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瞿秋白的革命友谊

我党历史上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瞿秋白同志和鲁迅先生的革命友谊,光照日月,长久以来为人们称颂与赞美。但是,在林彪、“四人帮”猖獗期间,随着给瞿秋白戴上“叛徒”帽子的诬陷,他和鲁迅的伟大友谊也被一笔抹煞了。当时一些所谓的“讨瞿”文章按照林彪、“四人帮”的腔调,把鲁迅的战友瞿秋白污蔑为“用两面派手法来欺骗”鲁迅的“敌人”;而鲁迅与瞿秋白之间的关系则被歪曲为“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敌对关系,等等。     

斯诺与鲁迅的交往

翻开《鲁迅日记》下卷第五百九十页,就可看到如下一段文字:二月三日晴。下午刘、施两君来。得冬芬信。得小峰信及《语丝》。这位施君,就是埃德加·斯诺。埃德加·斯诺是一个享有世界盛名的新闻工作者,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不仅同我国领导人毛泽东、宋     

鲁迅与斯诺的交往

鲁迅与斯诺的交往赵德教１９２８年初，随着“雷德诺”号轮船一声长鸣，斯诺从纽约港出发，开始了他的环球旅行。数月后，来到了被欧州人称为“东方的巴黎”的上海。按照斯诺的说法，和所有的冒险家一样，他到远东最初也是来撞大运的。他原来只打算在中国旅行６个星期，可...     

学习鲁迅——坚持文化革命的正确方向

本文系统地总结了鲁迅文化革命思想和他实践所及的丰富内容:一、鲁迅把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做为我国文化革命的主要对象,并把它的严重性估计得很充分;他在这方面的认识和进行的犀利批判、持久斗争,是迄今没有一个人可以比拟的。二、鲁迅正确地解决了文化革命的主要服务对象问题——在他把农民问题做为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反映出来时,我们党还正在孕育和诞生。三、知识分子问题同农民问题一起是鲁迅作品中双峰耸立的主题。他尖锐地批判知识分子的弱点,但从不忽视他们的作用。他认为文化革命必须依靠知识分子。四、鲁迅非常重视学习外国的文明和挖掘民族文化遗产,主张“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的“拿来主义”,并做了大量工作。五、鲁迅一生中对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及革命队伍内部的“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从而形成了他正确的策略思想。他始终把握着以解决人的精神问题做为文化革命的出发点和中心任务的总方向。文章指出,自“五四”运动开始的文化革命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经验教训充分证明鲁迅所开拓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今天,为着建设民族的高度精神文明,鲁迅的方向仍然是我们必须坚持的。     

鲁迅为斯诺找人作插图——对《斯诺与鲁迅的交往》一文的一点补充

读了《学术论坛》载熊光荣同志写的《斯诺与鲁迅的交往》一文(1980年第一期),这里我再补充一点史料。一九三四年初,斯诺在编译《活的中国》时,曾托鲁迅代找左翼美术家刻几幅木刻插图。(参看《鲁迅书信集》500页致姚克信)当时,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上海进步木刻团体相继被摧毀,一些木刻作者被捕入狱,一些木刻作者为了生计走散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后来找到一个只能笔画的魏猛克(在上海编《曼陀罗》美术杂志,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为“左联”成员)。《鲁迅日记》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载:“为施君托魏猛克作插画。”同年三月三十一日,“得猛克信并插画稿五幅。”又同年四月三日,“寄姚克信并魏猛克画五幅。”(姚即姚莘农,还有杨刚、萧乾协助斯诺在北平编译《活的中国》——本文作者注)。     

二战时期的中美友谊

二战时期反对共同的敌人,是中美友谊关系的基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共同抗击法西斯势力,成了一条战壕的战友,以血肉凝成的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迅速升华。对于美国支持的中国抗战,中共也曾表示感谢。史迪威、陈纳德是二战时期中美友谊的体现者和历史见证人。     

中美关系史上围绕最惠国待遇问题的三次缔约谈判

最惠国待遇条款是近现代中美关系史的一项重要条约内容。从1844年美国通过《望厦条约》在华取得片面最惠国待遇,经1946年《中美商约》规定双方形式上平等的最惠国待遇,到1999年中美就中国加入WTO达成双边协议、中国在美获得永久性正常贸易地位(PNTR),在逾一个半世纪中,最惠国待遇问题在两国关系史上打下了三次特殊的烙印。中美就最惠国待遇问题的三次缔约谈判,既是中国对美交往从片面“持平”到平等互惠的历史总结,也是美国对华贸易从“门户开放”到市场开发的历史超越,这段历程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辛亥革命与鲁迅

