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

"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是李学勤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试图寻求克服《古史辨》错疑所不应疑的不良倾向,重建中国古史新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探索。"走出疑古"是试图在对《古史辨》理论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对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进行合理的"扬弃",其真正学术意图在于超越"疑古"。"走出疑古"的论点体系也明显存在若干理论上的局限和逻辑上的疑难。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将文献和考古结合起来研究古史的方法自王国维先生起已开始实践,以后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徐中舒先生及再传弟子唐嘉弘先生所积极倡导和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进一步增强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超越疑古",重建古史的学术尝试。李学勤先生所谓的"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工作,只不过是新的学术背景下,王国维、徐中舒、唐嘉弘三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的继续。"走出疑古"后的中国古史研究,应继续重视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提高古史研究科学性;逐步深化夏代与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     

试论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

顾颉刚先生(1893——1980年)是我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位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学术大师。他的古史研究,对我国近、现代史学有着深刻影响。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顾先生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下,继承并发扬我国历代疑古辨伪的优良传统,吸取当时考古学、社会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知识,运用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的研究方法,考研中国古代历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疑古思想。他的疑古思想在当时中国历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很多历史学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系统考辨先秦至两汉古书中有关古史的记载,先后发表了三百多篇研究古史的文章。他们相互问难质疑,展开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古史讨论,形成了著名的“古史辨派”。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是“五四”以来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潮的一个重要侧面,对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论考古阐释与中国考古学实践

学术界一般把描述、解释和复原视为考古学不同研究层面上的三个主要目标。随着考古学研究的转型,考古阐释的方法、手段也在发生着变化。自现代考古学诞生以来,考古阐释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进化论、传播论和迁徙论、文化功能研究、过程考古、后过程考古(阐释考古学)等几个阶段。国内的同类研究也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从文化历史考古学向过程和后过程考古学研究并举的过渡中既有收获也有经验教训。在新的学术条件下,全面复原古代社会、重建古史的历史使命迫切需要以考古学为中心的多学科阐释方法、手段的不断进步。     

东周文献对炎黄以前古史体系的构拟——兼论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重建的方法和理论

三皇合称始见于《周礼》,但最初三皇只是一种极笼统的总称或泛称,并无具体所指。直到北宋,三皇人物并未统一,统一的三皇古史体系尚未形成。从《左传》、《国语》等更早的东周文献,不难看出,汉人将祝融、共工纳入三皇古史体系,疑窦丛生,破绽百出。东周文献所记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的传说,明显具有人神不分、年代不明确、地点不固定、世系不清晰、史事自相矛盾等突出的特点,不可将其视为实录。然而结合考古学、民族学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则不难发现,东周文献所记三皇传说仍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远古社会的某些真实可信的历史信息。由于东周文献和田野考古资料固有的复杂性,依靠田野考古资料和传统文献记载,试图重建中国上古时期尤其是远古时期的古史体系,迄今还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徐中舒先生开创并积极实践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资料有机结合的"古史三重证"法,对于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的重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论胡适"缩短""拉长"两阶段的古史观

胡适是古史辨派创立时期的主要成员 ,此为当时学界公认的看法。 192 1年胡适所作《自述古史观书》 ,提出了“缩短”“拉长”两阶段理论 ,先“缩短” ,后“拉长” ,“缩短”依靠文献学完成 ,“拉长”依靠金石学、考古学完成。 192 4年胡适所作《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以历史演进的根本方法解释顾颉刚等人的疑古辨伪 ,实际上可以看作胡适对于古史辨派的一个指导性的纲领 ,兼有纠正古史辨派偏失的用意。由今天的知识水准看来 ,胡适的“两阶段”理论预见了 2 0世纪学术发展的真实轨迹 ,代表着古史辨派中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     

