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栋实学致用的经世观

王栋把经世看成是一种"家法"。他的经世家法说实际上是实学思想的反映。王栋十分看重儒学的经世作用。同时王栋主张讲学经世,他认为《论语》《孟子》之书是真正的人情事变切实工夫,是一种经世济用之学。王栋反对悬空论道,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他详细分析了历来学者对知行关系的看法,认为知与行两者复杂关系的形成实由于"德性无假于见闻,见闻不离于德性"的交错变化而成的。于是,他对知行的种类作了详细考察,强调"心悟而身体",并把对良知的体悟看成是行的前提和关键。     

论北宋至明中期“主一”思想的演变

北宋至明中叶,"主一"概念受到了较多关注,程颐、朱熹主要阐明了这一概念所具有的修养工夫论意义。阳明则将"主一"释为心"专主于天理",使得这一概念具有了本体工夫合一的意义。湛若水综合程朱与阳明观点,提出"随处体认天理"说,但其说在本质上表现出二元倾向。王栋对"意"的阐发则推动心学往更为精细化的方向发展。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基于各自的思想背景对"主一"概念展开种种诠释,从而极大丰富了这一概念的意涵。     

王栋良知思想论略

王栋是王阳明的“良知”说的倡导者，他与王艮一样，一方面肯定王阳明良知说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反对“致良知”说的一个“致”字。王栋认为人的良知受蒙蔽是受人的气质、对良知的认知以及日用应酬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王栋还在王艮“百姓日用即道”说的基础上形成了日用良知说。不过，王栋没有照搬王艮的理论，一方面，他把王艮的百姓日用思想推向极至。另一方面，王栋对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作出某种限定。所以他不仅对王阳明良知说进行了较大的修正，也对王艮的良知说进行了较大的修正。     

王栋良知观论略

王栋是王阳明的“良知”说的倡导者,一方面肯定王阳明良知说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反对“致良知”说的一个“致”字。王栋认为人的良知受蒙蔽是受人的气质、对良知的认知以及日用应酬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王栋还在王艮“百姓日用即道”说的基础上形成了日用良知说。不过,王栋没有照搬王艮的理论,一方面,他把王艮的百姓日用思想推向极至。另一方面,王栋对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作出某种限定。所以不仅对王阳明良知说进行了较大的修正,也对王艮的良知说进行了较大的修正。     

"以意逆志":作为探求会话含义的语用学命题

自从孟子提出"以意逆志"说以来,后代学者或把它视为阐释学的理论命题,或把它当作修辞学的理论观点,然而均因脱离了社会历史语境和言语情境,结果都是对孟子原意的错会.通过转换视角,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言语实际情境,认为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其原意应是对当时"言意之辩"的理论拓展,更是一条以划分语义层次为前提,以确立受话者主体地位为依归,以探求会话含义为目的的语用学理论命题.     

从认识论角度看宋明理学的哲学突破

中国哲学的研究者通常认为中国哲学没有认识论的意识和传统,其实中国古代哲学中并不缺乏关于如何认识世界全体的讨论,这一问题意识在宋明理学中得到较为系统化的体现,而且可以说是宋明理学家最有哲学创见的地方.随着宋明理学的演进和发展,古代哲学中主客一体、心物不二的认识论基调得到不断的强调,表现为层层递进的理论发展形态.禅宗的心佛不二观和李翱的"复性"论,为宋明理学的认识论提供了理论准备;周敦颐和邵雍是宋明理学认识论的奠基者,周敦颐由"诚"贯通太极一人极,邵雍因"观物"提出了宋明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但没有深入探讨;张载和程颢由"大心"而"定性",其"体物"与"体贴"的认识对象与认识方法奠定了宋明理学认识论之基本问题框架和讨论方法;程颐和朱熹由"理"而"心",通过讨论"格物"达到宋明理学认识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陆九渊和王阳明的认识论由"心"到"意",突出了对心物不分的讨论和论证,是宋明理学认识论发展的第二个高峰;王畿、刘宗周由"意"到"几",实现了认识论问题中对"心"之困境的最后突破,也达到了中国古代认识论发展的极致形态.通过哲学分析,可以看出宋明认识论史上存在着两大中心议题与理论特色:一是从周敦颐提出"诚"为"太极一人极"认识论的中心,到刘宗周重"意"的"诚一意"认识论圆环;二是朱熹、陆王关于"格一物"的认识论圆环.总而言之,宋明理学认识论的哲学突破,是在这两个理论路径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实现的.     

