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基本态度中的人与存在——论海德格尔与“自身意识”传统的关系

海德格尔对近代欧洲哲学传统的“自身意识”问题的思考具有独特的视点和方向。他实际上预先含有对自身意识及其历史进行解构的意图 :他不想从自身意识本身或从孤立的人之为人出发 ,而是从一开始就试图在人与存在的关系中来把握人的基本结构。此在 (人 )与存在的关系因此而被放置到了近代传统的人的自身关系之前。人的自身关系惟有从他与存在的存在关系出发才能得到理解。海德格尔相信通过这种努力 ,可以对自近代笛卡尔以来的思想发展歧途起到纠偏的作用。     

论“自我”概念的哲学演变

在西方哲学史上自我曾以灵魂、实体、主体、此在等诸多形态出现过。自我概念哲学演变的内在机制在于它是由古代哲学的自然反思即自我与自然的混沌状态发展到近代哲学的内外反思即主、客二分状态。到了现代哲学阶段研究自我概念的思路转换,一方面开始从理智的直觉转换为体悟的直觉,另一方面则开始从异化的、分裂的自我转换为统一的自我。哲学对“自我”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实质上是哲学的人学性质日益凸显的过程。     

从康德的“自我”到胡塞尔的“先验自我”

近代哲学史上,“自我”论不仅仅是一个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与实践哲学和伦理学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一般认为,近代关于人与自身的关系起源可追溯到霍布斯,后经笛卡尔、贝克莱、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人把“自我”问题发展为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到胡塞尔现象学中得到进一步发挥,至今仍然是哲人们热烈讨论的一个焦点所在。     

“ 我思”的双重面相——笛卡尔论 “ 意志在判断之中”

：《 第一哲学沉思集》以 “ 普遍怀疑”为开端，探寻 “ 清楚分明的确定性”为目的，用“ 我思”奠定了近代主体性哲学的 “ 新基础” ，来证明上帝和物质世界存在的 “ 老问题” 。笛卡尔在 《 沉思集》之中 “ 按照思维的顺序”所展开的论证路向，一直被视为近代理性主义者的开端和典范。然而，对于 “ 我思”这个全新的哲学开端，笛卡尔究竟做出了怎样的规定？本文试图从 《 沉思集》中的 “ 意志”问题入手，展现出隐藏在理性主义者面相下的另一个笛卡尔形象：一个意志论面相的笛卡尔。     

启蒙与我们自身——一种历史本体论的福柯构思

康德启蒙观无疑成为福柯晚期的重要哲学主题，也是他从现代性探索转向古希腊罗马思想讨论的一个理论契机。在康德的短文《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福柯发现了“现在本体论”并对其加以丰富发展，进而提出“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努力建立“启蒙”与“我们自身”的内在关系。康德启蒙观具有奇特的“笛卡尔踪迹”，或者说，是笛卡尔哲学——旨在正确引导理性、寻找真理——的继续；启蒙的历史本体论明确指向“我们自身”，旨在认识其本质，“我们自身”这一概念在对启蒙的沉思中成为福柯考古学与系谱学的批判主题；启蒙的希望就是我们自身的希望，也意味着自由、独立、理性与现实。作为三维结构主体（知识主体、权力主体与伦理主体），我们自身处于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这一过程就是其存在方式的生成过程，也是其历史本体论的构思过程。     

中西印哲学中的“心识”观念

“心识”观念是世界哲学中讨论的重要问题。古代中西印哲学中的这方面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内容。这些内容涉及意识的来源和作用问题,涉及人与思想的关系问题,还涉及意识的主要种类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梳理与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思想的基本发展脉络,有助于我们丰富世界文明史的知识,吸收借鉴古代文化中的优秀遗产,促进人类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我思故我是”才是笛卡尔的本真沉思——对“我思故我在”内在含义的新解析

“我思故我在”由于开启了西方近代哲学而影响深远,而我国学术界长期用经验论的解释原则去理解这一命题的含义,结果必然导致了对笛卡尔唯理论的哲学立场的偏离。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认识原则出发,认为“我思”指的是先天地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思维规定性”,“我在”指的是巴门尼德意义上的“人的真实存在”,“故”则强调的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逻辑顺序。因此,“我思故我在”的准确含义应该是“我思故我是”。这一命题既是古希腊哲学以来的“人是理性动物”的现代性诠释,也是笛卡尔哲学体系中所有理论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     