炎黄年代及“三皇五帝”历史研究的新进展

最近几年,以炎黄历史和年代研究为核心的“三皇五帝”传说历史研究发生了根本性转折。2003年以前．认为炎黄距今四五千年、考古学的“龙山时代”相当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一直是学界主流认识,而主张炎黄距今六七千年、其历史和文化在考古学的“仰韶时代”仅是极少数学者的认识。2003年王先胜在网络发表《“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后开始发生根本性转折,现在“炎黄距今四五千年”已经式微,而“炎黄距今六七千年”已成为学界主流观点和认识。关于中国史前史的轮廓与框架,目前可以通过《中国史前史(“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简表》等几个简表来了解与把握。     

炎黄年代及“三皇五帝”历史研究的新进展

最近几年,以炎黄历史和年代研究为核心的"三皇五帝"传说历史研究发生了根本性转折。2003年以前,认为炎黄距今四五千年、考古学的"龙山时代"相当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一直是学界主流认识,而主张炎黄距今六七千年、其历史和文化在考古学的"仰韶时代"仅是极少数学者的认识。2003年王先胜在网络发表《"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后开始发生根本性转折,现在"炎黄距今四五千年"已经式微,而"炎黄距今六七千年"已成为学界主流观点和认识。关于中国史前史的轮廓与框架,目前可以通过《中国史前史("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简表》等几个简表来了解与把握。     

东周文献对炎黄以前古史体系的构拟——兼论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重建的方法和理论

三皇合称始见于《周礼》，但最初三皇只是一种极笼统的总称或泛称，并无具体所指。直到北宋，三皇人物并未统一，统一的三皇古史体系尚未形成。从《左传》、《国语》等更早的东周文献，不难看出，汉人将祝融、共工纳入三皇古史体系，疑窦丛生，破绽百出。东周文献所记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的传说，明显具有人神不分、年代不明确、地点不固定、世系不清晰、史事自相矛盾等突出的特点，不可将其视为实录。然而结合考古学、民族学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则不难发现，东周文献所记三皇传说仍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远古社会的某些真实可信的历史信息。由于东周文献和田野考古资料固有的复杂性，依靠田野考古资料和传统文献记载，试图重建中国上古时期尤其是远古时期的古史体系，迄今还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徐中舒先生开创并积极实践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资料有机结合的“古史三重证”法，对于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的重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顾颉刚疑古辨伪原因新探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顾颉刚先生以大胆疑古和编辑<古史辨>一书而闻名.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顾颉刚的古史研究偏重于破坏伪史,而较少从事建设真史.顾颉刚认为,学术之大,需要分工合作,才能深入和发展,破坏与建设只是分工的不同,破坏是为了建设,辨伪是为了存真和求真.顾之一味疑古辨伪,也是基于此.另一原因是,顾颉刚在考古学素养方面的缺乏制约了他去做建设工作.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视角——“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学术研讨会综述

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出土文献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贡献日益突出。2015年6月6日至7日在北京召开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百年来的出土文献,尤其是新出土或新整理的资料,从出土文献与古史研究,出土文献与秦汉制度史研究,出土文献与秦汉政治、行政、法律史研究,出土文献与学术史研究等几个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展示了考古发掘、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最新进展,为先秦秦汉史乃至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开辟了新领域、新视角,推动了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及其修辞

文章旨在就顾颉刚先生《古史辨》第一册的生产语境与编纂形式对《古史辨》进行重新解读。语境分析部分,由顾颉刚、胡适和钱玄同据书信讨论构成的学者小社群,进而到"古史辨"派与其反对者的论争,随着语境分析的扩大,从而呈现理解《古史辨》的不同维度。此外,笔者认为编纂形式本身亦可视作一种文本,而《古史辨》以书信体为主的编纂形式则极具编纂者的良苦用心,对这种独特的编纂形式的解读或可透露出零星隐秘的信息。     

论河洛文化的滥觞期

河洛文化的滥觞开启了河洛文化的历史。从考古所发掘的材料可以看出,河洛地区的社会进步与生产工具的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到了新石器时代以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代表的生产工具的进步,大大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从文献材料来看,伏羲氏时代社会发展相对缓慢,而进入五帝时期,河洛地区政权建设和文化的发展,最终引导河洛文化走向新的历史阶段。考古资料和文献学视野下的河洛文化内涵相互印证,表明河洛文化是中国境内最先发育成熟的区域文化。     

