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

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之后，立即引起广大民众的热烈反响和学术界的讨论，其中学术界最为关注的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中等收入阶层，二是中等收入阶层与中产阶层是什么关系。对这两个问题，学术界分别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回答。对第一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中等收入阶层是一个经济统计的概念，也就是说，中等收入阶层就是收入处于中间的那部分人。     

中国城乡老年人收入分配差距的初步探讨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乡老年人的收入状况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城乡老人年的今天的经济收入相对于90年代的初期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城市老人年的收入中，参加经济活动所获得收入的比重在增加；在农村老年人中，     

中国城市的社会阶层与基层人大选举

与强调用民主价值观、政治效能感解释中国基民人大选举中人们投票行为的思路不同,作者将阶层政治论的基本逻辑用于解释投票行为。该理论的理性选择解释把阶层利益作为核心阐明变量,而阶层政治的社会心理解释则强调阶层认同的不可或缺性。运用逻辑斯蒂回归及检验模型间系数差异的自助法对CGSS2006数据的分析结果,支持了基于这两种解释的研究假设。公职新中产、市场新中产、小业主与自雇者均比工人更有可能参加投票;而这又由其收入更高、更认同中产阶层来阐明;收入越高越认同中产阶层;收入越高、越认同中产阶层就越有可能参加投票。归纳这些研究发现,并进一步整合理性选择与社会心理解释,作者认为阶层利益不但是联系阶层地位与投票行为的机制,还通过阶层认同阐明阶层地位与投票行为间的因果关联;阶层政治论是分析当前中国民众政治参与的一种有效理论工具。     

声音

中国最大的收入差距在政府和民间。一一国有体制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在过去已经成功帮助中国实现高速工业化发展，但代价却是政府和社会之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如今也成了经济结构转型的根本障碍。《第一财经日报》如是评论。     

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阶层对青年幸福感的影响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的调查数据,采用Ologit回归分析青年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观阶层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青年人群其幸福感越高;个人社会经济地位整体上对青年人群幸福感的影响有限;主观阶层和对未来阶层流动的期许对青年群体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而青年群体对自身过去阶层流动的感知对其幸福感无显著影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阶层对青年群体幸福感的影响不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婚姻续存状态下的青年人的幸福感影响更大,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阶层对婚姻非续存状态下的青年人的幸福感的影响更大。     

转型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中国的现状和对策——城乡差距：影响中国整体收入差距的最大因素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经济飞速发展，取得的巨大成果世界瞩目。但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内居民日趋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和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也开始引起社会各界乃至世界的共同关注。据有关调查，中国城镇家庭最高20％收入户与最低20％收入户年人均收入差距，已从1990年的4．2倍、1995年的6．9倍增加到1998年的9．6倍。另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20世纪90年代末的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为0．458，已超过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     

机遇与挑战并存增长与调整不悖——2012年首次“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综述

2012年,是中国“十二五”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也是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年。毋庸讳言,经过近些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累积了很多问题,如房价高企、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经济结构失衡、发展方式迄待转变等。因此,从2011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学界流行一种说法,     

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

本文提出了一个以公共权力、资产控制权和技术资本为基础的中国城市阶层地位划分的理论模式,进而建构了一个由社会上层、中产上层、中产下层、技术工人及小职员、非技术工人及个体劳动者5阶层构成的阶层结构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阶层地位是制度化的、由资源占有关系所规定的社会位置;居于这些位置上的人们是这一阶层的成员,他们享有相应的生活机遇,甚至在主观上认同这一社会身份。对中产阶层的界定应置于社会整体阶层结构中进行;中产阶层地位是位于基本阶层地位之间的阶层地位。据作者提出的阶层分析框架对"2003年中国全国综合调查"(CGSS2003)资料所作的分析显示,中国城市的社会上层占大约0.6%,中产上层占7.6%,中产下层占22.8%,技术工人及小职员占25.7%,非技术工人及个体劳动者占43.4%;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是较典型的"金字塔"形结构。统计结果还显示,这一阶层框架对收入、家庭住房面积、阶层地位认同、幸福感等生活机遇和主观社会态度变量的方差的消减,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这些结果表明,作者所提出的阶层分析框架对当前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而言,是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     

基于收入视角的中国城镇居民群体消费差异分析

本文基于收入视角,对中国城镇居民群体消费差异进行分析。 一、实证模型 中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应该定义为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的共同作用而进行的储蓄,消费增长率和收入风险成比例以及不同收入阶层面对总体风险和特质风险反应是不同的,可以得到反映总量风险和个体风险共同影响的预防性储蓄实证计量经济模型：     

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的生成机制与社会后果——基于杭州市X区的田野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伴随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而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在这一进程中，该群体内部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分化。剖析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的生成机制与社会后果，对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择杭州市X区作为田野调查点，对24位新生代农民工开展深度访谈，借助扎根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代际压力下的家庭禀赋机制（养老与养育压力）、代内发展下的经济保障机制（经济收入与债务负担）及外部市场下的市场竞争力机制（文凭与技术）综合塑造新生代农民工的阶层地位。在社会后果上具有阶层再生产、地位差距上的“马太效应”等特征，表现为子女在择校和课外补习上存在教育分层，群体成员在发展心态和生活方式上反差明显，社会诉求和利益表达的渠道选择和争取结果上具有实质性差异。最后，提出缩小该群体内部阶层差距和降低负面风险的社会治理对策。     

