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古时期道教"三清"神灵体系的形成——以敦煌本《灵宝真文度人本行妙经》为中心的考察

道教的"三清"是指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和太上老君.这三位神灵都是中国道教中最主要的神灵.一千多年以来,供奉"三清"神灵的"三清殿"也是每一座正规道教宫观中最主要的建筑.然而,在道教史上,这三位神灵原来分别是中古时代不同道派或经系最主要的神灵.元始天尊是东晋末年灵宝经所创立的最高神,太上大道君是东晋中期上清经所创立的尊神,而太上老君则是东汉末年天师道所创立的最高神.文章认为,这些分属于不同道派的尊神之所以最终能构成一个完整并且影响极为深远的"三清"神灵体系,与东晋末年古灵宝经的"灵宝自然天文"的神学理论密切相关,而"三清"神灵在道教中的正式确立则在唐朝前期.文章还认为,道教"三清"的形成既代表了道教史上具有关键意义的神灵走向"体系化"和"秩序化"的趋势,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古道教从早期道派分立、神系与教义歧异冲突,到逐步走向整合与统一的历史过程.     

楚国巫觋的凭灵与脱魂现象

一在楚国的神话与宗教中,人和神分别处在两个隔离的世界,人和神的沟通是由巫觋来完成的。沟通人神是楚国巫觋最基本的职能。楚国巫觋是怎样沟通人神,怎样与神灵打交道的呢?目前楚学界流行的观点是:巫觋与神灵打交道的手段有两种,一是祭祀,二是占卜。祭祀是通过向神灵献祭的方式取悦神灵,从而达到与神灵沟通的目的;占卜的神力来源于占卜所使用的工具,这些工     

论苏格拉底的不虔诚

在人与神的交流方式上,苏格拉底表现得对神无所求。"不信城邦的神"指的是不以传统方式接受城邦的神。对苏格拉底信仰的新的神灵——戴蒙——所做控告,原因不在于戴蒙的道德化,而在于戴蒙的私人化,以及在戴蒙和理性(反诘)的共同作用下,苏格拉底才能确定神灵以各种方式传达的真正意义。苏格拉底的哲学审查——诘问——始终与智慧问题密切相关。苏格拉底的"人的智慧"和"超人的智慧"的对比,彰显了苏格拉底对神灵的谦卑和虔诚。     

汉代巫舞的基本类型和形式

汉代是巫术盛行的时代,舞蹈是巫师在巫术祭祀活动的重要形式。巫师祭神时所跳的迷狂歌舞,可以与"无形"的神灵相通感,制造神秘、灵验等气氛,从而达到"通神"、"娱神"的目的,祈求福瑞或祓除不祥或辟除疫鬼。巫舞的基本类型和形式有逐除疫鬼的大傩、祈求福祥的神灵祖先祭祀、求甘雨的雩祭、祓除不祥的祓禊祭。     

南宋时期江南地区“五显神”崇祀考

"五显神信仰"是一种历史悠久、传播地域广泛的民间俗神崇拜。"五显神"原为宋代徽州婺源的一个地方民间俗信神灵,后来在南宋皇室及部分官吏的推崇下,被引入佛教寺院供奉崇祀;宋元以降,又演变为道教的神灵而得到广泛的崇拜。然而,宗教界及学术界关于"五显神信仰"的研究还非常之少,因此,关于历史上五显神产生的时间、神源、信仰分布状况、与民间俗神"五通神"信仰之关系、与佛教"五通仙人"等信仰之关系以及历史演变情况等,还十分模糊,有些论述似是而非。本文对南宋时期江南地区关于"五显神"的信仰崇祀状况进行考述,以求廓清相关史实。     

从甲骨河卜辞看殷商人的神灵建构

通过甲骨文中的河卜辞,主要运用神话学的方法,从神之诞生、神之职能、神之形象、神系世界四个方面来论证殷商人以“万物有灵观”、人之特性、殷商现实社会为参照来实现神灵建构。殷商时期属于神话体系的混沌期,诸神皆是综合神,其职能呈现交叉与重叠。     

