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时调小曲的渊源与发展——以"凤阳花鼓戏"的生成为研究个案

中国民歌如按流行区域来划分,可分为乡土民歌(乡村)与时调小曲(城镇)两大类,二者之间有着极为复杂的渊源关系。但如要从乡土民歌中划分出时调小曲,做出畛域分明的区分界定,又颇为困难。从明清之际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凤阳歌》(乡土民歌)演变为《凤阳花鼓曲》(时调小曲),最后形成《花鼓戏》(戏曲)的生成过程,可以窥见明清之际时调小曲产生的渊源及其发展情形。     

传播与控制:从告示看清代清水江流域社会秩序的建构

目前清水江流域保留大量的明清时期的碑刻告示,揭示了当时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告示并不简单表现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扩张,它往往是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共同协商的结果,体现了官民间相互配合共同治理社会的模式。通过对清代告示所展现的清水江流域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秩序之间的互动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国家如何将法律落实到广大乡土社会,以实现国家对民间社会事务的管理与控制的过程,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依附于国家的现实,从而有助于我们对基于西方社会学"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下的"国权不下县"、"基层自治"的传统观点进行再认识。     

晚清川北盐场大使沈贤修的官宦生涯及其所见川北社会样貌

就职于川东北蓬溪县的晚清“盐场大使”沈贤修（1836—1911）,撰有《禅和子日记》,逐日记录了任职“小川北”15年的宦海生涯。沈氏日记以“微员”的视角呈现了对当时社会的观察与感受,不仅可以借此探析盐场大使的职能运行、其与地方政府之关系,而且可以从中观察川北社会的流动,以及仕宦期间的交际、购物、休闲和文化生活等活动,认识清末川北社会生活的实态,管窥基层官员的文人生活图景,并从当地经济生活的细节中捕捉时代变革的讯息,透视晚清基层官员在社会变革中的心路历程。     

何谓“来历”:从《灵泉志》看明清时期土地权利的“证据”

湖北江夏地方的民间文献《灵泉志》记载了明代当地所谓"八大家"为反抗楚藩占据灵泉山而与之发生冲突的过程,其中的材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早期地方社会的秩序和土地权利的依托,对于我们将这方面的研究向更早的历史阶段推进,从结构性认识变为历时性认识,大有帮助。     

明清时期赣南客家地区的风水信仰与政府控制

本文以明清时期赣南客家地区地方政府对风水信仰的态度为视点,分析了造成政府对风水信仰矛盾态度的社会历史原因;认为地方政府对风水信仰的矛盾态度,实质上高度统一于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在此基础上指出:民间信仰是否有利于地方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其关键不在于民间信仰的内容本身,也不在于民间信仰的表达方式,而在于官方能否充分依托和利用地方社会的精英阶层,主动掌握民间信仰的话语权而因利势导。     

清代秘密教门中的民俗医疗现象与社会影响

明清以降,民间秘密教门在乡土社会传播极为广泛,尽管官方对其打压不遗余力,并不断针对秘密教门的传布制定法律条例,但是仍未能阻止其传布蔓延。作为乡土社会中的常见现象,民众在生活中对秘密教门有不少实际需求,如祈福、治病、丧葬仪式的主持等。清代民众求医问药的方式有多种,而秘密教门的做功运气、茶叶符咒等民俗疗法,是民众易于获得的医疗方式,秘密教门因此吸引大批信众,并获取钱财,不断发展;在此过程中,秘密教门与乡土社会发生密切联系,并成为民众生活中的组成部分,本文拟通过对秘密教门医疗现象及其社会影响的初步分析,勾画出秘密教门在乡土社会的生活实景。     

龙州县班夫人信仰和班氏夫人庙考

对广西龙州县班夫人信仰和班氏夫人庙进行文献搜集和社会调查,同时对班夫人其人其事以及班夫人信仰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梳理,并初步描述了班氏夫人庙会的情况,试图从这一角度探讨龙州县民间信仰和庙会文化在当地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以此折射明清以来民间文化发展、丰富的一个侧面。     

一部观点新颖、内容丰富的学术新作——评《明清史论稿》

近年来，明清史的研究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从不同侧面多视角探讨明清社会的学术著作、论文不断问世，一些以往研究不够深入的问题得到补充和深化，一些前人尚未涉及的领域也日益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最近，由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的朱亚非教授的《明清史论稿》一书，就是近年...     