主体生成论的意义

作为主体的人和人的主体性是哲学常提常新的话题。自近代以降,尤其是自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为标志的主体性原则得以确立以来,这个话题更是成为几乎所有哲学体系围之旋转的枢纽。然而,“主体死亡论”哲学的出现对主体性哲学提出了严峻挑战。     

生存、生命、生活——论李泽厚“情本体”的实践转向

自笛卡尔以降的近现代哲学传统,都有着鲜明的以认识为导向的特征,至当代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盛行,“语言转向”又统领了一切。李泽厚基于儒家哲学,认为人的生存先于认识,生存经验大于语言,“情本体”的提出,是他在对以往哲学批判的基础上对这一倾向的扭转,展现出一种不同于近代西方哲学路径的“实践转向”。李泽厚的“情本体”展现出三重维度的含义:在先验与经验向度上,不同于宋明理学及现代新儒家,“情本体”主张以生存经验为主,拒斥将儒家超验化与形而上化;主体向度上强调“情本体”学说下的人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非康德、海德格尔主张的理性主体;情理向度上,主张以情为本,情理交融,而非“存天理灭人欲”。这三点突出体现了儒家哲学以“人的物质生存—生活—生命”为核心、重视生存经验、实践的特征。李泽厚寄望“情本体”能使哲学走出认识,“走出语言”,走向实践。     

维特根斯坦对笛卡儿“我”的重新定义

笛卡尔对"我思故我在"的论证确立了近代哲学中"我"的地位,实现了哲学认识论的转向.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笛卡尔对"我"的界定是西方哲学弊病的一个重要的根源,并通过对笛卡尔"我"的重新定义达到消除哲学弊病的目的.     

自我画地为牢——笛卡尔实体化的自我形上观探析

哲学乃人类智慧之学,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与人息息相关,正可谓哲学自始至终都是"人的哲学",而人生在世上终究都是"哲学的人"。只是发展到近代,哲学才开始把目光真正聚集到人自身。笛卡尔是近代哲学的肇始者,他从怀疑一切出发、以我思为阿基米德点、以"我思故我在"为哲学的第一原则建构他的形而上学体系。但笛卡尔对我思的界定却是有限化的和实体化的,这样的自我只能是画地为牢,恰恰在自身的探究中迷失了自身。     

心灵是“一块有纹路的大理石”——莱布尼茨对笛卡尔“天赋观念说”的修正

莱布尼茨是近代继笛卡尔之后主张“天赋观念说”的主要哲学家.他一方面拥护和捍卫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说”,另一方面又从天赋观念的存在方式、主要功用,以及它与感觉经验的关系等方面对这一理论加以修正和进一步发挥.这种修正看似沿着先验论的错误方向“越走越远”,实际上是对关于认识的客观性与主体性、理性与经验的关系等认识论问题的反思与...     

量学认识论“分别识”和“无分别识”初探

量学把"认识"归纳为分别识和无分别识.无分别识是一种纯感性认识,分别识是在无分别识基础上产生的理性认识.本文从分别与无分别识之性相入手,分析此二种识的不同特征,旨在探讨量学在哲学认识论方面的理论价值.     

论海德格尔对笛卡尔的意向性解释及马里翁的双重驳斥

海德格尔和笛卡尔之间的关联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讨论,事实上,后者所开启的主体性哲学正是前者批评的核心。海德格尔认为,笛卡尔确立的主体性恰恰意味着存在者被表象为认识对象,同时,“我思”主体对自身的表象则更为严格地遵循着表象规则。但是,依据意向性或表象来解释主体势必会造成其自身的分裂和闭合。在以马里翁为代表的当代解释者看来,这样的结果大大降低了笛卡尔哲学应有的价值。因此,马里翁借鉴了列维纳斯和亨利的非意向性思路,依照内在和外在两种路径对笛卡尔哲学进行重释。     

关于主体性与“三识”的哲学思考

关于主体性与“三识”的哲学思考纪革刃马克思指出，人是经济范畴化了的人格力量。以其相似原理、类比逻辑，可以将范畴人格化，视为“三识”意识、认识、知识为“三姊妹”，把范畴系统视为社会。这“三姊妹”是范畴社会中一个家族中的孪生“三姊妹”，那么，“三姊妹”出...     

