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西南之"徼"与"徼外"夷——从文献记载看史家对西南夷人群的区分

本文通过对汉代西南夷史料的对比和剖析,指出"徼"和"徼外"在<史记>、<汉书>、<华阳国志>、<后汉书>诸文献中具有特定的使用场景和内涵,而且与<史记>、<汉书>、<华阳国志>诸书相比,随着史家对汉代西南夷人群状况的深入认识,<后汉书>中"徼外"一词的涵义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成为区分西南夷不同部落人群的重要标识.     

《汉语大词典》错解《史记》例句一则

<史记>是<汉语大词典>引用书证的重要来源.<汉语大词典>"定"下义项⑧下引<史记>为首例……     

唐末周昙、胡曾诗的《史记》渊源解析

<史记>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精神在唐末颇受诗人瞩目,尤其是咏史诗,更以其"咏以永其言"凝聚了唐末诗人深沉的<史记>情结.周昙、胡曾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两位.他们皆善咏史诗,本文通过对他们诗作<史记>渊源的解析,探求了唐末诗人的<史记>情结.这种<史记>情结正是对<史记>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史记>精神和魅力的历史见证.     

《史记》“互见法”再论

<史记>叙事首创"互见法",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然而,今人在嘉许<史记>"互见法"首创价值的时候,对部分互见文字的真伪要谨慎,还应看到<史记>"互见法"体系并不完备,<史记>"互见法"的运用还不很自觉,特别是"互见法"对于今人还原<史记>"一家之言"的哲学真相有很大的干扰.     

秦汉"酒徒"散论

"酒徒"称谓可能最初出现于战国阶段,而秦汉时期以"酒徒"自称者曾经有突出的历史表现.如<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记述"高阳酒徒"郦食其故事最为著名.<汉书>记述郦食其自称"狂生".所谓"狂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作<史记>"酒徒"的一种解说.司马迁笔下记录的酒宴场面,可见反映"酒徒"生活的具体情状.秦汉时期"酒徒"的社会形象,似乎并不光彩.<论衡>说"酒徒非圣人",<潜夫论>亦批评"酒徒无行之人".<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可见"宿猾、酒徒、戏客"并列,"酒徒"身份与"不义""不轨"行为相联系.孔融有关"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的说法,则提示了汉末又一次面临乱世时,开明士人对"酒徒"评价的微妙变化.而魏晋之际名士好酒风习一时盛行,或许也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历史文化脉流的延续. ".所谓"狂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作<史记>"酒徒"的一种解说.司马迁笔下记录的酒宴场面,可见反映"酒徒"生活的具体情状.秦汉时期"酒徒"的社会形象,似乎并不光彩.<论衡>说"酒徒非圣人",<潜夫论>亦批评"酒徒无行之人".<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可见"宿猾、酒徒、戏客"并列,"酒徒"身份与"不义""不轨"行为相联系.孔融 关"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的说法,则提示了汉末又一次面临乱世时,开明士人对"酒徒"评价的微妙变化.而魏晋之际名士好酒风习一时盛行,或许也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历史文化脉流的延续.     

《春秋》《左传》再平议

刘知几<史通·惑经>篇分"十二未谕"、"五虚美",提出四十馀条证据指出<春秋经>是一部"真假不分,是非相乱"、"理乖惩劝"、"厚诬来世"的秽史,表现了一位富有良知的史学家的卓识.但由于刘知几误解了<史记>中司马迁的有关记载,误信了班固在<汉书>中的有关记载,仍然认为<春秋经>为孔子所作,这就值得商榷了.其实.只要深入探讨<史记>、<汉书>中有关记载以及相关史料,便可以看出:<春秋经>决非孔子所作;<左传>亦决非左丘明所作,其作者应是孔子.     

《史记·秦本纪》"新城"注释辨正

<史记·秦本纪>中"新城"条,张守节引<括地志>对它的注释有误.张注新城又名小平城始于北齐.且不在太原郡;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对比、属县的变迁和与其相关的"榆次"和"狼孟"等进行辩正,认为<史记·泰本纪>中"新城"当在今太原附近.     

关于《史记》与《春秋》关系问题的几点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史记>继承了<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精神,司马迁是以孔子第二自居的,故<史记>是第二部<春秋>.这种现点的偏差在于:既没有考虑到春秋与西汉两个时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巨大差异.也没有顾及到司马迁与孔子千差万别的个人经历.孔子对春秋"乱世"无能为力而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通过"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来达到"祖速尧舜,宪章文武"之目的,其着眼点在来世;而司马谈发凡起例的<史记>之创作目的一为"宣汉",二为整合学术,为西汉统治者"献治安策",以适应西汉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其着眼点在当世.     