在中国近代史上,一九一一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它“是革帝国主义的命”,“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是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这六十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不断发展的结果。虽然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次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终于被反动的买办军阀篡夺了领导权而遭到失败;但是革命的结果毕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     

鲁迅与郁达夫的友谊及其它

这两位作家的关系,在现代文学史上相当引人注目。众所周知,鲁迅对创造社的作家,历来颇有看法,然而对于郁达夫,却有些例外;郁达夫也是个自视甚高的作家,平生绝少公开称道同时代的文人,惟独对于鲁迅,却特别推崇,见诸于文字,亦毫不掩饰其钦佩之情。两位作家在气质、性格、生活态度和政治立场上很不相同,其艺术倾向、文学风格和表现特色迥然相异,各成一家。然而,他们自相识之日起,一直交往频繁,情谊甚笃。对此,人们不免感     

中美关系史上特殊的一页——中共领导人与延安美军观察组交往始末

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标志着抗战期间美国政府与中共之间合作关系的正式建立。观察组派驻延安期间,中共高层领导人与观察组成员频繁接触,就双方如何发展关系尤其是如何开展军事合作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中共方面还尽最大可能为观察组工作提供了各种便利。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与观察组成员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与真诚的友谊。这本应成为双方全面合作的开端。可是,由于太平洋战场形势的变化和对中国形势发展的误判,美国政府对中共领导人表达的合作愿望并未给予足够重视与积极回应,特别是赫尔利在调处国共矛盾时从偏袒国民党发展到公开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导致双方关系日趋紧张并最终走向对立。     

蒙藏关系史上的两位拓荒者——闵端与萨班

自十三世纪上半叶蒙古王室与西藏地方正式建立政治隶属关系以来,在这约七个半世纪的历史长河中,两族人民和睦相处,密切往来,相互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不过,我们历史地辩证地看问题,则认为,在那人民无权的时代,各民族领袖人物的活动,无疑对本族人民的行动发生重大影响,对当时社会进程也起着重要作用。所以,我们今天探讨蒙藏关系史,不仅不得不着眼于,而且必须着眼于这两个民族当时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挥麾前进的领袖人物身上,去找纷繁关系的主要脉络。其次,笔者深感蒙藏两族关系史长河中的很多高峰阶段,似以宗教为经,以政治为锦交织而成。或者说,蒙藏关系长剧的若干高潮场面,多是由蒙古汗王与西藏佛教领袖登台合演的。这可能也是蒙藏关系史所具有的一大突出特点。     

辛亥革命与鲁迅的小说创作

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所以能站在时代斗争的前列,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喊出不灭的心声,总是适应了历史的需要,反映着历史的必然。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奠基者,“五四”运动以来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战斗的创作生涯,虽然只有短暂的三十年(一九○七——一九三六年),而他所创造的思想财富,却给两个紧密衔接的革命时代(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勾划出鲜明的轮廓和分界,做出了历史教训的多面的总结。他是旧中国的勇敢的破坏者,又是新     

鲁迅和茅盾的战斗友谊断片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人民作家,杰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茅盾是现代中国的“五四”以来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是“文学研究会”的领导人之一。他们曾建立过什么样的友谊?对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发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对中国革命事业有什么样的贡献?本文的目的在于对此作一概略的介绍。一、友谊的开端鲁迅和茅眉的友谊,开始在1921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年的四月;“鲁迅日记”说:“十一日。昙。晓得伏园信,附沈雁冰,郑振铎笺”。从此书信往来,友谊日深,而文坛上的译着亦媲美可观,总计本年中,得茅盾信二十余封,寄信及稿近三十件(内有二弟三弟及刘半农等人译着)。     

世界而非东亚的鲁迅——鲁迅与法兰西文化谈片

鲁迅对文艺复兴以来拉丁语系的意大利和法兰西文明的认识,其系统性和深度明显超过他对东北欧诸弱小民族(主要是斯拉夫语系文学)的译介。鲁迅关注法兰西文明,重点在文艺,也兼顾科学技术、政治历史和思想学术。他关心法国现代科技背后的人文思想,反思"法兰西革命"之后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关心当代法国政治(包括法国在北非殖民地的政策),留意法国文化人的政治立场,从中获得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有益的启迪。鲁迅并非法国文学专家,也不通法语,但他毕生关心法国文学,零星的译介积少成多。他对卢梭、雨果、波德莱尔、罗曼·罗兰、法朗士、安德烈·纪德、德哥派拉等法国作家的理解相当深入。他在现代创作版画方面的"拿来"和"送去",更是中法文艺交流史上辉煌的一页。梳理鲁迅与法兰西文明的关系,有利于突破过去将鲁迅囿于中国或东亚的狭隘视野,更清楚地看出"世界鲁迅"的大气象。     

