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拓展中国公共外交的必要性

“公共外交”第一次出现在中共最重要的政治文件——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成为未来十年中国外交发展的新理念.新时期强化中国公共外交的必要性在于:公共外交是中国特色外交思想的延续与升华;开展公共外交是摒弃“中国威胁论”负面舆论的迫切需要,是共筑“世界梦”的题中之义;中国要想营造良好的国际氛围,必须主动“走出去”,积极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谈如何解析“中国威胁论”

随着中国实力的发展，国外“中国威胁论”的声音此起彼伏。让全世界真正了解中国的和谐外交政策，是化解“中国威胁论”的根本之策。和谐外交政策是对以往一贯执行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继承与发展，“和谐世界”的构想是新时期我国外交宗旨的升华。“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有助于消解国际社会对当代中国持续发展的疑虑，正面回应“中国威胁论”的影响。     

美国对华公共外交的思维与话语分析

面对后危机时代新的语境,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美国对华外交战略思维也在进行着调整,由注重政府外交向注重公共外交转型,由“强硬外交”向“巧实力外交”转变.这种外交战略思维的变化主导着美国建构新公共外交的战略框架,即采取“主动—接近”的公共外交姿态,尤为注重“网络外交”.在美国公共外交的实践方面,通过对“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为主导的话语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对华公共外交的“两面性”特征.     

“中国威胁论”及其应对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当今新国际格局形成的关键时期,众多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表现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担忧,并炮制出以“中国威胁论”为主要内容的不公正言论,在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领域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攻击中国,以图遏制中国发展。对此,中国不能对这种歪曲事实的言论置之不理,放任“中国威胁论”不利影响在国际社会蔓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对此,中国政府和民众应从多个方面妥当应对。     

从种族主义看美国冷战后对华外交策略的嬗变

种族主义是美国对外扩张和实施全球战略的意识形态工具。美国对外关系中的种族主义一般有两个基调 :肯定与否定。否定基调又有两个层次 :“愚昧论”和“威胁论”。种族主义不同的基调和层次预示着美国不同的外交策略。在美国的对华外交关系中种族主义由来已久 ,“中国威胁论”是其在冷战后的根本表现 ,标志着美国对华外交策略的嬗变     

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驳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

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总体上发展比较顺利。近年来,经过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中俄双边关系在不断推进和深化,两国确立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然而,由于受俄罗斯人的历史记忆、中俄实力对比差距、中国自身的失误及国际舆论的蛊惑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也有一定的市场。主要表现为“中国崛起威胁论”、“中国移民威胁论”、“中国崩溃威胁论”三种形式。文章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理念为分析视角,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和合文化的内涵,认为历史上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内敛型国家,现在选择的是和平崛起、共建和谐世界的外交战略。文章对“中国威胁论”进行了驳斥,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     

中国人怎样“误读”了世界?

上世纪九十年代,当“中国威胁论”刚刚出现时,许多专家学者开始为中国辟谣,认为这是世界误读了具有天下主义传统的中国。2007年新年伊始,《国际先驱导报》等媒体开始讨论中国人怎样误读世界,剖析了一些不合实际的“国际判断”,从分析“世界误读中国”回到“中国误读世界”,应该说这是标志中国社会理性与媒体理性上升的一件好事,也是网络时代信息多元化的一次开花结果。     

和谐世界新理念的历史文化支点

继国内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理念之后,中央领导集体在国际上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外交新理念。这一理念既是为了回应“中国威胁论”之类的论调,更是中国尚“和”民族精神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彰显。中庸与和谐是东西方共有的思想与理念,这使得和谐世界的构建具有了被各国认同的心理基础。但是,从我国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仍是指导思想。     

论联合国舞台上中国政府反霸思想的演进

反对霸权主义是中国政府在联合国舞台上一贯的原则立场。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际格局的重组、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中国政府外交思路的调整,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上反霸的内涵日益丰富,反霸的方式和策略日益成熟。20世纪70年代,中国主要反对超级大国,并承诺中国永不做超级大国;20世纪80年代,谁搞霸权我们就反对谁,同时重申中国“决不当头”;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提出完整的国际新秩序观,并努力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十六大以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     

论“中国网络威胁论”

"中国网络威胁论"实质上是"中国威胁论"的衍生物,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网络领域国家行为体之间力量对比和力量消长变化,直接原因是中美在互联网领域的结构性矛盾。"中国网络威胁论"对中国的危害主要表现在经济利益的损害、网络安全的威胁、国际形象的抹黑三个方面。应对"中国网络威胁论",我们必须以身作则,树立大国责任;加强公共外交,消除他国民众误解;积极参与网络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以实际行动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与支持。     

意识形态与冷战后国际关系

意识形态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它一方面影响各国对外政策的理念和基调,是判定国家根本利益得失的依据;另一方面又是推行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而且也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阶级和不同制度的国家存在,意识形态就将长期占有一席之地。尽管冷战结束已有十余年,但冷战思维至今影响着国家间关系,一定程度上也对我国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正因为此,我们应对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从而正确指导我国的对外政策。     