玉器的发生与中华礼制文明的起源

中国号称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这样的美称来源于中华古国源远流长的礼制传统。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红山文化古玉被正式识别以来,学术界普遍都把玉器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视为判定中华国家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标识。现有的考古学研究结果表明,兴隆洼文化命名地的敖汉所在的燕北辽西一带,是中国玉器起源的最早原生产地,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用玉地区。根据近年来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古代早期的礼仪活动和初期的社会管理活动,都是来源于以玉为道具的宗教祭祀。礼制的“礼”字,在上古文字中,本义是把玉奉献给神灵,目的是求得神灵的福祐。《说文解字》中说:“礼,……所以事神致福也。”这里所谓事神,就是祭神,具体说来就是通过一定的仪式给神行礼,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给神送玉,所以史书上说“古者行礼以玉”。送玉的目的在于“致福”,就是通过给神送礼来换取神灵的欢心,从而得到神灵的福祐,使福禄来到自己的身边。因此,所谓“祭祀”,就是通过祈求祷告等仪式有条件地给神送东西,这种行为就叫“礼”。人神之间的这种交换,就是“礼尚往来”的本义。如果从社会管理的角度上观察,可以把最近一万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划分为神权、王权和民权这样三个发展阶段。从距今一万年...     

青海地区二郎神信仰流布及祭祀仪式考察

二郎神是青海民间信仰体系中的一位重要神灵,深受藏、汉、土等民族的崇奉。作为青海多元宗教文化中的个案,二郎神信仰具有庙宇建筑和祭祀巡游等诸多元素,又以请神巡乡、祭祀飨神、获取神谕及送神构成的"六月会"为精粹,生动表现出该信仰的形式与内涵:"拉哇"代表神灵作为主体,民众通过军舞或神舞构成神会的整体内容,以不同角度展现神灵与民众的互动形式。二郎神信仰在历史的长河中为民众所传承,又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生演变,体现出多民族融合发展过程中以信仰为载体的文化交流方式。     

浅析古希腊文明中“神”的社会定位

古希腊人敬重神灵,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诸"神"作为各行各业的可敬畏的庇护者无处不在,这表现为纪念神灵的诸多节日庆典、农业耕作中的节庆和航海之前的祭拜仪式,以及遇有战事时注重通过求取神谕等方式征询神意并遵照执行。然而,受古希腊宗教的世俗性和多样性影响,作为古希腊人的庇护者,"神"在被构建过程中,惟有对凡人言行得当,才能得到希腊人认可和敬仰,这种庇护关系体现得更多的是一种互惠的理念。     

义和团的神灵观

义和团所请神灵多来自传统戏文小说,此种选神方法的便捷之处在于戏曲是舞台艺术,具有可感性,戏中英雄为团众提供了直观模拟的对象。义和团崇拜的戏曲人物有四种系列,分为正统神灵和反叛神灵两大类。关羽、岳飞、杨家将等皆属正神系列,而武松、孙悟空、猪八戒等则分别为世俗和神怪反叛式神灵。这些神灵不仅本领非凡,而且富有动感,能直接触及团民的日常生活志趣。团众选神是严酷形势和紧急情况下的行为,因此,其所选择的神灵有人数众多、来路驳杂的特征,但是,此类神灵的反智特性、好战禀赋以及冤屈遭遇,局部意义上反叛了清朝官方和士绅集团拥戴的正神系列,但依然有与正统神灵系列重叠之处。团众选神是时代风云际会促生的产物,反映了晚清至高权力松动状态下意识形态的摇摆状态。     

《西游记》神魔叙述的“食货”结构形态

《西游记》在充分凸现神魔人欲的过程中,还别具匠心地让他们的各种经济诉求参与叙事,并使包含着丰富的世俗经济寓意的"食货"成为故事的构架。首先,在小说的叙事运动中,许多故事围绕"财货"的贪取而展开,上至佛祖,下至妖魔,几乎无不见财眼开,拨弄是非,制造麻烦,将取经故事搞得曲曲折折。其次,小说注意围绕"嘴巴"做文章,取经人要解决斋饭问题,孙悟空每一次化斋常常是妖怪攫取唐僧的最佳时机;而妖怪每一次邀请长辈来吃唐僧肉又都为孙悟空搭救师父赢得了战机。孙悟空、猪八戒也往往分别因为一时贪嘴而引出祸端。再次,在历次降妖除魔过程中,孙悟空的"买卖经"也引发了很多话题,小说据此推出了精于算计而又包赚不亏之类的基本叙述模式和构架。     

