样探微

美孚方言区黎族的织锦,无论是制作工艺、花纹图案还是构图技巧,都有其独特之处,制作过程中的“絣染法”在黎族各支系中,独此一家,从而形成了独一无二的织锦风格.特色鲜明的花纹图案,既是本民族审美意识的反映,更是对本民族历史、宗教和文化的诠释.     

秦汉时代之羌族道德生活

羌族分离和分立其部落的风尚在促使其支系繁多、分布广泛的同时,也使其道德生活表现为以崇尚“豪强”为特色的功利主义和“窝里斗”。在政治权力继承方面,受汉族影响,嫡长子世袭已成为新的道德规范;在婚姻道德方面,婚前性自由、一夫一妻制、多妻和转房现象具有道德合法性。对父母孝敬的道德情感强烈地表现于葬俗之中。恶劣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使他们养成了勇敢顽强、反抗压迫和剥削、报答仁政的道德品质。     

壮族土司制度研究与壮学建立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时间上延续了600多年,空间上覆盖了壮族历史上的主要分布区域,壮族土司制度的众多因子已转化成当代壮族的重要文化元素.因此,壮族土司制度是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壮族土司制度研究成果是壮学建立的重要基石.壮族土司制度研究还可以在土司相关专题、土司文化遗产、与国内及东南亚邻国的比较等方面进一步拓展.     

基于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东盟“共生度”评价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质是要打造一种更为和谐的共生秩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不断提高双方之间的共生度.本文构建了一个衡量国与国之间共生度的评价体系,以测度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相互融合的程度.基于该评价体系,本文测度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度,并据此总结了中国-东盟共生度增长和变化的规律,以期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广西中越边境沿线有防城港、宁明等八个县(区、市),除了东兴市,其余7个县区都是壮族聚居区,历史上盛行壮族歌圩风俗.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功能丧失,壮族歌圩面临着歌师歌手后继乏人、歌圩听众不断流失、传统歌圩点风光不再的窘境.运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方法,实现壮族传统歌圩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政治基础和底气。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确立的内在逻辑和演进机制入手方能辨析其本质特征,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最终确立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共识形成和确立的基础是广泛的爱国主义。因此,"中华民族"及其议题本身不具有制度规定性,具有价值中立性特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方能形成巨大的现实力量。在近代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在建设与改革时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持续滋养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内在的规定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切实把握方向和大局,以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的政治方向。     

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与壮学体系构建

壮学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壮学研究范畴性质决定了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不可或缺,壮族民间宗教信仰是壮民族的文化之根,壮族宗教信仰研究成果与壮学学科建设发展同步,继续深化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对壮学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     

发展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山区稻作农业困境

稻作是我国西南山区农业发展成败的关键.改种粘稻杂交稻冲击当地少数民族传统糯稻生计模式,导致了山区农业危机并波及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领域.实践困境呼唤理论突破,反思该项改种政策需超越现有主流视角,而发展人类学范式的引入是一个必要而有益的尝试.将发展措施置于具体的文化情境中来审视,使可持续和共赢的农业发展新道路成为可能,并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过山瑶文明进程中的生存智慧

过山瑶是对瑶族的又一称谓(或为别称),它浓缩了瑶族先民千百年来漂洋渡海、翻山越岭、过山吃山的历史进程,形象反映了瑶族历史生活画面的社会学意义.瑶族人民在过山吃山的历程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生存智慧,主要包括:以盘瓠神话为发端,创造盘王文化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借用封建王朝名义,创作《过山榜》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从北往南迁徙,过山吃山种山以实现民族大转移.盘王精神永远激励着瑶族儿女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一步一步地走向辉煌的明天.     

文化传承视域下大理“三月街”千年发展的实践逻辑

乡村集市长久地遍布于广大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常见的民俗之一,它服务于农民调剂余缺和社会交往的生活需要,并且演进成为地域民俗文化集散、展演的文化空间.大理三月街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乡村集市,形成于唐朝永徽年间,历时1300余年,不仅发挥了经济性和社会性的重要功能,而且积淀成为承载大理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三月街文化空间的千年发展是大理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表征,其实践逻辑在于集市内源性因素的推动和地域文化禀赋的孵化.     

节庆文化及其传承逻辑——基于贵州清水江苗族独木龙舟节的分析

民众日常生产生活实践是民间文化的源头活水,任何民俗文化事象与当地民众的社会文化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本文具体呈现了贵州清水江上游苗族独木龙舟节的丰富内容,分析了独木龙舟节的性质和功能,揭示了独木龙舟节与苗族社会文化的逻辑联系,指出独木龙舟节对于理解文化整合性、文化活力内源性和文化形式变化性的启示意义.     

铜鼓文化圈的演变过程

铜鼓文化圈是南中国与东南亚特有的文化现象,但不等同于铜鼓的分布区域,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时空概念,中心与边缘的分布区域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各时期铜鼓文化的内涵也不断变化,经历了形成、发展、兴盛、散播与传承的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