“终与洪流汇海东”——追忆尹默和鲁迅的友谊

尹默和鲁迅是相交二十余年的老友。这段历史,当今的青年人很少知道了。我现年已八十,虽记忆日差,但是,对尹默和鲁迅的友谊,却长年旋绕于脑际,印象犹新,每期一吐为快。 尹默和鲁迅很早就相识了。1909年,尹默在杭州任教,那时由日本留学归国的一批人,如鲁迅、马幼渔、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尹默的弟弟,后来成为著名的文学家)等都在杭州。经兼士介绍,     

鲁迅与中国文化的文化品格

本文从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的文化建设切入,概括出鲁迅与中国文化的文化品格,即开放型、批判型和创新型。鲁迅的开放型文化品格主要体现在汲取世界上属于全人类的积极文化成果,来建设中国新文化,并把中国民族文化介绍到外国。鲁迅的批判型文化品格主要体现在对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历来采取批判的态度,进行理性思考,避免了在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两极性”和“单向度性”的片面性,即拒绝外来文化的传统主义,和抛弃传统主义的“全盘西化”的两个极端。鲁迅的创新型文化品格,首先是思想文化观念的创新,其次是鲁迅学术著作的创新,他把文化创新精神提升到关系时代进步、民族命运的高度,同时,他把敢不敢汲取外来的东西,加以创新,作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强弱盛衰的标志。鲁迅的文化思想深刻之处,还在于认识到培养新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鲁迅的文化哲学与文化血脉

鲁迅作为中国近现代杰出的思想家,新文学的开拓者、奠基者,在现代中国的文化进程中留下了深刻的脚印、精锐的精神启迪和巨大的身影.鲁迅的许多作品已成为民族的经典,思想的启示录.通过对鲁迅作品的重读、深读、细读,把握鲁迅的精神实质,可以为当代中国大国文化的建设提供精神指引和思想力量.为此,有必要拓展我们的文明视野和知识积累,将鲁迅的精神、鲁迅的作品,与中国历史、文化、文明联系起来,展开渊博而精深的思考.     

鲁迅的一个重要风格——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鲁迅在进行文艺创作、翻译著述、思想战斗的时候,显示了极为鲜明的特色和风格,这就是勇于革命的精神和冷静求实的态度的结合。鲁迅对于一切反动势力是从不妥协、退让的。他从不吞吞吐吐,同时又是那样冷静沉着,深思熟虑,没有一点浮夸、空谈、矫揉造作。他倡导思想解放,摧毁旧物,但决不空喊,而是伴之以踏实的探索和讲究实效的改革。在鲁迅那里,解放思想就是探求真理、改造现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现实中有所缺,才会有所求。”现实发展的趋势同禁锢这种发展     

文化自卑与文化批判——鲁迅创作心态探索

鲁迅在他的时代深探地领略过弱国国民的屈辱。他逐渐地意识到,这个走向没落的大国已经不能为它的国民提供足够的生存勇气,它的古老文化也不能够为国民提供足够的生存信心。鲁迅的反省正是从这种切身的感受进入,从个人而追踪到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根性。清算国民性中的卑怯,是鲁迅对国民性认识的一个突破口,也是他对国民性批判的重要内容,鲁迅所意识到并深入追踪的是中国文化在立国立人上的缺陷,他一生致力于民族文化自立精神的重建.     

鲁迅对于改革与革命的立场——终末论与同路人

鲁迅热望改革中国,并为此作出贡献。但他自认并非站在改革与革命前列引导方向的战士。他是从旧营垒中来,把不能改变古老的自我活用,反戈一击破坏社会的古老,以此为实现变革尽力,即以绝望克服绝望。鲁迅对改革、革命的这一立场,源于其没有救世主的终末论性思考,游动于现实的本质为旧、但目标为新的自我,要为终末的到来将自己牺牲。正是在此过程中,他在思想上远离了一定要达到什么目标的现代性强迫观念,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又能从所有思想体系吸取营养,为自己赢得了主体性、自由性。鲁迅终末论立场形成于1920年代中期以后,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是来自托洛斯基的革命同路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