中国和平外交战略视野中的对外援助

对外援助是中国和平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它既是中国和平外交战略的重要实践,也是中国和平外交战略赖以实现的重要手段。新中国成立后50多年的外援实践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在新世纪,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应当适时改进中国的外援工作,以便更好地为中国的和平外交战略服务。     

和谐世界——崛起之后的国际理念与终极目标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崛起之后存有诸多疑虑和猜测,认为中国崛起之后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实质上这是根源于西方历史经验与现实主义理论.为化解"中国威胁论",中国必须提出一个"崛起之后"的国际大战略.构建"和谐世界"就是一个关于中国崛起之后的国际战略理念和国家发展的终极目标.这个大理念的提出给中国的发展指明了一个奋斗的目标和行动的原则,也给国际社会带来了一个乐观的前景,说明中国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树立积极的、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大国形象.     

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与中国的地缘安全

“9.11”事件打破了美国坚不可摧的神话,促成了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然而美国对外战略的根本目标并没有发生改变,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同时,加强了对传统安全威胁的关注,以防范中国作为地区性大国崛起的挑战。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地区,在地缘战略上不断经营中国周边地区,挤压中国的生存空间,对中国形成“三面围堵”之势。美国欲借“反恐”之名,行霸权之实,使中国的地缘安全面临极大挑战。为此,中国必须妥善应对,积极营造周边安全环境,加强我国战略纵深依托。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外交利益实现的互动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同时采取了正确的外交战略,中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外交利益得到了较好的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外交利益实现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经济增长对外交利益实现的作用表现在:有利于中国和世界各国关系的发展;有利于维护政治自主;有利于祖国统一大业;有利于国际地位的提高.外交利益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在:和平的国际环境有利于经济建设;良好的国际关系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参与经济全球化;正确的对外开放政策有利于维护经济安全.同时,中国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视阈中的公正合理国际秩序

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是目前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厘清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及对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理解,对全面认识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有着重要意义。从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来看,中国视阈中的公正合理国际秩序,本质上是由主权国家、多元文明观、多极化、多边主义和新安全观等要素构成的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主权国家平等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基础,承认文明多样性是尊重各国主权平等的逻辑结果。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各国在国际事务中必须反对霸权主义,推动世界多极化,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同时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观。为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采取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相结合的政策,即在继承现行国际秩序的某些规则的基础上,推动对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的改革。中国既是现有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维护者,又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改革者、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塑造者。     

浅析我国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的风险及其对策

我国外汇储备迅速增加，目前已居世界第一。高额的外汇储备一方面增强了我国对外支付和偿还外债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很多风险，比如汇率风险、储备结构上的风险、收益风险等。文章分析了我国外汇储备所面临的风险及其原因，并结合国外先进的外汇储备管理经验提出降低我国外汇储备风险的若干对策。     

中国国际责任的层次分析

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下,国家的国际责任就是国家在某一国际体系中担负的对外义务。这种义务至少分为三个层次:遵从国际规范的责任、维护国际规范的责任和革新国际规范的责任。这三类责任对于不同国家来说意义不同,可分别称为"基础责任"、"有限责任"和"领袖责任"。以这一分类为基础,来辨析围绕在当前中国国际责任方面的争议,可以得出更清楚、有益的结论:中国历来在担负基础国际责任方面有着良好记录;但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其担负的"有限责任"和外界的期望正在出现鸿沟;而未来中国会怎样改变国际规范、推动国际体系向前演进,在国际舆论的背后则埋藏着"中国威胁论"的隐忧。     

毛泽东“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内涵及其实践效应

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提出的联苏抗美"一边倒"外交战略,内容深刻,决定性地影响了建国初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中国对外关系,使新中国在国际惊涛骇浪中站稳了脚跟,取得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无法避免的时代局限性.     

中国新文化的几个层面--段国超先生《鲁迅论稿》序(续)

中国新文化有三个重要的文化界面:外省文化界、京海文化界和跨国文化界.外省文化界中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多是间接的、文字的,平时的生活环境不是文化的,而是政治权力的或物质实利的.京海文化界中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接触不但是文化的,也是生活的.它在更大程度上超越了政治权力关系和物质实利关系的束缚,是一种纯粹的、精神的、人性的联系形式,但它不如外省文化界的地方,就是对"个人成就感"的重视.个人成就感一方面极大刺激了中国文化的再生产,一方面也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颗粒化、沙漠化.跨国文化界由国内研究外国文化或外国文学的知识分子及在国外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人成就感在跨国文化界的形成和发展中也起到了巨大制约作用.影响之一就是使跨国文化界表现为向单一文化靠拢,主要是向美国文化靠拢;影响之二就是当代世界文化的输入在起到解放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的同时,也逐渐强化了自己对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压迫力量,逐渐强化着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否定趋势,从而加强了他们与京海文化界和外省文化界广大知识分子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