法社会学视角下石村矿山资源产权纠纷的实践逻辑

通过石村矿山资源产权纠纷的事件,本文描述了地方行政组织、特殊利益集团和社群组织在石村矿山资源产权竞争中的博弈过程,探讨了各利益主体的实际运作逻辑。本文认为,各利益主体的博弈行为引起并加深了乡土社会的矛盾和冲突,造成了大量的违法行为;这些违法行为既是在不断的修订的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中产生的,也是社会成员在反复的模仿行为中建构出来的。民间法和国家法在乡土社会中不是两个离散的点而是一个连续统,两者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都在连续地发挥作用。所以,应当注重民间法与国家法相互影响、相互建构,以增强法律在实践中的适用性。     

沉重与悲怆：乡土生存忧思的“大风歌”——评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

贾平凹的新作《秦腔》,与他过去同样以故乡为题材的作品相比,有了更多的思想冲力和深度。小说直面逼视当下乡土生存图景,同时为乡村传统文化的没落唱出深情的挽歌,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以写实的笔法忧思乡土生存又运用了现代小说的技巧。     

法律制度的乡土生长：安徽调查

传统的乡土社会是无讼的。随着国家权力在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法律下乡”,农民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并开始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权益纠纷,无讼的乡土社会逐渐转为有讼。以Q村近些年来发生的民事纠纷和民事诉讼为个案,探析法律制度渗透进乡土社会的关系调整的机理。在日益开放的乡村,乡村的民事关系主体已经多元化,法律制度的乡土生长的表现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     

和谐新农村的环境法制建设

在建设新农村日益成为社会焦点的今天,农村和农民越来越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交错复杂的农村社会现象背后,农村环境和生态保护问题却常常在各种制度环境和政策背景下被遮蔽或淡化。农村环境问题已经触目惊心,数亿农村人口生存环境恶化,健康受到危害,且纠纷频发,成为社会一个非常不和谐的因素,成了建设和谐新农村的一大障碍。基于对现行环境法制度在农村的适用性的深思,本文用和谐社会的理念对现行农村环境法制进行了一番审视,并对农村环境法制建设提出了一些参考意见,期望对构建和谐新农村有所裨益。     

传统乡村管理文化现代转换中的变与不变——以清代广东潮普地区乡村管理为解析中心

针对难治的广东潮普地区乡村社会,清代中央政府、地方县府、民间社会共同进行管理,虽然存在着中央与地方、官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也不乏它们之间的相得与相补,这使得乡村社会基本上保持了稳定发展。尽管现代乡村管理发生巨大变迁,但传统乡村善治的基本内核仍未改变,此即传统乡村管理文化现代转换中的变与不变。     

传统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及其现代价值

传统中国形成了一元化的行政管理与多元化社会基层组织自我管理有机结合的社会管理体制。以此为背景,在农村社会管理中,则主要依托家族、乡里等基层社会组织自我管理。基层组织通过制定民间规约,集互助互济、行为规范、调处纠纷、过失相规于一体,寓管理于利益之中,化管理于日常生活秩序,极大地节约了社会管理成本。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管理应汲取其精华,以村民共同利益为农村社会管理的基础,重视微基层组织建设,并给基层组织自我管理留下一定的必要空间。     

东汉颍川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

颍川豪族处于东汉全国豪族网的核心位置。从官僚化看,颍川豪族的官僚化进程与东汉政局稳定与否关系密切,其群体担任郡守公卿级官员的人数居于全国豪族前列;从士族化看,东汉中后期颍川士大夫豪族,已从地方领袖转变为全国性的领袖,渐居于全国士大夫豪族的核心位置,对东汉豪族士族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乡村基督教教职人员的社会阶层分析--以浙南Y县X镇基督教为个案

基于现实,以及当前阶层分析中普遍忽视宗教职业者这一情况,以浙南X镇为个案,参照陆学艺教授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阶层划分的成果,初步考察了该地教职人员的阶层分布。X镇基督教教职人员的分布基本遍及乡村社会的各阶层,尤以家庭小工厂主和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农民知识分子、雇工以及私营企业管理者此五阶层为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地基督教的形式开放性和实质封闭性等特征。     

清代地方乡村治理的传统特征

乡村社会是清代国家的基础。封建国家两个最主要的追求:赋税和安宁,都落实在乡村。清代乡村的治理主要依靠这样几种权力和权威:以保甲制为载体的官权、基于血缘关系的族权、以对乡村知识的垄断而形成的绅权和源于皇权的封建教化权。在上述诸权的合治下,民生低下,民权被严重压抑以至于基本不存在。这一切构成了清代乡村治理的传统特征。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相关问题探讨——以《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法（草案）》为探讨基础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不同于一般经济纠纷仲裁,有其自身特点。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过程中应坚持便民原则、效率原则和维持生产原则。仲裁受理范围应特定,仲裁机构设置应结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特点设置。仲裁裁决因具有行政裁决性质,因而不应具有终局效力。     

村民自治与乡村社会的基层权力结构--以湖北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为例

当前农村村民自治中，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基本上还是以乡镇政府为主的国家主导型结构，但民间社会权力正在复兴，反映在村干部选举层面和村政管理中的表现有：一是聚居村落中家族宗族的影响和民间精英的影响与日俱增；二是乡村政治中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越来越弱。     

论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地方创新的动因

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地方创新是特定地方的政府和群众对村民自治制度所做的创造性变革,是当下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具有地方性、有限公共性、自治性、区域性等特点。日益扩大的民主参与需求与相对短缺的民主参与制度、不断增长的民主发展需求与相对滞后的民主发展环境、逐渐提升的服务需求与相对薄弱的农村社区服务等村民自治的内在矛盾是当下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地方创新的根本原因。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需求,上级政府的号召与要求是引发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地方创新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