浅析王栋的理欲观

王栋从关注民生的角度阐述了人欲的合理性,竭力反对"去人欲"的观点,提出了人欲不能无的主张。他认为"人欲不能无",理学家提出"察私防欲"的主张是由于对"慎独"的错误理解造成的。同时,王栋还指出人的物质需求是不能遏制的,只是要注意"节约"罢了。孔子的"克己"、孟子的"寡欲"的核心乃实指"节欲"之意。不过,王栋所说的"人欲不能无"中的"人欲"也并非指一切人欲,而是指满足人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合理的人欲。事实上王栋是反对"恶欲"的。他要人们时刻保持良好的心态,少忧戚,多坦荡。努力做到"淡而不厌"。     

苏轼“辞达”说新解

"辞达"一说最早见于孔子,中年以后苏轼对这一理论命题加以阐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视野。苏轼的"辞达"说乃以"意"为终极指向,是北宋文学发展与其自身经历相结合的历史产物。在苏轼热情倡导文学创作真实自然的同时,隐含着的亦有他立言以不朽的执著追求。     

书法"意象"论

"意象"作为一个美学范畴见于中国古典诗论,但又为各种传统艺术门类品评时所共用.与文学和绘画结缘极深的书法艺术,"意象"的营造则贯穿其萌生、发展的始终和创作、批评的全过程,大凡论书者,都没有离开对意象的研究和评说.当代书法理论对意象的本质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认为"意象"是"意"在物象上通过比喻、象征、寄托而获得的一种具象表现,将书法艺术史中"自觉"和"自然"阶段列入"意象"范畴,其"意"偏重于客观文字所包含的具体"含义"之"意",其"象"偏重于文字的符号图像;一种认为"意象"就审美心理角度说是心和物的同一,就艺术认识论角度说是意和象的契合,就作品表现审美特征说是情和景的交融,意象不是比喻、象征和寄托,应从书法"自觉"阶段开始,"意"是书法创作者主观思想情感的表露和反映,"象"是被完全抽象了文字符号原有实用性质之后的艺术之"象".笔者较为赞同第二种认识,并认为"意象"是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文学艺术思想等深层次的综合反映,具有不系统而深刻、不全面而广泛、不具体而抽象的特征.     

王国维《人间词》研究

王国维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在文学创作方面也是如此.然而,长期以来,他的文学创作上的杰出成就被其在学术上的巨大声誉所遮掩,在研究上形成不应有的"空白".王国维的<人间词>是他的<人间词话>美学理论核心内容"境界说"在艺术创作中的成功实践,表现了王国维在清末深沉的感情体验,其孤寂、苦闷、焦虑、彷徨的内心是当时知识分子心灵的真实写照,具有重要的时代观照价值.由于<人间词>与<人间词话>在时间上的相关性,因此<人间词>融情入景、"意与境浑"的艺术境界亦是阐释王国维<人间词话>核心理论"境界说"不可忽视的重要文本.     

儒道言意之辩与中古文论言意理论

"言意"理论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这一理论问题在中古时期得到了充分发展,形成了全面系统的理论体系。中古"言意"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与儒家、道家不同的"言意"观和魏晋时期发生的"言意"之辩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正是儒家、道家不同的"言意"观和魏晋时期发生的"言意"之辩促成了中古文论"言意"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     

竺道生对玄学"言意观"的解构与重建

魏晋学术值佛教勃兴而别开生面,魏晋玄学的"言意观"值竺道生而在根本方向上也得一大转关.由于佛教思想的影响,竺道生不仅把言提高到了与象并列的地位,从而使玄学的"得意忘言"说经过改造,也同时含具了"得意忘象"的涵义,而进而把"得意"、"入理"与"入道"看作一回事,认为由言即可直接入道,完全抛弃了玄学由言经意再到道的入道模式,从而使"得意忘言"这一魏晋玄学的经典阐释理论顺利过渡成为一种成佛也即体道实践理论,同时也为人们的审美实践、审美观照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阿含经》及部派佛学的深层心识说

早在西方人注意到深层心识之前两千多年,东方佛教徒便由内向观心的修行,发现了表层心识之下的深层心识。实际上,通常被认为只讲表层六识、不讲深层心识的原始佛教,也“密意”说了深层心识,后来部派佛学对此进行了解释和讨论。心意识、意根、意处、意界、依意生识之“意”、“取阴俱识”及涅槃识、与名色相互为缘的识、入灭尽定者不来的识、阿赖耶识、无形而有光的识、解脱心等,在《阿含经》中都有宣说。对于深层心识的探讨,也成为部派佛学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这种探讨,主要围绕佛教修行和理论上的两大难题——“随眠”和“补特伽罗”的有无而展开。     