“转识成智”与哲学教学

“转识成智”的现代意义在于化知识为能力和德性。哲学与人的能力和德性内在地联系在一起 ,这就使哲学教学在素质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要坚持哲学教学中“转识成智” ,就要在拓展理论视野中激发受教育者反思的兴趣 ,提升受教育者人文精神的境界     

主体与人称：利科新主体理论研究

笛卡尔在“第二沉思”中确立了第一人称单数我思自我的主体地位,开启了近现代西方哲学探讨主体与人称关系问题的序幕。保罗·利科的《作为他者的自身》以语言哲学研究为开篇,包含了语用学和语义学两条进路,人称问题则始终贯穿于整个研究之中。在语用学进路上,话语表达的主体在其言语中自称为“我”,并以此预设了对话中的“你”“我—你”的极性将第三人称“他”排除在外;在语义学进路上,“人”则作为基本殊相成为了我们所谈论的“他”,主体由各种谓词界定,“我”和“你”甚至无需出现。面对人称问题,语用学和语义学展现出了全然不同的态度,这也造成了两者对待主体有着不同的态度。利科的新主体理论采取“迂回”方式,致力于促成上述两条进路的交互融合,尝试在作为话语主体的“我”与作为基本殊相的“人”的交汇处,在“我—你—他”的融合处给出关于“谁”的问题的合适答案。为此,利科不仅要在语言层面上阐明主体应当如何被认识,还应从语言角度回答“作为他者的自身”如何可能的问题。利科的语言哲学研究对其阐发新的主体理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并始终与其回应主体疑难的目标相呼应。因此,聚焦作为他者的自身而非自我,并从主体与人称关系入手探究新主体理论,利科自身解释学中的语言哲学研究不仅为探讨自身与他者关系问题提出了全新的路径,还为沟通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的主体理论做出了创新探索。     

笛卡尔著作中的“灵”“魂”之辨

“心灵”与“灵魂”在古代哲学中的含义及所指是不同的,但笛卡尔著作中却出现了二者混用的局面。不过,只要仔细检查这两个词出现在笛卡尔文本中的各种语境,就能发现,他主要用“心灵”来指称那个使人从事思考活动、可以与身体完全分离的实体,用“灵魂”来指称那个与身体结合在一起并且发生相互作用的实体。笛卡尔的身心观的革命性体现在他主张机械论的身体观。他不像古人那样认为灵魂赋予身体生命活力,不再视灵魂为神圣的永生的力量,他甚至尝试像展示机器运行那样解释灵魂如何驱动身体,这使其几乎将灵魂还原为一种物质器官。但是,笛卡尔不敢公然背离古典理性主义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在他那里,指挥身体行动的灵魂最终没有与从事认识的心灵彻底脱钩,并且他还装模作样地响应教会的号召来证明灵魂不朽,这才使得他的著作中出现了“心灵”与“灵魂”混用的局面。     

东方佛教对西方理性的启示

可以说,一部西方古代哲学史便是一部西方理性精神的观念演化史。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的传统,将哲学分为物理学与形而上学两大部分,以“我疑故我思,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学说,成为西方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奠定和强化了心物二元论的西方理性精神,于是,自然的客观世界与人的主观世界被放在一种分离、对峙的状态;于是,灵魂与肉体的冲突、挣扎成了西方文化的永恒命题。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德国的     

基于自我的近代知识确定性统观

近代哲学区别于古希腊哲学的关键之点在于对知识的探求由外在确定性向内在确定性的转向。笛卡尔以“我思”的无可怀疑性和自明性叩响了近代哲学之门。西方哲学自此开始了以主体的内在确定性建构知识的理路,洛克、休谟、康德、费希特都是徜徉在这条自我知识之路上的,他们分别建构了自己的知识形而上学观,黑格尔则站在更高的基点上,以逻辑与历史相同一的气魄终结了近代的知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