从考古三大刊文献计量分析看中国科技考古十年（1995—2005）发展

讨论了中国科技考古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用科技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考古三大刊近十年(1995-2005)所刊登的科技考古论文进行文献计量统计,并进行了文献综述。综合分析认为近十年我国科技考古事业发展较快,文献数量一路攀升;但虽有篇数的“量”变,却缺乏“质”的飞跃,所以现阶段我国科技考古事业仍然处在所谓的“发展后期”;分析预测在2005年之后有望步入“快速发展期”。用文献计量学方法探索我国科技考古发展规律是一种有益尝试,但方法需要改进,即要结合被统计的文献内容,更要关注被统计之外的科技考古动态,以期尽量客观。     

中国“民族考古学”理论研究述评

“民族考古学”自产生以来,学术界对其学术史、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学科定位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取得了一定成果。中国“民族考古学”理论研究的深入有赖于多学科合作研究的加强。只有多学科学者的多角度研究、多学科方法的介入,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才能在研究实践基础上有所深化、研究理论有所突破。     

论《说文月刊》与近代中国地域文化研究

《说文月刊》作为一本文字语言历史考古类学术刊物，刊文内容集中于人文类的历史、考古与文化等方面。在办刊的几年时间里，该刊以较大的比例刊发了与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和西北文化相关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学界关于上述地域文化的研究热情，奠定了中国地域文化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并对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产生了持续影响力。《说文月刊》对于中国近代地域文化研究的重点关注成为其鲜明的办刊特色，也奠定了其在民国期刊界的地位。不可否认，《说文月刊》由于受时代局限，也有许多不足之处。当代学术期刊可以从其前瞻性的办刊理念、精准的刊物定位、兼容并包的办刊思想方面加以研究，有所借鉴；而对其不合理之处，尽量避免和摒弃。     

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的再思考

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虽然已经初步构建起来,但对该学科的深入思考却似乎刚刚开始。中国艺术考古学作为一门在艺术学科和考古学科之间成长起来的交叉学科,由于其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主要倾向于考古学,故其学科基点应该定位于考古学;"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这一对学科概念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命名,艺术考古学是建立在艺术学科发展、美术考古学研究取得较大成果的基础之上的;艺术考古学的发展前景则寄托于艺术院校和科研院所从事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对艺术考古学理论建设的关注和高等院校对艺术考古学人才的培养。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研究的前景辉煌。     

《长白丛书》与考古学--纪念《长白丛书》问世20周年

<长白丛书>是大型东北史地资料丛书,其中,考古资料也是其整理与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本人旨在从考古学的角度,追述20周年<长白丛书>在这一方面所做的贡献.     

四川省历史学(含考古学)七十年发展成就略说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四川省历史学(含考古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且不断前进的历程，按照学科发展的脉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949—1976年，第二个时期为1977—2012年，第三个时期为2013年以来的新时代。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四川省的历史科学在学位授权点、科研机构、专业学术团体、学术刊物等学科建设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七十年来，四川省历史学(含考古学)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建设下，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历史学方面，上百本重要论著是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考古学方面，在出版大量考古发掘报告和研究论著的同时，学术成果涉及的研究领域逐步拓宽，国际化程度不断加强。     

中国鹿文化的始源与演变

中国是世界上鹿类动物的发源地之一,人工养鹿历史悠久,众观古籍诗词和考古学。本文追溯中国鹿文化的历史渊源和演变过程,中国的鹿资源、鹿文字的形成与演变,鹿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和社会文化现象,以及鹿文化丰富多彩和开发前景。     

中国考古学的学术定位及对人类学的诉求

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史学传统深厚,中国考古学自产生伊始便定位于历史学.但定位于历史学的中国考古学存在信息提炼不足、理论缺失等弊病,因此,我们有必要引进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以促进中国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更好地发挥考古学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