清代徽州的基层科举参与和社会流动——以道光休宁县王百龄府试讼案为中心

道光年间,徽州休宁县人王栋之子王百龄参加府试被阻,而后与阻拦者之间发生诉讼。双方矛盾的核心在于王家是休宁土著还是冒籍投考。当地大族汪氏坚称王栋为其世仆,而王栋则认为其祖、父及自身均有捐官捐监,身家清白无疑。清代自雍正朝至道光朝曾五次颁旨开豁世仆,最终以现时应役为标准判断主仆关系,出户三代即可一体应试。王百龄府试讼案这一历史片断,是清后期徽州地方社会关系在科举考试中的折射:佃仆即便三代不再应役,仍被视作贱籍,在地方社会中饱受歧视。由于户籍、学籍制度缺乏实效,清代科举应试资格的核验流于主观,廪保往往被地方社会的人际关系所左右,导致小姓始终在科举考试中处于劣势。由此观之,清代科举并非纯粹的竞争性考试,其造成的社会流动更类似于一种"庇护性流动"。     

意静神王与妙用无体——“但见情性,不睹文字”别解

意静神王是意境创作心与道契的创作至境 ,妙用无体是性相圆融的审美极致。二者贯穿于皎然以意境说为中心的诗学理论 ,是正确阐释“但见情性 ,不睹文字”这一诗学命题的关键。     

李贽“童心说”的道学渊源探微

李贽的"童心"包含三层含义:"真心"、"本心"以及"最初一念之心"。老子的"无为而治"、庄子的"真"、"齐物论"等道家学说的思想,皆被李贽吸收在其"童心说"之中,成为其"童心说"理论的重要思想渊源。李贽"童心说"理论的形成,与道家思想有着难以分割的内在思想关联。     

李公麟《九歌图》的意涵与批评

北宋李公麟绘制《九歌图》,在楚辞图像史上具有肇起之功,其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力,也决定了其传世的重要地位。《九歌图》在骚学史与绘画史上,是以"经图"呈现,其"以意为先"的创作,深化了行笔精妙的内涵。该图绘制的成就及其对后世赓续摹写的启迪,又突出表现于白描法、择指意与隐逸气等特质,并由此成就其经典化。     

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

"境界"说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重要美学理论.他提出"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的观点.其"境界"说深受李挚"童心说"的影响,要求情景交融,意与境浑.他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语语都在目前",并具有"言外之味"、"弦外之响",而且"其旨遥深".     

试论中晚唐七绝的发展趋势:徒诗艺术的扩张和深化

前人大多认为,相对于盛唐七绝的主气、讲究兴象风神,中晚唐七绝则是"以意胜"或"主意"的,这一看法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七绝从盛唐到中晚唐之流变的起点。七绝的由盛唐入中晚唐同时也是七绝体制本身从以乐府体为主向以徒诗体为主的发展过程。相较乐府体,徒诗体更重视纯粹的语言艺术,所以徒诗艺术的增加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绝句在题材上的扩张,并促使诗人更重意匠经营。中晚唐七绝"主意"或"以意胜"的特征,正是绝句中徒诗艺术不断增加之后导致七绝写作在题材和数量上激增的结果,由此形成七绝艺术在整体上平实、平浅乃至平庸化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反过来又加剧了徒诗体七绝创作中一直以来对造意的追求。上述两方面看似矛盾,实则是七绝体制内部矛盾运动的表现,并共同构成中晚唐七绝的发展趋势。     

生命的身心一体及其通达之途——心理的“正念疗法”的哲学启示

源自亚洲古老的正念禅修的心理的"正念疗法"在今天的隆重推出,既是人类心理治疗领域的一场根本变革,又为我们自身生命的哲学思考提供了难得的理论启示。它不仅使我们对自身生命的把握从唯心主义一统回归于身心一体,不仅使我们重新认识到生命意向的"意"作为身心之桥梁的中枢性地位,还使我们在其之于"意"的训练的强调中,再次发现了为今天西方生命哲学所忽略的生命之"修行"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同时,由于把身心一体更多理解为一种个体式的身心一体,其又导致了"正念疗法"之于心理的"社会治疗"方面的罔视和缺失。因此,这意味着,一种更为健全的人类心理治疗理论的确立,除了有赖于禅宗禅修精神的深入发掘外,还必须把那种在礼乐教化名下的儒家互主体式的"修身"思想同样纳入自己的理论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