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宪法学在清末的输入

一、日本宪法学在清末鼎盛的原因 日本学习中国文化的历史十分漫长,即使到了近代,这一过程仍未结束.一直到1887年,日本还曾将许多中国的汉译西方著作(如<海国图志>、<瀛环志略>、<万国公法>等)翻译成日文,通过中国来学习西洋文化.     

论晚清《公司律》出台的历史动因

公司及其内在的制度性因素不是中国本土的"资源".1904年<公司律>的出台是晚清政府在主动和被动之间做出的仓促选择.外国在华开办公司、华商附股、"官督商办"公司及其后的晚清商办公司的实践,以及相伴发展的近代公司制思想为晚清<公司律>的出台作了物质和意识上的准备.为振兴工商应运而起的公司企业的发展,急需晚清政府提供公司法律制度的供给.西方列强要求晚清政府出台与西方工商法律接轨的法律制度和晚清政府废除西方列强领事裁判权的愿望成为清廷出台<公司律>的直接历史动因.     

洋务时期赴欧船政留学教育及其影响

洋务时期兴起的赴欧留学基本上是以船政教育为特色的,从1875年到甲午战争时期,清政府共派遣140余人赴欧学习船政。洋务时期赴欧船政留学教育对中国近代早期造船工业、海军建设和海军教育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由于时代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其局限也是明显的。     

丁韪良与《万国公法》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所译《万国公法》 ,其翻译和出版是在总理衙门的积极支持下完成的。该书初版时间应为 186 4年而非以往所说的 186 5年。《万国公法》所传达的国际法知识很快被具有时代意识的士大夫们所接受 ,清政府亦在处理一系列外交事件中屡次引用国际法准则。《万国公法》所带来的近代国际关系准则 ,对晚清外交的近代化起过特殊的作用     

论太平天国对洋务运动的激发

洋务运动的特定形式、性质和结果,与发生在它前期的太平天国运动有密切关联。如果从时间的先后来评衡,我们应该肯定,太平天国农民是先于清政府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开始“洋务”活动的,当清政府执政官吏们尚在鄙视“夷人”,窥视西学时,太平天国就已因崇尚西方宗教开始与西方传教士乃至官方人士进行外交往来了。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太平天国开始是处于先进于清政府的地位。但是为什么太平天国没有成为近代中国洋务活动的主持者?终极原因是在于农民无法克服小生产者的弱点,不能建立长期的巩固的政权。太平天国因悲壮的失败而中止了在近代化道路上的跋涉,从而也使中国近代化开始的一个偶然机会丧失了。简又文先生曾说:“倘太平不亡,仁玕政策得行,则中国科学物质之建设,亦即所谓‘现代化’必提早一百年。”此语不无道理。虽然如此,但太平天国却激发了清政府进行     

经世致用与中国近代外交观念的产生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外交观念和方略都开始出现一系列变化，清政府逐步地以西方近代外交原则来指导清政府的外交实践。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门从事外交事务，1864年翻译出版了《万国公法》，1873年清政府首次接见外国外交官，1875年首次向外国派驻外文使团，由此逐渐实现近代外文的转型。近些年来，对于中国近代外交观念的变化，已有人开始关注①，遗憾的是，对于这一变化过程，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学界尚未进行深入的探讨。这里，笔者不揣冒昧，试图对晚清外交思想观念的演变过程作些探讨，以求就教于方家。     

论洋务企业的经营思想与管理体制

论洋务企业的经营思想与管理体制凌耀伦清政府洋务派在洋务运动中，创办了４０余个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开创了中国近代化之先河，其积极意义是不可抹煞的。但是，从洋务企业的经营管理与经济效益（包括社会效益）进行考察，洋务企业又是不成功的，或者说是失败的。笔...     

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的反思

学习西方,这是中国近代人们所极力探求的一个重大课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带着不同的政治目的,提出不同的学习两方的主张。回顾近代学西方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师技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洋务远动的兴起,是学西方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学习西人的科学技术。鸦片战争前,在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统治下的中国人,正如马克思在《鸦片贸易     

清代官修儒家经典版本述评

中国传统儒家经典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科举考试的必备教材,清政府曾多次进行修刻.清代对中国儒家经典刻印的官方版本主要有:<孟子>白文;<四书章句集注>和<孟子注疏>这三个大的系统.     

普丹大沽口船舶事件和西方国际法传入中国

近代国际法产生于欧洲。作为国家之间的法律,西方国际法随着中国和欧美国家的交往而逐步传入中国。自林则徐1889年在广州主持翻译瑞士滑达尔《各国律例》后,时隔二十余年,1864年又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几名中国学者的协助下将美国惠顿的《国际法原理》译成中文,取名为《万国公法》。这是第一部以专书出版的比较完整的西方国际法著作中译本。它由清朝中央政府出资刊印,在近代中国政界、外交界和知识界广为流传,影响较大。本文不拟对《万国公法》成书得失和影响作全面探讨,只想着重介绍一下,丁氏初译《万国公法》之时,清政府如何采用该书包含的有关国际法原则,处置1864年普鲁士公使李福斯在大沽口中国内海扣留丹麦商船事件。这是目前有案可查的、西方国际法传入中国后由中国政府自觉采用国际法原则处理中外交涉事件的第一回。事件本身虽然并不复杂,但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却自有其研究的特殊意义。     