从《史记评林》看明代文人的叙事观

<史记评林>诸家评点中"文章之法"与"叙事之法"两种批评焦点的并行运用,或可被视作叙事文学批评史上从传统的"文章之法"向"叙事之法"转变的过渡性特征.它后来发展成为金圣叹、毛纶及毛宗岗父子、张竹坡那样较为成熟的"叙事之法".其中对于<史记>"正体"、"变体"之分判,体现出明代评点者对于叙事文文体性质的关注,亦显示出他们对于何为"正体"、何为"变体"有着自觉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在此"正"、"变"分判中,确立了传统叙事文写作之典范,此为明人评点<史记>在文学批评意义上的重要贡献.由于这样的发现和关注,<史记>作为传统叙事文之典范,其文学性质及意义得到了有效的彰显,同时也丰富了我们对<史记>所代表的中国叙事文学传统及其性质的理解.就这一点而言,<史记评林>在传统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论司马迁《史记》文史张力的审美价值

运用西方文艺学的"张力"理论,对<史记>的文学性和历史性进行深入分析,旨在探究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之文史张力的审美价值.这一价值主要表现在,实录与虚构的张力,让历史记述具有审美化意蕴;理性与感性的张力,让情感产生共鸣;肯定与否定的张力,以批判性突破中和审美.     

以"重建日常生活的尊严"为诗学的最高境界--论于坚的诗

本文以于坚近二十年的诗歌创作实践和诗歌理论思索作为研究对象 ,分析其诗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历程及其内涵。本文从三个方面考察于坚的诗学思想 :口语式语言的有效运用 ;着力塑造都市平民形象 ;以“重建日常生活的尊严”为诗学的最高境界。     

略论历史上的禹和大禹崇拜

夏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忘我精神,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成为公而忘私的典范,其本人也受到了历代人民的无限崇拜.由于夏朝无文字记载,故对于历史上有无夏禹其人,学术界一直有争论.考究<尚书><诗经><史记>和<论语><孟子>等有关史籍的记载,可以肯定地说,历史上确有夏禹其人,而所以出现种种矛盾的记载,与受传说的影响和将其他治水英雄的事迹也归入到禹的身上有关.后人崇拜大禹,除禹治理水患,造福百姓这一根本原因以外,还与后世儒家为了替自己的学说寻找理论依据及劝说封建帝王推行仁政而着意推崇和拔高有一定关系.     

庾信与“徐庾体”的关系

“徐庾体”是诗文并指的文体概念，它一定程度地促进和激励了庾信文学创作上的艺术追求，客观上奠定了庾信“集六朝之大成”之文学史地位的基础。“徐庾体”的创作规范养成了庾信深厚的艺术底蕴，所以，当庾信的生活环境、思想感情发生变化时，他才能创作出撼动江关的暮年之作，才能成功地将北方的文学风格融入自己原有的南朝文学风格中，使它们相得益彰，从而创造出使后代人推崇备至、影响深远的作品。这样，庾信则又由于“徐庾体”奠基之功，使他在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造成超越“徐庾体”的事实：集六朝之大成，启唐人之先鞭。     

余华论

余华以其富有创造性、超越性的写作成为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这一个”。他对文学意义的回避与探询构成了写作理想和文本实践的矛盾,从叙事法则和策略上进行“精神真实的奇想”以及以“寓言式写作”建构文体形式都使得余华的小说世界在文学的“变”与“不变”之关系参照中获得价值。     

余光中与翻译

余光中 ,这位“火中的凤凰”、“望乡的牧神” ,以其标签之作《乡愁》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他不仅是一位造诣颇高的诗论家、散文家、文学家 ,在翻译方面也颇有建树 ,其译论对翻译实践很有帮助。笔者通过梳理和总结 ,把他的译论总结为四个方面 :( 1 )变通的艺术 ;( 2 )译中“无我” ;( 3)诗性翻译 ;( 4 )善性西化 ,以帮助人们重新认识余光中对翻译的贡献。     

韩愈与佛教

论题对韩愈与佛教之关系的三个方面作一分析和说明:1.韩愈作为中唐儒学复兴的主将以排佛著称,但他所倡导的儒学思想则可以说是在佛教思想的刺激与启发下逐渐形成的;2.韩愈是以其特有的原则和方式来与有文才的僧侣交往的;3.韩愈对僧人大颠修养境界的推崇与折服,既在于他是一无身心修养的文士,又在于他对儒家思想只停留在粗浅的认识上,并未能真正去关心和推进儒学自身的理论建设。     

余英时历史哲学思想钩玄勒要

余英时,当代海外新儒学代表之一。余通史、通儒,喜论中国文化史之短长,其著述偏重于＂窄而深＂的史学专论。余对起于＂五四＂运动并延宕至今的片面强调科学作用的思潮颇不以为然,认为当代中国片面地以科学为尊,而忽略了人文之德。由此,他提倡一种轻＂天道＂重＂人道＂的人文史观。其游学美国多年,智识背景及思想观点与大陆学者迥异,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以＂求同存异＂之眼观其文化史观之大略。     

川端康成与郁达夫

川端康成和郁达夫是中日两国的著名作家。他们在家庭生活、个人情感生活以及文学创作理念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都有很多相似之处。川端康成和郁达夫创作上的这种相似性表明中日文学之间是存在着紧密联系的。     

关于韩愈待命郴州的几个问题

德宗贞元末,韩愈贬阳山,旋因政局变化而待命郴州,考证而得韩愈于贞元二十一年的七八月之交至九月二十日之间待命郴州。考察韩愈《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中“州家申名使家抑”诗句,韩愈待命郴州长达80余日的逗留,应是受到了湖南观察使杨凭的压制与阻扰。这主要是因为韩愈是永贞党的反对派,政治上的分歧使韩愈、柳宗元关系蒙上了阴影,而杨凭亦是柳宗元之岳父。韩柳关系上的变化,使待命郴州后的韩愈在创作上也发生了变化。