红字的含义与上帝形象的变化--评霍桑的《红字》

人神关系的探讨不仅是基督教也是西方文学中表现的重要主题之一。但上帝的形象远非禁止不动而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中。霍桑所著《红字》中A字的象征意义的变化揭示出上帝的形象由神性向神性与人性结合的变化。     

“高丽相人的预言”与《源氏物语》的结构

《桐壶》卷中高丽相人的预言是《源氏物语》小说框架的主要支柱。小说通过这一预言及实现的展开来描述源氏的一生。预言或神谕母题是古典叙事作品中经常用于情节设计和结构布局的一种方法。     

关于远古时代“王”起源的推想

王的名称源于母系氏族社会中祖母的名称王母,男子中的强力人物因其同王母的性关系成为王父并随着家庭的出现成为祖父.王母王父因其辈份、势力和能力上的原因成为氏族组织中的领袖,于是王获得社会领袖的意义.王字的写法可能源于古人祭日用的玉版或玉串.远古时巫因在祭祀与原始宗教活动中的作用进而实现对世俗的行政管理成为世俗领袖王.随着社会的发展,王作为最高行政领袖的作用和地位突显,巫成为王权的附属与工具.     

云梦秦简“牛郎织女”简文辨正

《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取妻"条有关牛郎织女内容的二则简文,在牛郎织女神话研究中的意义与价值毋庸置疑,但上述简文在作为文献材料引证时,缘于其日书的性质而要求我们对其可证性应该给予谨慎的态度。简文有关牛郎织女相关内容的记载,既有神话的内容,也有缘于占验吉凶的矫言的成分,同时,对上述简文的诠释与理解,尚有不同的方式与结果。上述种种情况表明,对上述简文的研究还需深入,结论还需谨慎。     

《心灵史》与《荆棘鸟》主题之比较

产生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心灵史》和《荆棘鸟》均以其对人生、人性的深刻透视关注着人类的精神世界。文章从 两部作品的人物入手进行分析,并试图对作品所呈现的宗教观、苦乐观、女性观等进行深入探究。     

诗成何以感鬼神——上古帝王与郊庙祭歌形态关系探析

诗乐舞为上古祀神仪式中最富有艺术性的部分。周因于殷礼,祭祀礼仪中的诗篇大部分为“史巫祝宗”之辞,为仪式用语,保存在《诗经》的雅颂中,与乐舞一起服务于降神、娱神的需要。     

幽深的林莽丰厚的意蕴--评李传锋长篇小说《最后一只白虎》

<最后一只白虎>作为一部以动物为题材的小说,却有着丰厚多重的文化意蕴.从白虎作为土家民族图腾的层面,它揭示了一个民族古老的记忆及其对原始自然的崇拜;而从白虎与幽莽关系的角度,这部小说又可挖掘出另一层文化意蕴,那幽深的林莽既是白虎的家园,也是生命的乐土,揭示出自然生命的同一性.而作品中所表现的对山野的向往则隐现着乡村诗意与城市发展的矛盾与冲突.多层丰富的文化意蕴,使得这部小说犹如幽深的林莽,引得人们不断的探寻.     

土族“神箭”崇拜初探

文章对土族"神箭"崇拜习俗作了介绍,并分析了其中的文化蕴含.认为土族的"神箭"崇拜尽管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但仍可从中找到一些属于自己的特征,为土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重要线索.     

知行合一观与平民主义教育——杜威与毛泽东的教育哲学思想比较

杜威和毛泽东虽然分属不同的阶级阵营,立场观点迥异,但都致力于旧教育的改革,努力探索并躬行“知行合一观”和“平民主义教育”的教育哲学。从思想渊源上分析,杜威的教育哲学基础是以“经验”为核心的自然主义,而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则是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来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