列强与1923年中国《商标法》之颁行

根据1902年的中英商约和1903年中关、中日商约规定,清政府于1904颁行<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对各国商标进行立法保护.但各国表示不满意,向清政府和民国政府不断提出交涉,要求修改.1923年5月3日中华民国政府颁行<商标法>,各国起初仍不满意,经过与民国政府多次交涉,各方均做出一定让步,至1926年底各国最终承认<商标法>.中国<商标法>的颁行是中国与列强长达20余年的斗争和妥协的结果,其中也交织着列强各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列强各国承认<商标法>,使中国政府对中外商人的商标进行保护有了法律依据,便于解决各国之间和中外之间的商标纠纷,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论洋务时期的行政机构变革

一、洋务时期行政机构的变革洋务运动时期 ,面对千古未有之变局 ,清政府不得不对原来的行政机构进行一些调整和变革 ,以顺应时代潮流和现实发展的需要。这主要体现在先后设置了一批与新形势新情况密切相关的外事机构和军事机构上。下面择其要者 ,分别予以说明、介绍 ,以便于概览此时期行政机构变革的大略情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应付和办理夷务的专门机构于 1 86 1年设立。其官员编制仿照军机处办理 ,设有大臣和章京两级。内部组织由司务厅、清档房及英、法、俄、美、海防五股组成。设置总理衙门的初意是办理外交事务 ,但随着洋务新政的…     

论洋务时期中国人的国际政治观念

本文认为,洋务时期随着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迫使下,走进与世界各国对话和交流的行列,也使中国人的国际政治观念有了新的进展,其主要表现为纵论国际局势和关注国际公法.期间出现了“春秋战国”论,即援引春秋战国的历史成例,借此对照和说明新世局;多角度地议论国际问题,即从世界通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角度和以“均势”原则分析评论国际问题,以及从某国领导人的变动评析国际时事等.这些标志着中国人开始揖别华夷为核心的“天朝”观念,在新的世界格局中重新为中国定位,努力谋求中国振兴的思想过程.     

京师同文馆与西方科技知识在华传播

京师同文馆作为晚清重要的新式教育和科技传播机构之一,其所翻译和编写的科技书籍,为洋务时期西方科技知识的引入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书籍较系统介绍了引入中国的较为独到的科技内容,成为连接西方科技在中国传播从简易转向专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从而使京师同文馆在西方科技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古巴华工案与晚清外交近代化

从<北京条约>到<中西和好贸易条约>的签订,从陈兰彬使团的派出到<会订古巴华工条款>的签订,以及向古巴遣使设领等,晚清政府海外华人政策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被动到主动的过程.与此同时,在处理由华工问题而引起外交纠纷时,清政府也开始采纳近代国际关系中的行为规范,步入外交近代化历程.     

李鸿章洋务教育活动简论

认识李鸿章的洋务教育活动,必然涉及对整个洋务教育的评价。然而,国内外史学界对此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苏联史学家齐赫文斯基认为清政府是在“‘自强’政策范围内为其陕隘的目标培养现代技术人材,以满足军事工业和官僚机构对外往来的需     

《盐铁论》引书用书与西汉昭宣时期文学演进

<盐铁论>的引书用书材料丰富,其对<诗经>的引用,不仅可见出当时已有与今本<诗经>基本一致的传本,而且可窥见<诗经>在当时的传授情况及其引发的文学观念问题.其对屈原与楚辞的解读,体现了昭宣时期士人对人生际遇的思考,深化了汉初以来的文学不遇主题.<盐铁论>的引用书,还透露了<古诗十九首>中个别意象和诗句在昭宣时期的生成演进信息,以及宗经征圣的文章写作模式在昭宣时期的发展演进情况.这些在汉代文学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值得重视.     

洋务运动时期的思想论争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与顽固派、改良派围绕“要不要学习西方”和“怎样学习西方”进行了激烈的思想论争,论争及洋务运动的实践促进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的觉醒与社会的进步。此外,洋务派兴办的洋务学堂对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也有着重要影响。     

论洋务时期中国人的世界市场意识

“今之天下,一通商之天下”及“中外通商有益”论等命题的问世是洋务时期中国人世界市场意识形成的基本表征.洋务时期中国人世界市场意识的基调是:振兴国内商务、参与国际竞争.围绕着国内市场的振兴,洋务时期的中国人在参照国际市场体制的基础上畅言机器生产拓利源、号召集聚资金兴工商、呼吁重商护商求富强,并提出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建设性措施.与此同时,洋务时期的中国人也积极鼓动开展出洋贸易,开拓国际市场,并在多方面揭橥了商人素质近代化这一时代课题.世界市场意识是洋务时期中国人世界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力推动了以求强、求富为中心的洋务自强运动的开展.     

清政府"新政"时期基督教政策的嬗变

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在沿用以往对基督教的宽容政策的基础上,以"辑和民教"为基本出发点,对基督教政策作了部分调整.这些政策变通多少弥补了传统基督教政策的不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和清政府的妥协态度,这种修修补补的应对之策不可能给清政府带来真正的"辑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