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消费倾向——从生存性消费到发展性消费

本文利用2013年CSS数据对中国社会各阶层消费倾向进行分析,发现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较高;但受收入约束,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将消费进一步区别为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之后,显示的趋势是: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的生存性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新中产阶层与之相反,其生存性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发展性边际消费倾向却很高。由此可见,在顶层设计居民消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需要在生存性消费上瞄准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在发展性消费上瞄准新中产阶层和业主阶层。     

建设新农村,抑或是推进城市化？

一、“三农”问题是制约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主要因素 在我国经济总量迅速增长的今天．由双顺差所导致的外部失衡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的主要矛盾。而导致当前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根源．则是内需问题。很多学者把我国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即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不等或者消费预期不足等问题。     

要闻视点

经济学家吴敬琏：官员腐败和收入差距扩大正在威胁到中国社会的和谐，也正威胁到整个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     

南京：中等收入阶层悄然浮出水面

2004年初,笔者主持了南京市重点软科学课题“现代化进程中的南京社会阶层结构变动研究”,该研究选取了能够反映南京主体社会结构的六个典型阶层作为研究对象,包括:管理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个体私营企业主和下岗失业者阶层等六个阶层。研究采用等比分层抽样的方法,共发出问卷1200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901份。调查显示,从整个南京市的角度看,管理者、知识分子和个体私营业主阶层可以作为社会的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中等收入阶层主体的特征财产拥有。南京市管理者、知识分子、个体私营业主阶层2003年平均年收入分别为:34231.7元,26950.2…     

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该从哪里入手?

《人民日报》近期连续四次刊载评论文章,从各个层面分析解读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包括2月1日的《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2月15日的《收入鸿沟需正视》;2月16日的《理性看待当前的社会公正问题》;2月17日的《行业收入不怕差距怕不公》。(据2月18日中国新闻网)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3次历史性的跨越,已经跨越"贫困陷阱",进入中上等收入发展阶段,目前正面临如何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美欧国家发展轨迹与东亚先进经济体有着明显的不同:从欧美发达国家看,尽管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基本相同的问题,但都比较从容地走过"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东亚国家则是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快速超越发展。从我国发展的现实情况看,既要借鉴日韩两国的快速超越发展模式,也应借鉴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以经济发展规律为主导,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     

上海城市社会极化问题与管治研究

当前中国大城市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拉大引发的社会极化问题已成为社会最为敏感问题之一,并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上海为例,分析了上海居民家庭的总体分异特征、上海中高收入阶层和最低生活保障阶层状况、城市贫困人口生活满意度状况。在此基础上,对大城市社会极化相关问题进行了一定思考,并提出了一些管治策略。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一些新发现

共同富裕的实现离不开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作为再分配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制度应该发挥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本文使用2002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的数据,全面评估了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效应。研究发现,随着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完善,政府对社会保障项目的投入不断加强,居民的社会保障收入在这一时期有明显的增长。总体上来看,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且再分配作用在这一时期是不断增强的。其中,社会保障收入,特别是养老金收入,发挥主要的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而社会保险缴费仍是具有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本文研究还发现,2018年,社会保障项目对城镇居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要明显大于农村居民。分地区来看,社会保障制度能明显缩小东部地区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而社会保障对中部地区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相对较弱。分人群组来看,社会保障收入对高收入组居民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的贡献率是最高的,而对中低收入组居民的再分配效应的贡献率是较低的。相比于发达国家,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效应仍有待提高,且中国社会保障的统筹程度较低。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社会保障...     

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资本的阶层差异

本文采取了在社会网络领域长久被忽视的阶层分析的视角研究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结构特征。通过对2000年北京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调查资料的定量分析,我们发现,阶层地位对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资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网络规模大于工人阶层,前者的关系种类比后者更多元化。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比工人阶层拥有更明显的“结构洞”社会资本,前两个阶层与网络成员的交往频率低于后者。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社会网络在性别、年龄和职业异质性方面高于工人阶层。总之,占据高阶层位置的专业行政管理人员比工人拥有更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本。社会网络结构特征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工人阶层之间,可能与中国阶层结构的不充分分化有关。     

提高低收入者工资比调节高收入更重要

中国收入差距之大,并非高收入阶层收入太高,而是中低收入阶层特别是低收入阶层收入太低。所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关键是提高中低收入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会同财政部近日发出了《关于做好2006年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有关部门严格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审核工资与效益挂钩方案。对工资增长过快、工资水平过高的企业,要从严审核其挂钩经济效益基数、工资总额基数,将其浮动比例下调至0．6以下,并严格执行新增效益工资分档计提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